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城市路径，揭秘经济逻辑
“十三五”收官在即，各地都在与时间赛跑。这里面既包括“实现1亿人落户”的目标，更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任务。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有90%以上的贫困县摘帽、近1亿人口摆脱贫困，目前尚未摘帽的贫困县集中在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和新疆7个省区。这些地区也被形容为“一直没有攻下来的‘山头’”。
面对疫情和洪水灾情影响，脱贫难度升级，西部地区这块最短的板如何补上？上周，城叔随团深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试图从个体感受和细节变化中，拼凑出一幅完整的答案。
从一定意义上讲，四川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既有像成都平原这样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也有自然条件恶劣、发展基础薄弱的贫穷落后地区。
先天条件带来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数据上反映得更直观——
一方面，2019年，四川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6万亿元，排名全国第六，是GDP十强中唯一的西部代表；其中，成德眉资四市经济总量超过2.1万亿元，常住人口超过2500万人。
另一方面，2013年底，四川全省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25万人、占全国7%，其中凉山88.1万人；截至2019年底，全省还有20万贫困人口，其中17.8万在凉山。目前四川7个未脱贫贫困县、300个未脱贫贫困村，全都在凉山。
作为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解放前凉山彝区处于“刀耕火种”“以物易物”的贫穷落后状态，解放后实行民主改革，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制度上的“一步跨千年”。
但截至目前，凉山经济社会各方面与全国、全省都还存在明显差距。很大程度上，凉山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四川的“短板”长度。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从凉山人的故事中发现：改变，正在发生。
名字里的变化从成都驱车前往凉山甘洛县，需要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高速及两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从甘洛县城到海棠镇徐家山村，还需继续在群山间行驶约1小时，经县道拐进一条连续“Z”型通村公路，方能抵达。
地处凉山北部、大渡河畔的甘洛，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四川省45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徐家山村作为甘洛20个极度贫困村之一，于2019年底退出贫困村。
22岁的阿木吃古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年轻小伙。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曾到广东、浙江打工，学过电商、开过淘宝店，阿木笑言，自己“到处都去”“什么都做”。
今年之所以还留在家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女儿张欣琳的出生——一家五口只有不到三个月大的她用的汉名。
阿木拿出户口本，一边翻页一边解释，以前没想过会走出去，一直在山里也不觉得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到外面看过之后，希望孩子将来能有更好的生活，“我爷爷本来就姓张，用汉名的话她以后读书、工作都要方便点。”
阿木的想法有一定代表性。在距甘洛约60公里的越西县（未摘帽贫困县），越城镇第一幼儿园大一班的52名孩子中，有超过半数用的是汉名。
从名字开始，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彝族年轻一代父母，有了新的认识和打算。不仅自己要走出大山，还要想办法让孩子更好地融入这个新的、更大的“圈子”。读书，则是摆在眼前最好的路。
越城镇第一幼儿园老师马小梅是一名“教育受益者”。因为父亲是单位职员，读过大学，文化程度比其他同辈人高一点，因此更重视子女教育。
“20年前我们家就搬下山了，他（父亲）一直跟我们讲要好好读书，不然就只能种地。”言语间，马小梅透着骄傲，“我妹妹现在在昭觉县当小学老师。”
