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学、不工作，终日独自宅在家里看书、上网、睡觉。这样的日子，苏文已经过了六年。
“啃老”就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
所有人都觉得苏文是个怪人，包括他自己，“我会担忧父母老去，但是如果我出去工作，不也会担忧被裁吗？”
最近几年，这类年轻人的数量暴涨。他们被称为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NEET），一定程度上也指“家里蹲”、“啃老族”，连续一段时间内不上学，不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的人。
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20年世界青年就业趋势：科技与未来工作》报告显示，在全球13亿青年人群体之中，约有2.67亿属于“尼特族”。
近日，#工作四年收入被父母退休金倒挂#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啃老”、“家里蹲”的话题又被提起，引起热议。
事实上，早在2006年，豆瓣小组就有了“家里蹲自救同盟”，目前已有5万多人在组内抱团取暖。据腾讯新闻-谷雨数据，“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组建立的16年来，这三年的讨论热度超过总帖数的七成。
毕业后在家“啃老”是怎样的感受？他们因何困在家中，故步自封？又对未来有何规划？时代财经采访了几位正在“啃老”、或有“啃老”经历的95后。
苏文认为自己找不到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与其浪费时间，不如在家读书“充实内心”；放弃“深漂”回家啃老的陈冉，觉得在家的生活重复且无聊，打算再次出去打拼；而曾因考研考公啃老一年的高芮，认为啃老备考让她喘不过气，即使现在想继续尝试考研，也不敢再脱产。
以下是他们的经历。
大一退学后，“家里蹲”六年，他想走“第四条路”
去年年底，短暂地工作后，25岁的苏文还是退回了家中。
这是苏文的第二份工作——电话销售，一天下来要打二三百个电话，不断重复着“您家有小孩吗，少儿编程要不要了解一下？”而这样的电话，其他同事能打六七百个。苏文说，他不擅社交，情商不高，和陌生人在电话里套近乎，做不到。
一周后，公司以“不上进”为由把苏文辞退，而这正合他意，“他们想要的是‘人肉电池’，而我没有‘电’，也没法给他们发电。”
苏文暂时不打算再找工作了，终日独自宅在家里看书、上网、睡觉。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将近七年。
他说，自己是个典型的“尼特族”，看书是最大的爱好。他的豆瓣主页上，有105本在读、5470本想读。
所有人都觉得苏文是个怪人，包括他自己。苏文说，自己是“一块顽石”，不愿随波逐流，所以在大一时便选择了退学。在他人看来，他孤僻又幼稚，而对于自己的不被理解，苏文只觉得“他们都是庸人”。
父母对苏文的现状不满又无措，但苏文不以为然，“他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所以把这个希望强加给我。”苏文的母亲原本在公立医院工作，几年前退休后，又再去找了工作。
当被问到是否觉得母亲退休还要工作是为了负担他时，苏文认为，“她不是为了负担我，我又花不了多少钱，她也是为了她自己。”而提到有收入可以给母亲减轻压力时，苏文感到无奈，“我知道，但是我不挣钱，也没有人要我”。
“找不到工作”又成了问题的起点。在苏文看来，没有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是这个社会的原罪。
日本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中的对话，在苏文家里也时常发生
2020年10月，苏文曾在豆瓣“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组内发表了一篇一万四千字的长篇自述，讲述自己“家里蹲”多年的心路历程。
