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寻迹上海”报道组多路并进，从不同视角探寻上海抗战印迹。第三路报道，我们将镜头拉升，俯瞰上海各界群众的抗战全景，探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后的精神力量。
现在，如果来到宜昌市乘坐三峡游轮，轮船开动后不久，广播里便传来一段沉稳的声音，将乘客的目光引向岸边那片绿树掩映中的“宜昌大撤退纪念园”。那里不仅是一处静默的园区，更是一段民族救亡史的凝固缩影。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宜昌发生了一场对抗日战争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1938年宜昌大撤退。
抗战爆发以后，上海民营企业家纷纷集议，举厂内迁。拆迁的企业除一部分北上西安，南下长沙、广西、云南外，大部分西去宜昌，到达重庆。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接近尾声，日军步步紧逼，宜昌作为长江中上游的咽喉要道，囤积了大量从上海、南京等地运来的军工物资、民族工业设备，也聚集了数万名难民和西迁的学校师生、科研人员。
一旦宜昌失守，中国的抗战后方将失去重要的物资支撑，民族工业的命脉也可能就此断裂。
在日军达到宜昌之前，将这些物资抢运到重庆，成为事关民族危难的关键。
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长江上最大的船运公司，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兼总经理卢作孚临危受命，带领员工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生死大转移。
1938年10月，卢作孚飞抵宜昌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大撤退事宜。
24艘轮船、2000余只木船，冒着敌机的轰炸，来往穿越汹涌的长江三峡激流险滩上——将沿海地区搬迁来宜昌的机关团体、科研院校人员和珍贵文物运送入川；将涌到宜昌的难民、难童运送入川；将代表当时国家民族工业的精华的近十万吨兵工、航空、重工、轻工设备器材抢运入川——赶在长江枯水季到来之前，抢在日军侵犯之前，全部安全运送到大后方，实现了“宜昌大撤退”的奇迹。
早在抗战期间，人们就将它比如同一时期在欧洲战场发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大撤退其紧张程度与敦刻尔克撤退无多差异，甚至更加艰苦、惨烈。
被称为战争史上最伟大撤退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整个英国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是由宜昌民众和实业家卢作孚的民营船运公司实现，能够及时、圆满地输运如此多人员和物资，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极为罕见。
长江“咽喉”严重阻塞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在中日军队决战失利之际，做出全局退却的部署，四川成了大后方，重庆则是国民政府驻地。
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后，华北、华东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千百万难民离乡背井、扶老携幼，纷纷踏上西进入川的道路。
从1937年底，沿长江向大后方涌去的人流，装运西迁厂矿设备的物流，源源不断来到宜昌，在长江三峡的大门前堵塞着，等候乘上一艘能穿越三峡险道的船舶，运送他们进入四川。
宜昌位于湖北省西部，上接巴蜀，下引荆襄，扼守着长江三峡著名的西陵峡的峡口，是长江航线的一个重要转运港，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川鄂咽喉。
转运到宜昌的难童、学生登轮西迁。
当时，进入四川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入川惟有水路。而长江在这里被三峡卡住了脖子，跑川江的船，构造和马力都有所不同，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逆江而上，所有人员和物资都必须在宜昌换船中转。
1938年武汉危急时，堆积宜昌的军用器材、各厂商的机械、原料、内迁学校的设备等物资总数达30万吨以上。几乎全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精华都集中到了这里。
这批物资与抗战的命运紧密相连，一旦遭受损失，后果十分严重。如何将滞留宜昌的物资快速转移，抢运至大后方，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运输任务。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宜昌亦成危城。放眼望去，宜昌城内“遍街是人，遍地行李”。因担心敌机空袭和敌军进攻而人心惶惶，人人都在争先恐后抢购船票以期早一分钟离开。这里仿佛变成了一个大仓库，沿江数里全部堆满了各种亟待入川的物资。
当时，长江中下游运输以招商局轮船为主，长江自宜昌以上的港口可供应用的船只，以民生公司为主，协同其他航运公司。民生公司地处抗战后方，船舶保存较多，成为长江运输的主力，在极端困境中扛起抗战运输的重任。
1938年1月1日，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负责统一调度指挥长江上的一切民用船只。
爱国实业家、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卢作孚先生肖像。
前有川江天险，后有敌军推进，所有的人员、物资必须赶在前头迅速运走，然而滩多流急船只又小，运输能力被限制，无法及时撤运人员和物资，各单位人员又竞相争抢船只，宜昌变得混乱不堪。
在宜昌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中，我们看到了大撤退期间多份发给民生公司总经理、大撤退总指挥卢作孚索要船票的电报。在卢作孚写作的《战时运输中最紧张的一幕》记载着当时的混乱，“各个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互相责骂。”
船少人多，在宜昌城里，拥塞的候船者和堆积如山的货物，成为一道史无前例的难题。
1938年1月13日的《宜昌怡和洋行关于装运故宫博物院古物致宜昌交通银行函》（宜昌市档案馆馆藏）
最紧张的40天
现在宜昌的三斗坪码头，每天迎接着上万名乘坐“两坝一峡”游船的游客，岸上是各式各样的饭馆和旅游大巴的停靠站。三斗坪镇地处长江西陵峡中段南岸，是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坝址所在地。而在抗战时期的宜昌大撤退间，以三斗坪为节点的战时运输线应运而生，三斗坪一时成为物资集散地和转运站。
从宜昌到重庆航程1300里，溯江西上，沿途险滩70多处。在近80年前，宜昌重庆间上水最少需要四天，下水至少需要两天，费时太长。
“必须集中长江上所有的大小船只，才能够将堆积在宜昌的九万多吨物资和滞留的三万多名难民，在11月底以前陆续运抵四川。”在这份1938年10月卢作孚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之所以强调时间，是因为长江上游还有40天的中洪水期，较大轮船尚能航行，一旦进入枯水期，长江水位急剧下降，运载大型机器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开航。