一路上，“扶贫先扶智和志，帮人先帮技和艺”“脱贫攻坚，教育铺路”“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等双语标识格外醒目，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教育无疑是治本之策。用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的话说，“脱贫大计，教育为本”。
想去深圳吗？想数据显示，凉山州有各类学校1631所、在校学生122.59万人，十五年免费教育惠及114.65万名学生，小学、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分别为99.64%、98.12%。
有别于九年义务教育，凉山自2016年春季开学起实施十五年免费教育，全面免除3年幼儿教育保教费和3年普通高中学费并免费提供教科书。
时任凉山州教育局副局长蔡定元曾表示，教育对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要怕时间长，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落后的思想、增强人们的生存技能。”同时，为了避免这些孩子因为跟不上课而辍学，凉山在全国率先启动“一村一幼”计划，加强学前教育，已累计开办村级幼教点3069个、招收幼儿12.85万人。
和大城市的孩子从小开始学英语一样，这里的幼儿也需要先过“语言关”——一项名为“学前学普”的行动已覆盖所有幼教点和幼儿园，确保孩子们在上小学之前能够学会普通话。
以越西县越城镇第一幼儿园为例，园长木兰英介绍，全园现有9个班、400多个孩子，除2个小班配备彝语老师实行双语教学外，其余班级都讲普通话。
受疫情影响，这所去年底才开园的幼儿园，实际开课不到2个月，木兰英已经能够感受到大班孩子身上的变化，“自信”“阳光”，她希望通过氛围营造，让他们“听懂、敢说、会说、会用”，在学龄前搭好基石。木兰英还有一个观点。学好普通话不仅能改变“个人命运”，还能更好地传承本民族文化。“我们需要走出去，让更多人听到、感受到我们的文化。”她说，“这是印在骨子里的东西，生来就会，怎么会忘呢？”
从闭塞到开放，凉山既需要物理的交通通道，更需要畅通语言的桥梁。
一个变化是，27岁的何建秀，四年前第一次离开越西去广东打工，方才学会说普通话；1998年出生的阿木吃古，小学四五年级开始自学普通话；
而在越西县城北感恩社区，一个5岁半的彝族小男孩不仅能自如“切换”语言与旁人对话，还会“纠正”奶奶“打工就是上班”，并且清楚地知道爸爸妈妈在深圳打工。
“知道深圳在哪吗？”“不知道。”
“想去吗？”“想。”
住进100平方米的房子
四年前，一篇《悬崖上的村庄》，把地处凉山深处的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带入大众视野，“悬崖村”的每一点变化都牵动人心。
今年5月，“悬崖村”84户精准扶贫户，陆续搬进位于昭觉县城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整体搬迁后，“悬崖村”将进行旅游项目开发。
在9月9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特别提到“悬崖村”。
“
这些年，大家非常关注悬崖村，村子在悬崖峭壁上，村民出行、孩子上学，每天都要爬几千级阶梯，但是这些阶梯都是树枝、藤条绑起来的，很不安全。现在藤梯已经改成2500多级的钢梯，应该说安全没有问题了。同时，在村里还在发展民宿、旅游，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网红打卡地。今年又传来好消息，山下的移民安置点已经建成，山上的贫困群众现在全部都搬到山下来居住。
”
名字里的变化从成都驱车前往凉山甘洛县，需要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高速及两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从甘洛县城到海棠镇徐家山村，还需继续在群山间行驶约1小时，经县道拐进一条连续“Z”型通村公路，方能抵达。
地处凉山北部、大渡河畔的甘洛，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四川省45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徐家山村作为甘洛20个极度贫困村之一，于2019年底退出贫困村。
22岁的阿木吃古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年轻小伙。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曾到广东、浙江打工，学过电商、开过淘宝店，阿木笑言，自己“到处都去”“什么都做”。
今年之所以还留在家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女儿张欣琳的出生——一家五口只有不到三个月大的她用的汉名。
阿木拿出户口本，一边翻页一边解释，以前没想过会走出去，一直在山里也不觉得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到外面看过之后，希望孩子将来能有更好的生活，“我爷爷本来就姓张，用汉名的话她以后读书、工作都要方便点。”
阿木的想法有一定代表性。在距甘洛约60公里的越西县（未摘帽贫困县），越城镇第一幼儿园大一班的52名孩子中，有超过半数用的是汉名。
从名字开始，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彝族年轻一代父母，有了新的认识和打算。不仅自己要走出大山，还要想办法让孩子更好地融入这个新的、更大的“圈子”。读书，则是摆在眼前最好的路。
