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九派新闻
1922年，詹姆斯·乔伊斯出版《尤利西斯》。他让都柏林的普通市民布卢姆对应奥德修斯，以一天的城市漫游，映照英雄十年的海上漂泊。大海变成街道，风浪变成现代人的隔膜、疏离与自我寻找。
一个世纪后，《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孟智超，也在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另一种“流浪”。
如今，孟智超已经40岁，依然在演戏。最近，他因参演短剧重新受到关注。直播时，有网友认出他后惊讶地留言，“我以为你已经去世了。”
1947年，张乐平开始在《大公报》连载《三毛流浪记》。那个流落旧上海街头的孤儿，挨饿、受骗、遭人欺负，却依然善良、乐观，对生活抱有天真的期待。他想要的并不多，不过是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
1996年，九岁的孟智超从几千名孩子中被选中，在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演活了那个流落旧上海街头的孤儿。三毛让他一夜成名，也成为此后的人生里，他始终无法绕开的另一个名字。
过去三十多年，他经历过童年成名后的落差、身体变化带来的外貌焦虑，也曾离开演艺圈，又重新回来。回望这段经历，他觉得，自己和三毛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命运般的共振。
他讲起《飞来横福》这集，三毛被有钱人家接走，以为好日子终于来了，后来才发现，对方看中的是他的眼睛，看似是礼物，但背后早已标好价格。
“三毛是一个一生都在流浪的孩子。他有机会过上好的生活，却又不适应。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孩，只想过一种平平淡淡、很普通的生活。”
这像极了孟智超人生的隐喻。从原点出发，突然被命运推到高处，后来又慢慢回到原点。他的“流浪”不再发生在旧上海的街头，而是在一次次失去、寻找与重新出发中。
“我觉得我跟三毛真的蛮像的。”孟智超说，“如果三毛是孟智超，他做出的选择，可能也会和我一模一样。”
他曾抗拒别人叫他三毛，也一心想找到一个能够超越三毛的角色。如今，他开始接受，这个角色既是命运的馈赠，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代价。
在九派新闻旗下视频播客《九派长谈》中，孟智超聊了聊这份“命运的礼物”：一个人在生命刚刚开始时，就拥有了一个可能一生都无法超越的角色，接下来的几十年要怎么过？以下是孟智超的自述。
[1]成为“三毛”
如果把我从七、八岁到四十岁的人生画成一条曲线，小时候的我就是个很普通的小孩。后来演了三毛，突然到了一个很高的点。大概从十岁到十四岁，我又莫名其妙地掉了下来。
此后的人生没有太大起伏，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一个挺正常、挺普通的人。
现在回头看，演三毛的那个高点，好像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不是我一步步爬上去的，是命运突然把我推到了那里。
以前我也会想，为什么刚刚到了高点，又掉了下来。现在我不再觉得这条线有什么高下之分。演三毛是人生，后来做一个普通人也是人生。高点不一定代表更好，回到原点也不代表失败。
如果给现在的生活打分，我会打100分。绝对100分。
小时候，父母把我送到上海一家艺术学校学习。我在学校里比较活泼，也喜欢表现自己。有剧组来挑选小演员，老师就会推荐我去。
后来，《三毛流浪记》剧组到全国挑选小演员。全国大概有6000个孩子参加海选，不少家长坐着绿皮火车，带孩子从外地赶来。我还见过一位家长带着20万元现金来到剧组，真的是一麻袋钱。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就是想“带资进组”。
最后，6000个小朋友里，只剩下我们三个。
从6000个孩子中挑选出的三个“小三毛”，孟智超（中）
导演问，谁愿意先剃头？
我胆子大，也喜欢表现自己，就说我先剃。
三个孩子剃完头后都很像三毛。后来，剧组请来原著作者张乐平先生的夫人。她觉得我既像张乐平先生画的三毛，也像1949年黑白电影里的三毛，最后就定了我。