在文中，他提到，“在别人眼中，这世上也就三条路：高考大学、出国留学、直接进入社会工作挣钱。可我却渴望第四条路。”
简而言之，他希望通过自学，找到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真理”，终而作出某种不朽的成绩。他喜欢尼采和叔本华，认为他们和身边平庸的师长不同，能给他更有高度的指引。
苏文曾在日记中提到陈直，一个因自学海德格尔哲学而让大众惊叹的农民工。在他看来，陈直的理想是通过海德格尔哲学的自学研究而获得大众的认可，而这正是他口中的“第四条路”。
苏文认为，有很多人没有上大学，但是在某些方面颇有天赋，可以靠自学做出一番成绩，“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自学的成果是什么？苏文说，目前最有价值的产出，就是自己的那篇万字自述。“你不觉得很特别吗？”苏文认为，他能把自己的问题剖析得如此清晰，和只知道看电视、打游戏的“家里蹲”有一定的不同。
的确有许多网友赞叹苏文流畅的文笔，鼓励他继续从事文字工作。但苏文说，自己不喜欢“迎合受众”，自己的所在的城市也没有适合的文字工作，多数只是写一些机械的宣传。
很多人“脱蹲”或许是想明白了，父母总会老去，自己不能一辈子在父母的庇荫下生活。很难说苏文对未来没有这样的担忧，但他有一套的逻辑能够自我转圜。
“我会担忧父母老去，但是如果我出去工作，不也会担忧被裁吗？”在苏文眼中，社会有一个时钟，规定着人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而我早已脱轨，不看这个时钟了”。
苏文还是想继续走“第四条路”，也或许还是会出去工作的，“我可能缺一个契机”。
对于自己的第四条路，苏文说，“我不推荐一般人来走，而且我也没有走好。”
放弃“深漂”，回家啃老一年后，她渴望挣脱安逸
与苏文不同，24岁的陈冉在汕头的家中“啃老”一年后，还是打算再去广州闯闯。
回家之前，陈冉是个“深漂”，在深圳尝试过两份工作。
第一次，在广告公司做视频剪辑，她常常加班到十一二点，第二天一早却还要准时上班，“迟到会扣钱，为了那点钱我每天顶着大太阳拼命地跑，满身是汗。”
无法承受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节奏，陈冉换了份相对清闲的工作，留学教育机构的新媒体运营，有双休、不加班、能实现“摸鱼自由”。
去年年底，三个月的试用期通过在即，陈冉的姐姐即将临盆，她便请假一周回家陪同。等再回公司时，却被“放鸽子”了，“这个岗位撤销了，要不你转到市场推广吧？”陈冉十分错愕，也不愿意转岗做销售。
她决定，那就先回家吧。这一呆，便就是近一年。
陈冉的父母在汕头的小镇开了一家小纺织厂，虽然近些年来没有赶上电商的快车，赚钱不多，但也足够养活一家。陈冉在外打拼时，他们总担心她吃不健康的外卖、熬夜伤身体、谈没有把握的恋爱，对于回家的决定，他们十分支持。
陈冉说，在周围人看来，女孩子不工作也没什么，可以在家帮忙。父母也觉得她年龄到了，可以开始相亲结婚，之后换个地方“啃老”也未尝不可。他们想让陈冉就此留在家中，开个小店、早日相亲结婚、过简单的生活。
陈冉对相亲十分抗拒，一推再推，“我们地方小，和谁在相亲周围人都会知道，要是没谈拢，会很尴尬。”而对于开店，她想了想也放弃了，害怕自己没有能力回本，也怕自己无法承受运营店铺的压力。
没有开店，也没有经济来源，陈冉的父母每个月会定期给她五千块。对于这五千块，陈冉显得心安理得，“我可能有点坏，觉得他们就是想这样留住我，让我觉得家里好、外面差。”同时，陈冉认为这是父母给她的“补偿”，“大学时，家里对我很抠门，我在广州上学，每个月却只给一千多生活费，只能经常出去兼职。”
每天的日子就是换着各个平台刷手机，晚上熬夜，第二天醒来都中午甚至下午了，陈冉感觉到时间像被吞噬了，“太无聊了，我觉得好虚无”。陈冉觉得有些讽刺，“以前工作时觉得生活好不规律，才坚定了回家的念头，没想到回家后更不规律了。”
在平淡日常里，陈冉试着接纳自己的平庸，“当我把重心放在生活，好像注定只能平庸”。但看着同龄朋友里有人创业年入百万，有人读了名校研究生，而她却偏安一隅，觉得自己像“困在笼子里的鸟”。陈冉能感觉到到，很多朋友和她的交流变少了，“可能有点看不起我吧”，她说。
陈冉开始讨厌虚度光阴的自己，想寻找一些“价值感”。
