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笑哲
对女权哲学不陌生的人大多听说过朱迪斯 · 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名号。“巴特勒” 这个名字和 “酷儿理论”、“女权理论”、“性别研究” 等话题关联密切，也经常与 “展演性”（Performativity）、“性别戏仿”（Parody）、“变装实践”（drag）等相关名词同台出镜。不少人甚至能脱口叫出她的代表作《性/别惑乱》（Gender Trouble）。
巴特勒对性别研究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然而作为她的迷弟，在最初接触巴特勒时我却满腹牢骚：“这写的都是什么鬼东西？” 相信许多未受训练、但对女权哲学感兴趣的读者们肯定也有过类似困惑——巴特勒的书写风格怎么这么艰深？她就不能好好说话么……
在学习女权理论的这两年间，我曾有一段时间逢人便问：
“朋友，你听说过安利……啊不，是巴特勒么？”
“嗯知道啊。Performativity 对吧？Gender Trouble？”
“对对对，你是怎么读懂她的写的东西的？”
“读不懂读不懂，我还想问别人来着……”
对于“如何读懂巴特勒”，我的两位导师更是给出了极为相似的回复：
导师1：“这种东西读多了，自然就习惯了。”
导师2：“其实她写的复杂，讲的道理还好，你多读几遍就行。”
两个月前，当时我在读巴特勒的新作《展演性的政治聚合》（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虽然两页之后我已然不明所以，但我毕竟见得多了，老巴之前的哪一部作品我没读过？总而言之，我今天秉着一颗迷弟的赤诚之心，来传授一点人生经验。此文标题似乎有 “读完你就能懂巴特勒” 的狂妄，但不妨碍感兴趣的各位从此文中摄取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嗯，也算是一点微小的工作了。
为什么要读巴特勒？
70 年代中期的女权哲学发展至今，最主要争论（或许没有之一）离不开对 “主体”（subject）或 “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解释、阐发、建构与解构（Dietz， 2003）。早期的女权哲学作为批判性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即理论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帮助实现社会的革新）的一种，与当时的女权运动联系紧密。在理论家的构想中，所谓女权运动，必须依凭一个运动主体而发生——谁（和谁）在争取什么？谁（和谁）在反抗什么/谁（和谁）？“谁” 的主体性问题，自然而然成为了女权哲学家们最初的落笔点。从对主体的思考开始，哲学家们接连问出了如下几个重要的问题：“女性”（或 “男性”）是被社会文化所构建的，还是因生物基因而先天即有的？是否只有女性（男性）才会有所谓的阴性气质（femininity）（阳性气质（masculinity））？女性（男性）如果是社会文化的产物，那么在一个人 “变成” 女性（男性）的过程中，ta 的阶级、种族、民族、性向、宗教等社会身份将如何影响 ta 的性别身份？……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面对以上问题，女权哲学家们逐步趋向一种多元化女权（Diversity Feminism）的思考方式（Dietz， 2003）。她们注意到所谓 “女性”，从来不是以某种共通的特质而被连接起来的群体。“女性” 作为一种确实的存在（ontological subject），无法脱离她（们）的出身（situatedness）、社会的历史，且在成为女性的过程中，必会受到阶级、民族、宗教、性向等各类社会身份的规训。因此，“女性” 作为一个概念（concept），无法摆脱与其他社会身份的交互（intersectionality）而单独成立。
多元化女权对 “女性” 的思考，实际上有一处十分重要且难以完全得证的假设——即 “女性” 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主体概念（a concept of subjectivity）；这两个字不同于 “shaufhasfaskj” 这 13 个字母，具有确切存在的（ontological）、概念上的（epistemological）指向。
这时，巴特勒跳了出来。她质疑 “女性” 作为一个稳定框架（category）的存在意义，认为性别（gender）所关注的应该是 “一个主体成为女性的过程（process）”，而非 “女性” 作为一种关系链中的状态（state）。巴特勒尝试从语言（关于巴特勒与 “语言”，下文另有简短说明）的建构过程中追寻主体的发展脉络。老巴在此处的研究方法受到福柯的谱系学（Genealogical）的启发。简单说来，谱系学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其最终目的并非在智识上获取某些 “真理” 或 “知识”；谱系式的研究并不关注历史事件，而旨在询问某一知识概念的缘起（Entstehung）条件是什么。