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
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赶赴宜昌，与助手通宵达旦地拟定出一份《非常时期客运救助办法》，其中要求旅客按照到宜昌的先后登记顺序，依次购票上船，同时决定降低票价，对战区难童、公教人员给予提前抢运、半票，甚至免费的优待。为了增加运力，决定停售卧铺，乘客一律实行坐票。
战时的运输任务急如星火，为了加快货物运输速度和船舶的调配，在一名船员的建议下，卢作孚设计了“三段航行法”：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最重要又不易装卸的设备直接运到重庆，并从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顺江而下。对次要的、轻型设备先运至三斗坪、万县，卸下船后即返回，再调其它船转运至重庆。
这样缩短一半航程，又确保每天有六七艘空船返回，从而增加了运力，使宜昌码头上堆积如山的货能尽快运出，也让在码头焦急等待换船入川的各类人员有了希望。
民生公司轮船在峡江抢运
为了解决能穿越三峡的轮船数量少，运力不足的困难，卢作孚派员紧急征集川江上大批木船参加抢运。在沿岸各县的支持下，两次征集的2000艘木船很快齐聚宜昌。数万名夜不遮体的船工们和沿岸的纤夫冒着敌机的轰炸，忍受着船只的沉毁、生命的牺牲，与轮船海员们一道昼夜装卸抢运。
由于当时三峡航道不能夜航，卢作孚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间装卸，白天抓紧时间航行。
“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或枉费一个钟点”，卢作孚在文章中写下了当时转运的动人场面：每天早晨，宜昌总有六七只轮船开出，下午也总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时，舱口的盖子早已经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也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经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就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从船上到两岸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
中共海委水路各基层支部也广泛动员，鼎力相助，参与转运。一场紧张的抢运战斗有序地展开。
经过40个日日夜夜的抢运，滞留在宜昌的3万人员全部脱离了险境转运入川，积压的军工、民用器材设备抢运出了三分之二，从而结束了战时宜昌最为紧张的一幕。
这次抢运入川的物资和人员总量，相当于战前1936年民生公司全年的运输量。后来，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将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1938年9月，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的学生离院乘轮转运宜昌。
不能忘却的牺牲
据民国档案史料，截至1938年2月，来自上海的顺昌机器厂、中华铁工厂、上海机器厂、大鑫钢铁厂、天原电化厂、上海龙章造纸厂等工厂的物资、人员均在宜昌港中转。仅大鑫钢铁厂一家，西迁工人就有193人，迁移物资644吨。
“能够有序地在40天把主要的东西运出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宜昌市档案馆调研员程锡勇介绍，广义上，这场大抢运早在1937年下半年起就已拉开帷幕，最紧张的40天抢运完成后，宜昌的撤退仍在继续。
到1940年6月宜昌沦陷前，宜昌大撤退共转运人员150余万人、各种货物100余万吨。
宜昌市档案馆调研员程锡勇正在翻阅宜昌大撤退相关资料图集。王倩 摄
宜昌失守后，还有一部分兵工器材堆放在接近日军阵地的平善坝、南沱、三斗坪一带。卢作孚亲自率领船只前往抢运装卸，每天傍晚开去，连夜装船，待天明即开走，不久即抢运完毕。这期间又完成抢运兵工器材2.48万吨。
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的工业区，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尤为重要的是，正是这些撤退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组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能源、纺织等综合性工业区，成为民族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枪弹，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宜昌撤退胜利完成之后，卢作孚在《新世界》回答关于民生公司经营状况的问题时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在撤退中，民生公司不仅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运价剧降，16艘轮船被炸，航线萎缩，人员也有重大牺牲，116名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1名职工受伤致残。
宜昌大撤退完成后，1000多名川江水手给国民参政会写信，慷慨陈词：“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小，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努力，输送杀敌壮丁，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
宜昌大撤退纪念碑上民生公司牺牲船工名录。王倩
程锡勇告诉我们，民生公司之外，码头工人集结而来的木船船夫、纤夫也伤亡很大，至今还很难找到一份他们完整的名单。
但是，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用自己的生命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2018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宜昌90后王博伦想要拍一部“宜昌大撤退”的历史人文纪录片。这个想法的缘起来自家族故事，王博伦爷爷的哥哥当年就住在宜昌码头附近，留下了不少大撤退的见闻故事。王博伦想要找到更多的宜昌大撤退亲历者，讲述当年那段历史。
但几经寻找，除了亲人之外，他和团队的小伙伴只找到了一位百岁的亲历者。最终，因为年代久远，寻人艰难，拍摄计划逐渐搁置。
作为联合导演，王博伦曾参与了历史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的拍摄。他期待着有一天，家乡宜昌大撤退的故事也如《里斯本丸沉没》一样被搬上大荧幕，让故土曾经历的动荡及先辈们所做出的牺牲能被更多人知晓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