她尝试在互联网上做自由职业，接单做ppt，但常常收不回款，让人十分糟心；做自己的抖音账号，但数据毫无起色；最后，她试着在小红书更新穿搭图文，日渐积累，在运营两三个月时终于有了3万粉丝，好的时候收入能赶上当地的工资，“能有这样的效果我还挺嘚瑟的，我以为我能吃上这口饭。”
但好景不长，因为乳腺结节，陈冉做了手术，休养了一个月。停更一个月后，帖子的数据就再也回不去了，“再也没有商家来找我合作”，陈冉的劲头散掉了。
今年7月开始，陈冉又尝试在小红书上更新Vlog，希望可以这样倒逼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但在最新一条视频里，她还是对自己坦诚了，“在小地方呆久了好无聊，我又想去广州了。”
陈冉说，自己“家里蹲”时常常在网上看到各种职业的人，有律师、医生、护士……觉得他们好酷，可以为别人提供价值，而她却躺在安逸的“笼子”里，每天无所事事。
现在，她想飞出去，但能不能飞出去，她自己也不知道。
曾经“啃老”备考，她再也不愿和父母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高芮则因备考而“啃老”。
2019年大学毕业后，高芮考研、考公屡战屡败，过了一年的“啃老”生活。现在，她已经工作两年了，回想起那段日子，还是会觉得喘不过气。
高芮的考研之路始于2018年大三时，第一次考研失败后，她毅然决定“二战”。这一次，她显得更有经验和计划，但压力却更大了。她隐隐觉得，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父母可能只能容忍我再考这一次了”。
虽已毕业，高芮还是在学校附近租了房。为了不向家里伸手要钱，她找了一份考研机构的学管兼职，在自己考研的同时，还要对其他考研的同学进行规划和督导。2019年9月，进入备考冲刺期，她辞掉了这份让自己分心的兼职，全心投入考研，经济来源成了“啃老”。
2022年，有457万人涌向考研这座独木桥，而录取人数不到110万。不少大学毕业生，掉入反复考研、屡试屡败的漩涡。有人说，用考试来逃避现实的他们是“新型啃老族”。
即使高芮已经拼尽全力，第二次考研还是失败了。2020年，因疫情锁在家中的日子里，她开始着手准备当年5月份的公务员省考，但这一次更多地是身处体制内的父母希望她能试试。
现在回忆，在家考公的日子里，和父母的摩擦总是不断。她如今总结，和父母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不要在一个屋檐下。
那时，和父母关系僵硬带来的冷空气始终笼罩在家中。
虽然为了考公“家里蹲”是多数人的常态，但高芮的父亲始终觉得她的学生时代结束了，就应该去工作，“我爸觉得为了考试不工作是本末倒置，至少应该边工作边考。”但在高芮看来，在如此内卷的考公竞争里，不全心备考是无法脱颖而出的。
在高芮眼里，父亲一生都在奋力向上，她这样“甘于现状”的状态，是父亲无法理解的。“在他们看来，我一直在失败”，记忆中，有时吵着吵着，父母会开始“翻旧账”，“你从高考就开始失败，本来是个一本的苗子，却只考了个二本，考研两次也都没有考上。”
有时，争执的内容也可以是一些小事。高芮的父母十分自律，几乎每天都会去健身房跑步或练瑜伽。和他们比起来，在家一动不动的高芮就是“当代颓废女青年”，从八点起床太晚、到每天不运动，高芮说，“我被他们从早说到晚”。
高芮盼着考试期限早日降临，早日“解脱”。但到了5月，原定的考试截止日期却迟迟未至，高芮说，自己实在是受不了了，决定先出去工作，提前结束了这段“家里蹲”时光。
考试延期到了7月，那时高芮已经工作两个月了，最后依旧失败了。
考公失败后，高芮先后在教培机构和科技公司短暂地尝试了半年，但父母认为在私企工作十分不稳定。和父母商量后，高芮选择进入银行，先成为了一名热线客服，希望以此为跳板，再尝试考内部的编制。但两年来，银行招考的政策变了又变，高芮始终慢了一步。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高芮想，自己还是需要回学校镀一层金。“我还是想考研，即使已经放弃多年了。”最近，高芮开始着手准备管理类联考。
当被问到是否准备脱产备考，高芮叹气说，“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我没有这样的勇气了。”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