巴特勒关注的知识概念便是 “主体”，而谱系学的研究方法使她必须从 “主体是机制、话语、文化的结果而非原因” 的假设出发，去探寻主体的性/别问题。话句话说，人作为一个主体，首先被社会、文化、话语体系所定义，而此处所定义的内容，便是人的性/别。这种被定义的过程从出生时便已开始（巴特勒曾举例道：“一个人的性别，是在医生把 ta 从母亲的身体中接取出来并宣布‘是个男孩儿/女孩儿’的时候被决定的。”）。引申出去，巴特勒认为人的性别是各种话语体系相互交错的结果，但因为这种交互的过程是永远在进行中的，人的性别也是 “进行中的过程”，人作为一个主体也不可能是某种 “固定的状态”。借此，我们可以辨清巴特勒哲学中争议极大的一个概念——展演性（performativity）。许多性别理论初学者从英文词意的角度出发，认为巴特勒口中的 performativity和 performance（表演）意义相同，即性别是一个人所表演出来的东西。实际上，表演（performance）的概念假设了一位先行的主体——“一个人（主体）在表演”（“人” 在 “表演” 之前），但巴特勒想表达的是某种反向逻辑，即 “表演先行于主体”，主体在 “表演” 的过程中被赋予意义。这契合了老巴对于 “性别是一种过程” 的解读，在这之上，老巴隐喻了对所有框架式的标签的拒绝（无论这种标签是否脱离于二元化的 “男人/女人” 的话语体系），而这种拒绝，意味着我们长久以来所寄居其中的 “男人”、“女人”、“丈夫”、“妻子” 等性别身份并非确切存在（ontologically valid）、概念上也成立的（epistemologically sound）表述。这种后现代风格的论述的出现，使 90 年代的性别学家们陷入一团混乱，有人觉得我们终于能走出一个个自我束缚的分析框架，从而彻底挑战由这些框架堆砌起来的世界秩序，另有人觉得，解构到最后，如果连最基本的主体都要被怀疑，我们又能从哪里入手改变世界呢？
为什么巴特勒的写作风格晦涩难懂？
1998 年，《哲学与文学》（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曾将巴特勒的写作风格评为 “年度最差文风”。至今，包括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内的众多女权学界大咖，仍对巴特勒的行文方式批评不已。如下有一段摘抄，出自巴特勒 1997 年的一篇文章，读者可以自行体会：
The move from a structuralist account in which capital is understood to structure social relations in relatively homologous ways to a view of hegemony in which power relations are subject to repetition， convergence， and rearticulation brought the question of temporality into the thinking of structure， and marked a shift from a form of Althusserian theory that takes structural totalities as theoretical objects to one in which the insights into the contingent possibility of structure inaugurate a renewed conception of hegemony as bound up with the contingent sit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rearticulation of power。
-----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Conversations of Our Time， 1997
实际上，巴特勒的晦涩，是她有意为之。其写作过程，与成文后在遣词、组句等语意上的选择，皆出于巴特勒对 “语言” 的警惕性。巴特勒拒绝所谓 “好的文风必然是清晰易懂的文风”。对于老巴来说，语言本身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它是有政治倾向的。巴特勒既然要挑战被围困在异性恋霸权中的性别规范，她也必须对支撑起这些性别规范的 “语言” 保持高度的警觉。如下是巴特勒对黑格尔的文风的点评，其中深意可以引申到巴特勒自己的行文风格：
“黑格尔的句子本身即展现（enact）了句子内容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些晦涩的句子让我们懂得，所谓道理，必须在字面表现上得到相应的展现（what ‘is’ only is to the extent that is enacted）。黑格尔的文字十分难懂，因为它们所传达的内容不能被直观地理解。我们需要去读，不断地读，尝试不同的腔调，或转换对语法的理解……正如读一行诗，我们需要体会到‘这行诗如何写成’对我们理解‘这行诗是什么意思’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的文风在不经意间吸引着我们去关注句词本身。那些静卧在书面上的词语，有时会欺骗我们，让我们觉得它们所传达的意思也正安静地卧在字里行间，等待我们去摄取。如果我们不跳出这种充满惰性的思考方式，我们必将觉得黑格尔是艰难晦涩的。但如果我们遵循黑格尔的建议，去质询所谓‘知性’（Understanding）的前提，那么我们便能抓捕到黑格尔的遣词造句的节奏，便能理解这些节奏本身是如何参与到了黑格尔的哲学中。”
---- 巴特勒《欲望主体》，1987
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 “不断地读” 是需要自身努力的一方面，另一需要克服的难点，或许是初次接触巴特勒时，她难以捉摸的辩证式文风。