越城镇第一幼儿园老师马小梅是一名“教育受益者”。因为父亲是单位职员，读过大学，文化程度比其他同辈人高一点，因此更重视子女教育。
“20年前我们家就搬下山了，他（父亲）一直跟我们讲要好好读书，不然就只能种地。”言语间，马小梅透着骄傲，“我妹妹现在在昭觉县当小学老师。”
一路上，“扶贫先扶智和志，帮人先帮技和艺”“脱贫攻坚，教育铺路”“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等双语标识格外醒目，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教育无疑是治本之策。用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的话说，“脱贫大计，教育为本”。
想去深圳吗？想数据显示，凉山州有各类学校1631所、在校学生122.59万人，十五年免费教育惠及114.65万名学生，小学、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分别为99.64%、98.12%。
有别于九年义务教育，凉山自2016年春季开学起实施十五年免费教育，全面免除3年幼儿教育保教费和3年普通高中学费并免费提供教科书。
时任凉山州教育局副局长蔡定元曾表示，教育对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要怕时间长，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落后的思想、增强人们的生存技能。”同时，为了避免这些孩子因为跟不上课而辍学，凉山在全国率先启动“一村一幼”计划，加强学前教育，已累计开办村级幼教点3069个、招收幼儿12.85万人。
和大城市的孩子从小开始学英语一样，这里的幼儿也需要先过“语言关”——一项名为“学前学普”的行动已覆盖所有幼教点和幼儿园，确保孩子们在上小学之前能够学会普通话。
以越西县越城镇第一幼儿园为例，园长木兰英介绍，全园现有9个班、400多个孩子，除2个小班配备彝语老师实行双语教学外，其余班级都讲普通话。
受疫情影响，这所去年底才开园的幼儿园，实际开课不到2个月，木兰英已经能够感受到大班孩子身上的变化，“自信”“阳光”，她希望通过氛围营造，让他们“听懂、敢说、会说、会用”，在学龄前搭好基石。木兰英还有一个观点。学好普通话不仅能改变“个人命运”，还能更好地传承本民族文化。“我们需要走出去，让更多人听到、感受到我们的文化。”她说，“这是印在骨子里的东西，生来就会，怎么会忘呢？”
从闭塞到开放，凉山既需要物理的交通通道，更需要畅通语言的桥梁。
一个变化是，27岁的何建秀，四年前第一次离开越西去广东打工，方才学会说普通话；1998年出生的阿木吃古，小学四五年级开始自学普通话；
而在越西县城北感恩社区，一个5岁半的彝族小男孩不仅能自如“切换”语言与旁人对话，还会“纠正”奶奶“打工就是上班”，并且清楚地知道爸爸妈妈在深圳打工。
“知道深圳在哪吗？”“不知道。”
“想去吗？”“想。”
住进100平方米的房子
四年前，一篇《悬崖上的村庄》，把地处凉山深处的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带入大众视野，“悬崖村”的每一点变化都牵动人心。
今年5月，“悬崖村”84户精准扶贫户，陆续搬进位于昭觉县城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整体搬迁后，“悬崖村”将进行旅游项目开发。
在9月9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特别提到“悬崖村”。
“
这些年，大家非常关注悬崖村，村子在悬崖峭壁上，村民出行、孩子上学，每天都要爬几千级阶梯，但是这些阶梯都是树枝、藤条绑起来的，很不安全。现在藤梯已经改成2500多级的钢梯，应该说安全没有问题了。同时，在村里还在发展民宿、旅游，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网红打卡地。今年又传来好消息，山下的移民安置点已经建成，山上的贫困群众现在全部都搬到山下来居住。
”
无数人被“悬崖村”的孩子们艰险的上学路戳中，而类似的崎岖波折，大部分凉山人小时候都曾经历过，“走路一个小时”普遍存在。
何建秀记得，10岁刚上小学那会儿，还是骑马去学校，单程就需要三四个小时。她只能十天回一次家。成家后，她和丈夫、公婆一同住在越西县新乡乡瓦吉村的山上，即使坐车下山，也要一个多小时。
去年9月，他们搬到了城北感恩社区——越西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集中安置17个乡38个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1421户、6660人。住进100平方米的房子，这是她从未想过的。
搬进新家后，何建秀的丈夫去了广东，“在工地上，一个月有4000多块钱”。而她选择留下，因为现在家里既可以赚钱，还可以照顾孩子。“大女儿快6岁，小儿子3岁，就在旁边的幼儿园上学，走过去只要五分钟。”今年1月，何建秀加入社区组织的彝绣绣娘队。在袜子绣上马齿纹等常见纹样，一双可以卖得20元，一天可以绣五六双。