后来我再看那张照片，觉得三个孩子的长相都很接近，区别或许只在眼神。一个孩子的眼神看起来有点苦，另一个像个小大人。可能我的眼神比较天真、无知，傻乎乎的，正好有三毛需要的那种童真。
三毛定妆照
我当时还太小，对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概念。只听说母亲三天没有睡着，一个月瘦了十几斤。
我们家是一个很普通的工薪家庭，祖宗三代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她想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落到我们家？
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就是一次阶层跨越。
[2]片场与课堂
拍戏时，我每天都和导演住在一起。他甚至把夫人赶出去，让我跟他睡在一张床上。
每天晚上，他都会给我讲戏，用小朋友能够听懂的方式和我沟通。你看，那个时候的艺术工作者，对艺术就是这样尊重。
有一场戏，三毛的一个小伙伴快要去世了。为了救他，三毛到外面捡东西、打工，想办法给他弄来一点吃的，可最后还是没能把他救活。
导演问我，如果你的小伙伴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会不会难受？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导演讲得特别好，让我对人物有了很深的理解。每次演到感情戏，我的眼泪都会止不住地往下流。
和导演一起
我小时候很活泼，也很敏感。看到可怜的小朋友，我会跟着难受，很容易被感动。所以那个时候演三毛，我觉得完全是在演自己。
人物和你特别贴合时，根本不需要怎么演，他就是你。
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大男一，通告单从头到尾都是我。我每天早上六点开始化妆，有时一直拍到凌晨，一天要工作十八个小时。
我累得随时随地都能睡着。四十摄氏度的大太阳下，我躺在黄沙堆、石头堆上也能睡着。但只要一喊开工，又马上起来干活。
有一次已经拍到凌晨两点，我累得都想吐了。制片人走过来跟我说，“三毛，你再坚持一会儿。这个场地和这些家具，明天再用一天，就要多付五万块钱。”
我那时候特别天真，说，好，那就继续干。
还有一场拍下雨的戏。三毛被人毒打以后，用竹席裹起来，扔在垃圾桶旁边。剧组用消防车制造暴雨，水压特别大，一直往我身上打。
我已经喘不过气了，却还听见导演在旁边说，再坚持一会儿，这个镜头还差十五秒。
我就一直忍着，后来直接昏了过去。工作人员是怎么把我救起来的，后来又是怎么醒过来的，我都不知道。
换成现在的我，可能已经受不了了。只是当时年纪太小，还不知道那叫苦。
剧组里还有同龄的小演员欺负我。他们把我热水袋剪坏。有一场拍黄包车的戏，导演已经喊停了，他们还故意把车拉得很快，让我从车上飞出去，摔了一跤。
他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你孟智超是主角？有时也会用很恶劣的话攻击我。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剧组霸凌。
后来，导演把我的外婆接到了剧组，一方面照顾我的衣食起居，另一方面也能给我做一些心理辅导。
但我当时没有把这些事情当回事。热水袋被剪坏了，再买一个新的好了。几个孩子不带我玩，今天没关系，明天我还会去找他们，后天再去。
我喜欢融入别人，并不觉得自己受了多大委屈。可能我这种性格更适合活在地球上，更适合活在这个社会吧。
这也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我的父母都是特别乐观的人。母亲跟我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哪怕现在我已经40岁了，每次碰到烦恼，她还是会这样跟我说，不要怕，明天会好的。
长时间待在剧组，我确实比同龄的孩子更早接触成人世界，社会化程度也会高一些。
小学一二年级时，老师生病了，我组织全班同学买果篮去看老师。现在想想，那可能是大人才会做的事情。如果没有拍戏，没有长期和那么多成年人相处，我可能还是一个憨憨的小孩，未必能想到这些。
拍完《三毛流浪记》，认识我的人确实变多了。坐公交车的时候，会有人掀开我的帽子，喊一声“小三毛”，再摸两下我的光头。
回到学校，同桌也觉得奇怪。昨天还在电视里看见你，今天你怎么就坐到我旁边了？