翻开巴特勒的文章，你会发现她十分偏爱 “问问题” 的书写方式。而在这些问题之后，你很少会看到巴特勒提供某个确切的答案。有时，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堆积会另阅读者产生疲惫焦虑之感，但这种写法其实有两处深意。首先，老巴的文风体现了黑格尔的辨证思维（虽然黑格尔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种 “辨证法”）。简单讲来，黑格尔辩证逻辑学认为一项主张（thesis）在被论述的过程中将会迎来与其相对立的反/相对主张（anti-thesis），这两者在交互的过程中将催生新的主张（synthetic thesis），而新的主张也将重复最初主张的演变过程，与新的反/相对主张催生另一轮观念的互动……这项循环无休止的过程即是辨证。巴特勒将辨证的思维运用到对问题的解构之上，面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以更细致的子问题带动思考的过程，在不断 “问问题” 的过程当中打磨出答案的轮廓，但从不揭露一个稳定的、最终的答案。
至于老巴为何以 “问题回答问题” 的方式行文，这关系到上文稍稍提及的巴特勒的 “主体性” 哲学。巴特勒认为，理解某一主体（比如 “女性”）到底指代什么意思，需要专注于这个主体的形成过程（例：“如何成为女性”这个问题对巴特勒来说，是理解“女性”这个主体的关键所在）。上文提到，对巴特勒来说，一个主体其实并不绝对地存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上文其实已从谱系学的角度浅谈了这个问题，这里我再从话语体系的角度稍作解释）设想巴特勒和没有后现代性别意识的金融工作者 Elvis 共同参加了一次会议，会中有人向巴特勒和 Elvis 发问：“一个人如何成为女人？”Elvis 因为非常熟悉在公共场合如何拐弯抹角地敷衍提问者，于是打算列举一些阴性气质，说些类似 “当你有了这些特质的时候，社会就会将你视为女人” 的话。此时，如果各位在场，会看到巴特勒无比遗憾地向 Elvis 摇头不止，并用她富有魅力的声线向场间解释道：
“女人作为一个主体，并不绝对存在。对每一个主体的理解，绝不能先以某些特质对其进行定义，再反过来解释这个主体是如何获得这些特质的。这是一种目的论式（teleological）的思考方法，非常容易误导人们，使人们错以为 ‘成为一个女人’ 是某种有头有尾的变化过程。恰恰相反，‘女人’ 作为一个主体，永远在 ‘成为’ 的过程中。这不仅因为社会对 ‘女人’ 的定义时时刻刻、且因环境而不同在改变，更因为 ‘女人’ 若确实为某种固定的、绝对的、最后的 ‘真理’，那么 ‘她’ 在这个异性恋霸权的社会中将有可能沦为拘束的、而非解放的制度性框架（category），并在阴性气质与阳性气质这对二元关系中固化为毫无生命力的标签。”
综上，正因为要反映出 “主体” 的存在意义在于其无休无止的 “成为”（becoming）的过程（process）中，巴特勒的书写方式同样地不局限于解答某个问题，若真要敲定一个答案，那么它最有可能是在对问题无休无止的辨证（dialectical）过程中自我浮现的。
巴特勒都借鉴了谁？
巴特勒对 “主体性” 这一问题的介入并不单单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黑格尔哲学的确是巴特勒学术生涯的开始。老巴的第一本书《欲望主体》（Subjects of Desire）关注的即是《精神现象学》在 20 世纪法国哲学家中的回响程度。两位出现在《欲望主体》中的哲学家——福柯与德里达，将在巴特勒之后的学术经历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老巴认同福柯关于主体性与情景的关联性，认为对任何一个主体的阐释均离不开其独特的语境和历史情景，而德里达则将‘解释’的过程比喻为一项无头无尾的 “事件”（event），在此事件中，参与者的言语（utterance）将受到其前后情景的影响，以至于无人能对言语的意义做出完全的裁决与拥有。
福柯、德里达二人对语言/言语的突出，和他们对巴特勒的深刻影响使得后来的评论家不时地将老巴归入 “后结构”、“后现代” 的理论大军。虽然后结构语言哲学在巴特勒的作品中确实十分重要，但老巴同样受到精神分析学（psychanalytic）、女权哲学（feminist theory）、马克思理论的启发。女权哲学家中，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路思 · 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这三位或许是巴特勒最大的 “学术债主”。人类学家盖尔 · 鲁宾（Gayle Rubin）、马克思理论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对巴特勒亦有深刻的影响。在翻阅巴特勒的过程中，各位或能发现阿尔都塞的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将是巴特勒频繁回顾的分析工具（上文那段晦涩的摘抄中即出现了对此的暗喻）。
巴特勒哲学的学术关系
“这种东西读多了，自然就习惯了。”
如上文所说，巴特勒在提出问题后并不拘泥于提供某个确切的答案。若真是这样，那么任何一篇对巴特勒哲学观点的解读、转述、简化都有违背其辨证思维的嫌疑，毕竟转述者需要对巴特勒提出的问题提供解释，而巴特勒一贯拒绝地便是将问题与答案做固定搭配。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或许能注意到，我对巴特勒哲学中许多概念的阐述（比如谱系学、展演性、辨证等）尽量地呈现了其易解的一面，一是因为此文目的确实不在评述巴特勒哲学，二是因为，亲身投入到巴特勒哲学的复杂性中可能是理解巴特勒的关键环节，是任何二次解读都无法替代的。因此，我给列位看官写这篇文章，主要还是把老巴的复杂性平摊开来，可能做不到简化，但希望能帮助各位更好地体味这种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