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党的地下工作，原本就是由一群无名英雄来完成的。
他们传递情报，为抗战前线运送人员、物资，在不为人知的隐蔽战线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很多人的一生，也在隐蔽的战斗中隐入烟尘。
甚至连他们的子女后人，也只得在历史的碎片中打捞、拼凑前辈的印记。
时间像利刃。原本隐秘而尘封的往事，在岁月的冲刷下变得更加了无痕迹。
我们遍寻上海那些发生在地下战线上的故事。
却发现，能带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的人、事、物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
此刻，没有什么比记录那些珍贵，来得更重要了。
李白孙子李立立——
过节爷爷带奶奶去商场看橱窗，“我们看过了就算吃过了”，剩下的钱上交组织
32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求证，当年66岁的裘慧英再次回到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内心作何感受。
这里是裘惠英与丈夫李白曾一起生活了3年的地方，是地下党员李白最后开展秘密电台工作的地方，也是烈士李白最后一次被捕的地方——
1945年，他返回上海重建电台，搭起上海地下党同党中央的通讯桥梁，直到1948年特务破门而入……
如今，这座砖木结构的三层小楼几经修缮，挂上了“李白烈士故居”的牌匾。
李白烈士故居
走在吱呀作响的木质楼梯上，李白的孙子李立立向我们诉说当年的故事。
1937年深秋，红军报务精英李白奉命潜入上海建立电台。
多次死里逃生的险情让组织意识到，必须选派一名同志与李白假扮夫妻，才能更好伪装身份。
当组织第一次找到裘慧英，她自然不答应：
一个女孩子家，不到23岁，恋爱都没谈过，直接要和不认识的人同住屋檐下，“传出去了要被人家骂伤风败俗的”！
但是，为了党的事业，她终究答应了下来。
挂在屋里的假结婚照上，“夫妻”二人肉眼可见的疏离。
李白与裘惠英的“假结婚照”
起初裘慧英并不清楚李白的底细，也不知道每天晚上偷偷摸摸抱着收音机出房间所为何事，没多久就闹了情绪：
“我是来干革命的，不是来做李太太的，你却天天叫我跟邻居打麻将！”
李白这才坦白身份。
自此，裘慧英开始全心全意协助李白。
酷暑难耐，她在一旁摇扇；寒冬腊月，她为李白搓手取暖。
朝夕相处中积累了感情，“假夫妻”正式结成真伴侣。
重新走进照相馆拍结婚照，他们终于可以相互依偎。
表面是“城里少爷”，实际上却节衣缩食。
李立立说，爷爷常带奶奶“兜马路解馋”——
“逢年过节，就到商场看看橱窗里摆的食品，跟奶奶说，我们看过了就算吃过了！”
节省下来的经费，都上交了组织。
1942年的一天，李白深夜发报时，日军破门而入。
他从容收起线圈，使敌人误判电台“只能发报，不能收报”。
从日军的宪兵司令部，到大名鼎鼎的汪伪特工总部“76号”，老虎凳、拔指甲、电击……酷刑轮番伺候。
敌人甚至让裘慧英看着丈夫受刑，想击垮他们的意志，夫妇二人却始终没有吐露半点秘密。
“电台重于生命”，李白前后3次被捕，最终牺牲在上海解放前夕。
红色的电波穿越时空，永不消逝。
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三楼
盛慕莱外孙张黎光——
散尽家财为前线送人员物资，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原来外公是镇上的富裕人家
盛慕莱旧照。后人提供
张黎光出生的时候，外公盛慕莱已经牺牲了将近7年。
但血缘是个神奇的事情，两人的鼻子、嘴长得神似。
张黎光后来年纪大了，翻出外公牺牲前的照片，更觉有说不出的联结。
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回想起小时候外婆、妈妈带着他去给外公扫墓。
“每次磕头的时候，我都懵懵懂懂。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做过什么。”
但现在，盛慕莱的一生，在这个从未谋面的后辈口中，那样具象。
那是一个富家子弟与世俗既定的人生道路决裂的故事。
1908年农历四月的一天，黄渡镇经营油坊生意的盛家，喜事临门。少爷盛慕莱出生了。
始建于清朝同治十年的盛家老宅几经扩建，此时已颇具规模，北面沿街，南面临吴淞江。
“据说黄渡镇上好几条街都是外公的产业。” 张黎光说。
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分校毕业后，盛慕莱做过黄渡镇第一国民学校校长，后又被推举为黄渡镇镇长。
自始至终，他的身边都有一批为正义事业奋斗的热血青年。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
漫天的枪炮声，传到黄渡镇已十分微弱，但足以震碎盛慕莱的心。
他怎么也想不到，昨天还是锦衣玉食，如今真到了国之不存的地步。
他能做些什么？
