尕日塘秦刻石： 叩问黄河源头的秦时明月
青海日报融媒体记者 鲁东 贾泓
当我们叩问黄河源头的秦时明月，一方沉睡千年的刻石，正为理解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基因与当代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历史注脚。
尕日塘秦刻石。侯光良供图
2025年9月15日，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北岸的一处刻石被正式认定为秦代刻石，并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这块古老石头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成果，它不仅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更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字、书法及地理意义，系统解码了秦朝“书同文”这一塑造文明底色的伟大实践。
补史之缺，
重塑民族交融的早期记忆
尕日塘秦刻石全文共37字，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这段不见于《史记》等任何传世文献的文字，具有极高的“补史之缺”的史料价值。
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五大夫翳率领方士团队前往“昆陯”（昆仑）采药的官方行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它补充了秦始皇期盼长生久视，四处派人寻仙采药的史实素材，同时破除了以往认为秦始皇派人寻仙采药只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观念。从尕日塘秦刻石和《里耶秦简》综合来看，秦始皇派人寻仙采药是全国范围的，并不只限于东部沿海。
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铁证。秦帝国西疆原本止步于陇西郡，其外便是羌人活跃区域。五大夫的采药车队能够深入黄河源头，很可能得到了沿途众多羌人部落的协助与支持。这生动反映了秦王朝与西部羌人部族的深度互动，将中原与青藏高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大幅前推，为唐蕃古道等高原交通网络的形成奠定了早期的历史基础。
“书同文”，
文化大一统的边疆回响
2020年7月5日青海师范大学科考队成员在现场观察石刻。 侯光良供图
在书法艺术层面，尕日塘秦刻石是秦朝“书同文”政策超越政治管辖边界、产生广泛文化辐射力的最佳范例。
刻石上的37个字，文字风格统一，属典型的秦篆（秦小篆）。专家通过高精度信息增强与微距摄影技术分析发现，其刻制采用了秦汉时期典型的“平口刀法”，斜方直接入石，具有显著的“因形布字”特点（即根据岩石天然的形状来布局文字）。书法气息高古，字体圆中寓方，章法规整中见参差，甚至隐隐展现出隶变的开端。
刻石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语言文字演变的活化石。尕日塘秦刻石的用词造句，高度符合秦代统一后的语言习惯与官方规范。
例如，刻石开篇使用“皇帝”二字，而非“王”或“帝”，严格遵循了秦统一六国后更改的名号制度；文中表示“抵达”时使用了“到”字而非古文中更常见的“至”字，这与大量出土秦简牍中“到”字使用频率远高于“至”字的规律完美契合；而“昆陯”的“陯”字使用了极为罕见的软耳偏旁（阜部），这与《里耶秦简》中的写法如出一辙。使用介词“以”来引介时间（“以卅七年三月己卯”），也是典型的秦简行文特征。
尕日塘秦刻石的存在表明，标准化的秦篆不仅通行于中原郡县，更随着国家使团的脚步，被深深刻印在了遥远的雪域高原。这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更是文化认同与大一统国家意志的宣示。
矗立河源，
实证早期中国的疆域视野
“河出昆仑”是深植于中国古人记忆中的古老地理观与神话信仰。在尕日塘秦刻石被确认之前，学术界对于秦朝人的地理认知与活动范围，往往局限于史籍所载的“西至临洮、羌中”。然而，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彻底突破了传统文献对西部地理的模糊描述。
这处刻石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扎陵湖北岸。经科学测算与历史地理学印证，秦代使团从“秦都”咸阳出发，历经千余里跋涉，克服了高寒缺氧的极端自然环境抵达此地。刻石中明确记录了“车到此”的信息，这证明了早在秦代，中原先民的探索足迹就已经深入到了青藏高原腹地的黄河源头区域。
它不仅证实了中原王朝对于黄河源区、昆仑山所在方位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更表明新生的大一统国家已经将影响力扩展到了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探寻地理极限与国家疆域认知的伟大实证。
站在今天回望，我们透过尕日塘秦刻石叩问黄河源头的秦时明月，用“石语千年”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它所承载的昆仑精神与文化认同，正与当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题形成深刻呼应。保护与解读好这方刻石，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