剧组和学校，是两套评价标准。在剧组里，导演讲什么，我马上就能悟到。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很多成年演员都觉得我有天赋，说这个孩子很聪明、很优秀。
但回到学校，我一下子又变成了一个很普通的人。因为学校不是用演技判断你是否优秀，而是用成绩和分数来评价你。
拍戏让我缺了大半年的课。我的阅读理解能力很强，尽管半年多没有上课，100分的语文卷子还是能考90分。但数学就像看天书一样。那时已经在学分数、开根号了，我完全跟不上。
第一次考试，数学老师鼓励我，只要能考到59分，就给我算60分。但我最后只考了18分。
有人劝父母让我继续演戏，也有人认为孩子还是应该回学校。父母最后选择让我继续读书。
上初中时，我一方面是文艺委员，戴着两道杠，是班干部。另一方面，每次开大会，我又会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被年级组长点名批评。还是很痛苦的。
[3]在最想漂亮的年纪，失去头发
我演艺生涯的转折点，发生在十四、五岁。
那时我拍了《聚宝盆》，和张卫健老师合作。他演沈万三，我演他的弟弟沈万四。
我本来已经准备好好学习，参加中考。但张卫健老师当时特别火，我也是他的小粉丝。剧组找到我以后，我没忍住，还是去拍了，还因为这部戏复读了一年。
孟智超（左）与张卫健（右）
拍古装戏要戴头套。我的头比较大，头套又特别小，剧组就把我的头发剃掉，再用酒精胶把头套粘上去。
这些胶会刺激皮肤，也会刺激毛囊。第一次剃掉以后，头发还能长出来。后来反复粘了几次，两边的鬓角就再也没有长出头发。
那时候我才十四五岁，正是一个男孩最想要漂亮的年纪。希望自己看起来清清秀秀，头发长一点，风一吹还能飘起来。
可是我的头发已经很稀疏了。风一吹，我就特别自卑，连操场都不愿意去，也不愿意打篮球。
那个年龄正好是童星向青年演员转型的时候。因为头发的问题，我推掉了不少青春偶像剧。
现在我知道，导演挑选演员不一定只看外表。但十四五岁的我想不到这些，只觉得自己应该先演偶像剧。如果一下子让我演坏人或者反面角色，我接受不了。
进入上海戏剧学院以后，我依然很自卑，留下的照片也很少，因为不喜欢拍照。
上戏的学生照
徐峥老师讲过自己掉头发的经历。那时候他戴着假发骑自行车，假发突然被风吹掉了。旁边有一个人骑到他身边，先看了他一眼，骑过去以后，又回头看了第二眼。
他说，作为一个演员，那第二眼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看到第二眼的时候，你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一下子就被击溃了。
但他还是忍住了，把自行车停下来，支好脚架，装作若无其事地从地上捡起假发，再当着对方的面戴回去。
我完全能够理解他当时的感受。
我也想过剃光头，但一直无法和自己妥协。那好像意味着某种宣告，也意味着心里的某种念想彻底结束。
我总觉得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改变，只是自己还没有找到那把钥匙。
为了让头发重新长出来，我做过很多治疗。当时的植发、假发和化妆技术都没有现在这么成熟。我没有直接去植发，而是做了一个很痛苦的手术。
为了长头发，我的头皮缝了几百针。手术以后，我几乎一整年没有出门，最后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头发还是没有长出来，真的挺崩溃的。
从前的我很自信。见到导演、演员统筹和副导演时，我会觉得，只要有这个角色，我就一定能够拿下来。后来，我开始不愿意见组，总觉得这个角色可能轮不到我，这部戏我可能演不了。
从我母亲的角度看，那段时间我可能有些抑郁。每天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看书，打打游戏，麻痹自己，也找不到什么宣泄口。
只有排戏的时候，和老师们一起聊戏，我才会暂时忘记自己的头发。
[4]在无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
我想，如果不能演戏，那就去学导演，至少还能在自己喜欢的行业里做一点事情。于是我去了日本留学，当然也是为了逃避容貌焦虑。
在日本，我又变成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普通学生。每天上课、写文章、写论文，不需要去想自己以前是什么样，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生活也没有什么起伏。