1938年11月，在淞沪、苏南地区被日军侵占后，为了发动民众抗日，新四军组建了“江南抗日义勇军”。
苏南本是鱼米之乡。但自从被日军侵占后，尤其是日军在军事上不定期地进行清乡扫荡，并禁止贩运任何生活用品到抗日根据地，当地的条件变得艰苦。
几经辗转，新四军联系上了长期有进步思想的盛慕莱。
他们希望能建立一条秘密的“地下交通线”，长期为前线输送所需的物资，打破日军的封锁。
盛慕莱没有犹豫。
应允后，他转身做的第一件事，是变卖一部分房产和田产。
购买物资需要钱，尤其是在当时采购医药用品、通讯器材、五金材料、钢铁等军用和民用物资，几乎都是天价。
更不易的是把这些东西运送出去。
起先运输用的是木帆船，吨位小，速度慢，还常常遇到日伪军的检查和土匪强盗的拦路抢劫。
为了提升运输效率、减少损失，盛慕莱砸进更大的投入，通过内线关系买通了3艘千吨级的德国籍货船。
彼时，德日意组成轴心国，彼此对对方的货船免检。
许多封锁时期的“违禁物品”自此大摇大摆进入新四军根据地。
用于伪装身份和采购物资的开销像流水一般。
终于，盛慕莱不得不将妻子的嫁妆也尽数搭进去。
没人算得清盛慕莱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妻子后来回忆，抗战胜利以后，整个盛家只剩一幢年久失修的旧房子。
他甚至连件首饰都没有留给子女。
盛慕莱的大女儿，张黎光的母亲，十八九岁失去父亲时，手里只有父亲留下的钢笔、指南针等零星的办公用品。
毫无疑问，盛慕莱奉献的，是他的一切，包括生命。
他最后留给两个女儿的一句话是：我最近工作忙，不能常来看你们，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
随着一声枪响，他倒在了上海解放的三天前。
刘燕如外孙女任春——
外公决绝地选择把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上海解放”的纪念日子
《51号兵站》“小老大”原型，百岁老人刘燕如。资料库
2017年5月27日，老刘在上海瑞金医院安详地走了。
周围人都说，以当时他的身体状态，如果认真吃药，是完全可以更长寿的。
他走在了他100岁的时候。5月27日，是“上海解放”的纪念日。
一个颇具深意的细节是，在他去世的前几天，老刘不住地问身旁的护工阿姨，还差几天到5月27日？
护工纳闷，却没放在心上。但到了这天，当她发现老刘时，他走了。
老刘外孙女任春后来回忆，这巧合中带着刚烈。一位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做过地方工作，离休之后仍撰写了百余万字中共党史文章的老革命，决绝地选择把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上海解放”的纪念日子。这是，他自己赋予自己的“意义”。
老刘的全名，刘燕如。1961年上映的一部电影，《51号兵站》，他是主角的原型人物之一。
几十年后的一天，他曾与电影里饰演男主角的梁波罗相遇，紧紧拥抱。而连接他们的，是一个关于抗战时期地下党帮助新四军前线运输物资人员的故事。
临走之际，刘燕如同志激动地与梁波罗先生拥抱、告别。资料库
刘燕如践行了这个故事，梁波罗演绎了这个故事。
“但外公从来不讲这段历史。”很后来，在任春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身边才有人告诉她，你外公就是这个电影里的主角“小老大”。
任春向外公求证。刘燕如只说，电影里说的“从敌人眼皮子底下新辟出一条运输的水路”，“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但这个人物是地下党人集体的形象。”
他不去讲自己是谁，对以前的事情也只有只言片语的感悟。比如，他会跟外孙女说起以前的做地下党时的朴素经验。“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个行业的人都要团结。”
在瑞金医院的病房里，大家都喊他老刘。医生护士或是别的病人来了，他还会与人分享些巧克力、糖果。“这是他从做地下党时就养成的习惯。”
他说，有时候走在路上的一个小烟贩、小报童，很可能会因为平日与你交好，或觉得你待人不错，多一句嘴提醒你街角有个可疑的身影，结果就能救你一命，或者保护一个地下联络站。
在他的青春岁月，战火纷飞。每天一睁眼，很可能要面对的就是一个熟悉的革命同志牺牲了。他说，每个活下来的老同志，都非常不容易。
晚年时，一些老同志的后代来家里时，他总是像做一场仪式般把桌布铺平整，摆上茶水、点心热心招呼，如同和他们的长辈们重逢。
而他的桌台上，则永远放着书。即便住院的时候，除了随身衣物，还有一个小箱子专门用来存书和党史资料。直至耄耋，他从未松懈，生活的重心还是围绕着坚持书写他经历的、党的历史。在他心里，党的事业是一辈子的事业。
每每任春去看他，他也总是在伏案写字或看书。多年以后，任春还会时常回想起一个画面：
夕阳穿过病房的玻璃窗，落在洁白的床单上。一个佝偻的身影，拿着一个用旧了的放大镜，凑在与书本不能更近的距离，顺着文字的方向，缓缓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