封泰山碑： 存世最久的帝王颂功碑
大众日报记者 卢昱
秦泰山刻石——清道光拓十字整纸本。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从公元前220年到前210年五次巡游于秦境，在巡游路上群臣为歌颂其功德、昭示万代而所刻之石共有七处，从刻石时间上排列分别称“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之罘刻石”“琅琊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也统称“秦七刻石”或“秦七碑”。
秦七刻石分布于东方沿海地区，这些刻石的文字规整典雅，内容主要颂扬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德，是秦朝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更是研究秦朝政治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秦七刻石的设立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它们矗立在东方六国的核心文化区域，向天下昭示秦朝统治的合法性和永久性。刻石上的文字虽然是歌功颂德之词，但其规范的小篆字体本身就是文化统一的标志，体现了“书同文”政策的实施。
在秦七刻石中，存世最久远的秦刻石是泰山刻石，又称泰山刻石、封泰山碑、李斯碑等，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此刻石原分为两部分：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共144字；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广狭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两刻辞均为李斯所书。
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在位十一年，五次出巡，公元前219年第二次的路线为东巡。从《史记》上看，路线是从西向东巡游，秦始皇先登泰山后登之罘山，又登琅琊台立石记功。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是“秦七刻石”中现今仅存世的两块刻石。从时间上看泰山刻石早于琅琊台刻石。秦泰山刻石不但是泰山2516块刻石中最早的刻石，也是当今存世最久远的帝王颂功碑。
在历史上，秦泰山刻石可谓历尽波劫。北宋刘跂是历史记录中最早对泰山刻石进行详细考察的人。据宋朝刘跂《学易集·泰山秦篆谱序》记载：“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砻。……盖四面周围悉有刻字，总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从西南起，以北、东、南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
刻石初刻的立石之地，据传在今泰山岱顶无字碑南下的去封号碑亭处。在明正德五年（1510年）以前，有记载刻石仍在原址。明嘉靖以后，刻石被移置到碧霞祠西墙外的玉女池旁，嵌于“斯碑岩”上，万历年间又移于碧霞祠院内。清乾隆年间碧霞祠遭遇火灾，此后刻石失踪。嘉庆二十年（1815年），泰安知县汪汝弼在一老石匠的帮助下，在玉女池内寻得残石两块，嵌于东岳庙西侧的宝斯亭内。
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岳庙在暴雨中塌毁，宝斯亭被砸毁，时任知县徐宗干差人在瓦砾中寻到，移于山下岱庙，嵌于雨花道院墙壁内。光绪十六年（1890年），秦泰山刻石在岱庙被盗，知县毛澄全城追缉十日后被发现于仰圣门北关桥下。1910年，知县俞庆澜在雨花道内建环咏亭一座，将刻石砌于其内。1930年，环咏亭因战乱被炸毁，刻石又被移于东御座院内的碑亭。在多次迁移中，刻石被凿削、火烧、坍塌、水淹、风雨侵蚀、炮击，已残破不堪。1979年，重建碑亭时安装了玻璃罩予以保护。
现秦泰山刻石仅存十字，其中“臣、去、疾臣请矣臣”七个字尚且完整，而“斯昧死”三个字已不甚清晰。现存历代《泰山刻石》拓本，以明代无锡人安国所藏宋拓二本为最早：一本计存165字，于1940年由日本人中村不折购自北京晚翠轩；另一本存53字，两拓本现均存于日本。
《泰山刻石》在书法史上，上接《石鼓文》之遗绪，下开汉篆之先河，是中国古文字的最后阶段。观其书法，以秦小篆书写，字形工整匀称，平稳端严；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结构左右对称，横平竖直，外拙内巧，疏密适宜，疏密匀停，雍容渊雅，有庙堂之概。
秦泰山刻石以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美妙的书体文字，为历代史家学者、文人墨客所珍爱。《岱史》称：“秦虽无道，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书法世莫能及。”清代王家榕赞曰：“零星两片石，卓越二千年。体变周宣后，功垂汉武前。”鲁迅先生认为，秦泰山刻石“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