我在日本也尝试过创业，但做得不好。后来我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干不了别的，还是只能做演员。
在日本留学的第七年，我偶然在地铁站拍了一张自拍，发到微博上。没想到转发量突然很高，一下子有很多人来找我，当晚手机都快停机了。
很快，东方卫视《笑傲江湖》联系到我，希望我回国参加节目。
那时我已经在国外生活了七八年，对容貌也没有以前那么焦虑了。我想，那就回来试试看。
当时我二十七八岁，突然碰到一个可能翻红的机会，肯定很激动。我急着回国，没有考虑过要先找经纪人，也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节目。我们小时候拍戏没有经纪人，连助理都没有。我又离开国内那么多年，对这个行业已经完全不了解。
回来以后，节目组让我排一个小品，还是演三毛。
我内心是排斥的。我一直想跳脱这个角色，但编导告诉我，只有演三毛，才能吸引评委的关注。大家不关心你后来演过什么，只关心你是不是三毛。
我当时可能太着急了，想为自己争取一个机会，最后还是同意了。
一个二十八岁的成年人，再剃出三根毛，去演一个八岁的小孩，现在回头看，确实很奇怪。我自己也进不了那个状态。
节目组根据我的经历写了一个小品，还设计让我上台先喊宋丹丹老师“妈妈”。我十六岁时和她拍过《老爸老妈之逼子成龙》，在戏里演过她的儿子。
上台之前，工作人员一直提醒我，“三毛，你别忘了，上台一定要先喊妈妈，再表演。”
于是，我上台以后什么都没说，连招呼都没有和评委打，就先喊了一声，“妈妈。”
现在回头看，我自己都能抠出一个芭比城堡。
那次节目的呈现并不好，观众也不喜欢。十二年过去了，至今还有人在我的社交账号下面提起。那是节目组设计的脚本和效果，我当时其实挺被动的。
也是在那个节目里，有工作人员问我，为什么拥有那么好的童星基础，却从荧幕上消失了这么多年。
我把自己的头发撩起来给他们看。那时候，我的头发特别稀疏，发际线已经很靠后，不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他们看完以后很震惊，说大概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那场访谈结束以后，我整个人有一点崩溃，也有一点和自己释怀了。
终于有人理解，为什么我会消失那么多年。不是因为我拥有那么多机会，却不知道珍惜，而是一个青少年碰到了一件让他无法面对自己、也无法和自己妥协的事情。
[5]命运的礼物
三十岁以前，我一直想找一个能够超过三毛的角色。
我不愿意提“三毛”两个字，也不想让这个符号一直刻在自己身上。别人看到我，只知道我演过三毛，却想不起我后来还演过什么角色。
我会怀疑，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努力？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角色让大家重新认识我？
快到三十岁时，我开始慢慢和自己妥协。我知道，青春偶像剧、那些好看的角色，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这种妥协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发生的。遇到一些人，经历一些事情，再慢慢拍过各种各样的戏，人就一点点接受了。
一个符号化的人物，想要超越它太难了。这不是只靠努力就能做到的，还要看机遇、时代背景，以及你和角色的匹配度。
回头再看，当年能被选中，本身就有很大的运气。我可能有一点表演天赋，但有天赋的小孩并不少。
最后为什么是我？只因为我长得像吗。但这不就是老天给的吗？
三十五岁时，我去拜访《三毛流浪记》的导演。他对我说，不要和自己的基因较劲。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你会活得很开心。对于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就不要一直自耗。
我问他，那我最擅长的是什么？
他说，让你感到开心，又能够得到别人认可的事情，就是你擅长的事情。
后来我发现，自己演戏时很开心，也不觉得费力。这可能就是我的天赋。所以，虽然曝光不多，片约也不多，但我还是一直在演戏。