闲下来，她会刷刷快手，看看美妆视频，也会通过淘宝、唯品会等平台网购，“一个月可能收三四个包裹，现在社区的取件点还在修，要骑电动车到县城去取”。何建秀一家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安居乐业”四个字的含义，也说明易地扶贫搬迁在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问题中发挥的作用。
截至目前，四川易地扶贫搬迁共涉及136万贫困人口，建成住房37万多套、建筑总面积3100多万平方米，政府投入775亿元。其中，凉山实施易地扶贫搬迁7万多户、35万多人。
消除“看不见”的贫困
从根本上讲，任何时候、任何阶段总有相对贫困人口，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绝不是终点。
所以，从官方到民间，都有一个共识——住上好房子只是“面子”，发展产业增收致富才是“里子”。
简单来说，技能很重要。
从地方实践看，除引入外地企业建设产业基地，给当地村民培训技能、提供就业岗位外，凉山喜德县冕山镇小山村开办的“农民夜校”颇具代表性。
自2016年7月创办以来，小山村农民夜校组织村民学习过脱贫政策、种养殖技术、烹饪技能等。4年来，开办各类培训100多期，累计培训1500余人次，200多人取得特种作业资格证。喜德县县长黎平总结，大家“最需要的还是生产技能的提升”。按小山村现任驻村第一书记曾思明的说法，农民夜校培训什么，都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每次大概有40人参与，且不限于贫困户。
他还表示，全村1340人中，有230人外出务工，以前主要通过帮扶政策到广东佛山等地打工，月收入可以达到5000元左右。而经过农民夜校培训后，务工收入涨幅明显。
曾思明举例说，当地一名贫困户，经培训拿到电焊工资格证后去浙江打工，“试用期9000元，转正后有1.2万元”；还有不少人通过培训开上了挖掘机，“有在中铁二局工作的，转正后收入有7000多元”，“还特地传了工资条回来给大家看”。
他希望，借此形成一种“以彝带彝”的示范作用。
长期以来，住房、道路、产业等“看得见”的贫困，与思想观念、内生动力等“看不见”的贫困，交织叠加，影响着凉山的发展。如今，在政策推动之外，有更多当地人走出大山看过世界，新的变化已然发生。比如，17岁的沈子尼布木长大后想成为一名医生，15岁的马志强最想去香港，这些越西县文昌中学的初三学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搬进新家后，何建秀的丈夫去了广东，“在工地上，一个月有4000多块钱”。而她选择留下，因为现在家里既可以赚钱，还可以照顾孩子。“大女儿快6岁，小儿子3岁，就在旁边的幼儿园上学，走过去只要五分钟。”今年1月，何建秀加入社区组织的彝绣绣娘队。在袜子绣上马齿纹等常见纹样，一双可以卖得20元，一天可以绣五六双。
闲下来，她会刷刷快手，看看美妆视频，也会通过淘宝、唯品会等平台网购，“一个月可能收三四个包裹，现在社区的取件点还在修，要骑电动车到县城去取”。何建秀一家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安居乐业”四个字的含义，也说明易地扶贫搬迁在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问题中发挥的作用。
截至目前，四川易地扶贫搬迁共涉及136万贫困人口，建成住房37万多套、建筑总面积3100多万平方米，政府投入775亿元。其中，凉山实施易地扶贫搬迁7万多户、35万多人。
消除“看不见”的贫困
从根本上讲，任何时候、任何阶段总有相对贫困人口，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绝不是终点。
所以，从官方到民间，都有一个共识——住上好房子只是“面子”，发展产业增收致富才是“里子”。
简单来说，技能很重要。
从地方实践看，除引入外地企业建设产业基地，给当地村民培训技能、提供就业岗位外，凉山喜德县冕山镇小山村开办的“农民夜校”颇具代表性。
自2016年7月创办以来，小山村农民夜校组织村民学习过脱贫政策、种养殖技术、烹饪技能等。4年来，开办各类培训100多期，累计培训1500余人次，200多人取得特种作业资格证。喜德县县长黎平总结，大家“最需要的还是生产技能的提升”。按小山村现任驻村第一书记曾思明的说法，农民夜校培训什么，都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每次大概有40人参与，且不限于贫困户。
他还表示，全村1340人中，有230人外出务工，以前主要通过帮扶政策到广东佛山等地打工，月收入可以达到5000元左右。而经过农民夜校培训后，务工收入涨幅明显。
曾思明举例说，当地一名贫困户，经培训拿到电焊工资格证后去浙江打工，“试用期9000元，转正后有1.2万元”；还有不少人通过培训开上了挖掘机，“有在中铁二局工作的，转正后收入有7000多元”，“还特地传了工资条回来给大家看”。
他希望，借此形成一种“以彝带彝”的示范作用。
长期以来，住房、道路、产业等“看得见”的贫困，与思想观念、内生动力等“看不见”的贫困，交织叠加，影响着凉山的发展。如今，在政策推动之外，有更多当地人走出大山看过世界，新的变化已然发生。比如，17岁的沈子尼布木长大后想成为一名医生，15岁的马志强最想去香港，这些越西县文昌中学的初三学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原标题：《“决胜时刻”的四个故事，读懂变化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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