疫情以后，长剧开得越来越少，短剧越来越多，我也开始尝试拍短剧。不管长剧还是短剧，毕竟都是演戏。
短剧的工作强度很大，一天可能要拍十八个小时。剧组里很多演员只有二十几岁，可以连续熬一两天不睡觉。我已经熬不动了，真的熬不过他们，挺吓人的。
短剧的冷热和片酬起伏都很大。但这种从高处突然掉下来的感觉，我很早以前就经历过了。所以现在行业再怎么变化，对我的心态都不会有太大的冲击。
从长剧转去拍短剧，我也不觉得它们有什么高下之分。只是直播的时候，很多粉丝还是会说，希望有一天能在一部好的正剧里看到我。我当然也希望。
现在我已经不太挑角色了，太监、坏人、变态都演过。我觉得自己还能演很多角色，也想尝试历史人物和正剧。
但这样的机会不一定能轮到你，只能看命。我现在还在拍戏，这就已经很幸运了。
以前，我总希望靠下一个角色摆脱三毛。现在，我已经不再这么想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三毛流浪记》里有一集叫《飞来横福》。三毛被一个有钱人家接走，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过上好日子，后来才发现，对方看中的是他的眼睛。最后他被放走，又回到了原来的流浪生活。
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样。
拍完三毛以后，我以为人生会一直往上走。后来才发现，命运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它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
但不只是这一集。从更大的维度来说，我和三毛好像真的有一点命运共振。
三毛是一个一生都在流浪的孩子。他有机会过上好的生活，却又不适应。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孩，只想过一种平平淡淡、很普通的生活。
我的人生好像也是这样。小时候，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孩。后来演了三毛，突然被命运推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再后来，我又掉了下来，回到原点，继续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我觉得自己和他真的蛮像的。如果三毛是孟智超，他做出的选择，可能也会和我一模一样。
童星有时候就像被直升机一下提溜到山顶，又莫名其妙地掉下来。再从山脚重新往上爬，这个过程很痛苦，但你只能接受。
既然老天赐给了你这么好的礼物，它可能也会拿走一些东西。老天是公平的，我一直这么觉得。
如果真的有机会让我回到过去，我肯定不会再戴那个头套。头发受损以后，我也会告诉自己，把头发剃掉吧，坦然地面对自己。
但这个假设其实不成立。那个时候的我只有那个时候的认知。何况你也不知道，另一种选择最后会走到哪里。
前段时间，《国风少年》找到我。我一看，参加者都是十八岁到二十八岁，就说，《国风老年》可能比较适合我，《国风少年》不太适合。
但我还是去面试了。有机会肯定愿意尝试嘛。
面试官是1998年出生的，比我小，还叫我老前辈。我问他，我都40岁了，你们为什么找我？
他说，因为你有话题度。我说，好好好。
现在做直播时，也会有人问我，“你怎么还活着？我以为你已经去世了。”
我就和他开玩笑说，没有，还活着，我又从地上爬起来跟你聊两句，你不要害怕。
很多人可能确实觉得，我已经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太久。现在重新看到我，才发现当年的“小三毛”已经40岁了。
我现在40岁了。以前不愿意分享这些事情，总觉得伤疤被来回拉扯时，还是会很痛。后来觉得，能够坦然面对以后，讲出来也没有什么。
有人说我是在消费童年。我后来想，这是我真实经历过的人生，我有资格讲它。就像钱本来就在我的口袋里，我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花，有什么问题？
小时候是“小三毛”，现在是“老三毛”。哪怕以后还是跳脱不了这个角色，那我就永远是三毛。哪一天我去世了，甚至可以在墓志铭上写，“《三毛流浪记》三毛扮演者孟智超”。那也挺好。
来源：九派新闻
记者：覃钰钰
责任编辑：陈琰 SN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