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特写]写在封城进行时：疫情下的海外华人作家
采访、撰文 | 王磬、古典
新冠肆虐全球，被拧成了命运共同体的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关心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除了媒体报道，以记录日常细节和自身感受为主的“海外疫情日记”也如雨后春笋，为中文读者提供了大量当地的一手观察。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群体。这个兼具表达能力、比较视野和读者基础的群体，对疫情展开了别样的书写。
从巴黎到伦敦再到佛罗伦萨，疫情成为了华人作家们观察欧洲社会细部的放大镜。他们缘何开始写疫情日记？“封城”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从国家领袖到餐厅员工，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书写对象？从中国到欧洲，他们所观察到的防疫差别和文化差异，又要如何讲给中文读者听？
《封城巴黎》：危机之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3月16日，巴黎封城。申赋渔在家中盯着新闻直播，正在宣布“禁足令”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连说了五遍“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表情“像一位愤怒的凯撒”。仅仅两天前的巴黎，上千黄马甲仍在上街抗议，塞纳河畔还簇拥着很多情侣。
“封城之后，心态就变了。”申赋渔感到窗外的大好春光就要消逝了，但他不想让身边的故事就这样溜走。“我必须把我的生存，把我知道的人的生存，记录下来，表达出来。”他对界面新闻表示。
申赋渔在巴黎。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第一篇《封城巴黎》就这样诞生了。到4月7日，他已经连续更新了22篇。不仅在他自己的公号上发布，也被多家国内媒体转载。知名媒体人胡舒立给他点赞，“申赋渔的博客写的有特色，写疫情中不同的人的命运”。
对小人物的关照，深深地刻在了申赋渔的写作惯性里。在20余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和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打过交道，对他们的经历更能“感同身受”；而在最近的“封城巴黎”系列当中，他又再次延续了对小人物的体察与凝视。
他写怀揣画家梦的巴黎中餐厅老板，15年如一日地工作，但他想买辆房车，等疫情结束后就一直开，一直开，遇到好的风景就停下来画画。他写偷渡到法国的朝鲜人老吴，在巴黎封城后没有了工作着落，而他远在韩国的妻子也一年多没有打过电话了。他写他73岁的好友詹姆斯，看到来势汹汹的疫情后，决定和自己拉拉扯扯了四十年的女友结婚，他说：“我去巴黎的那一天，她送我上车，我一回头，看到她眼睛里全是泪。这一幕就像在昨天。”
“小人物在这种大灾难面前，抵抗力就更弱，面临的艰难就会更大，”申赋渔说道。“我更关注的是他们的生存。”
2016年，申赋渔辞去了《南京日报》记者的职位，定居巴黎，专心写作。浸润在这座文化多元的城市里，他拾起了上万公里外的乡愁，用一部《匠人》书写了老家江苏泰兴的15位手艺人的故事。
该书经法国著名的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发行，首印1.2万册。这家向法国读者介绍了吉卜林、泰戈尔、艾米莉·勃朗特、川端康成的百年出版社里，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作家的名字。
法国出版人费利克斯·托雷斯称自己第一次阅读就爱上了这本书。他说：“申赋渔让读者沉浸在从前中国农民的世界中。这个世界虽然灰暗、饱含艰辛，但是它的人道主义的光辉润泽所有的居民，无论他们性格如何、行为怎样。书中有很多闪光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精神状态。”
在巴黎的生活是缓慢的，写作的节奏也都比较随意。但开始创作封城日记以后，为了保持日更，他让自己每天形成固定的节奏：上午打电话、采访，下午写作，晚上再修改。等成稿出来时往往已经临近午夜，发布时正好是国内的早上。
他不时会收到媒体的采访请求，多是向他询问疫情下的巴黎现状。申赋渔的观察是，在法国的居住环境下，很难施行国内那样的网格化管理。“在中国，人们待在家里，社区有人专门负责买菜买东西，在这里不可能…他们（法国）没有办法采取像中国那么严格的措施，因为他们没有小区，人就像原子，都是散的。”
申赋渔在日记里写道，法国人的“散漫”是骨子里的。“你不让他出去透气，散步，遛狗，他是做不到的。只要你开了个口子，他就有理由上街。”
他也曾受到“口罩之争”的困扰。在欧洲，戴口罩仍不被认为是防疫共识，早期不少华人戴口罩上街甚至遭遇了歧视、不敢戴。但申赋渔的经历略为不同。
病毒刚开始在法国流传的时候，他上街会戴口罩，也不管别人的眼光。但随着疫情的加剧，法国一线医护人员也开始急缺口罩了。他隐隐感到一种愧疚。“看到那么多法国医生没有口罩，良心不安。”后来，他把口罩送给了在殡仪馆工作的朋友。
《钟宜霖的伦敦播报》：疫情之下，从作家回归纪实创作
就在马克龙发表国民演讲的同一天——3月16日——约翰逊在伦敦宣布英国疫情防控进入“拖延”阶段，“群体免疫”一词进入公众视野，引发舆论巨响。“英国要躺平了”的字眼占据了中文互联网的头条。
当天，钟宜霖正在伦敦西区剧院和好友欣赏一部在这里演了三十余年的经典音乐剧——《悲惨世界》。她不戴口罩，拿手机拍着熙熙攘攘的街道，为自己的Vlog积攒素材。彼时，她已在个人公众号上记录了一个月的疫情，《钟宜霖的伦敦播报》获得了大量关注。
“我希望我的公众号能够成为一个窗口，让国内观众了解到一个真实的英国，”钟宜霖对界面新闻表示。“这里没有国内观众和自媒体想象中的那么令人恐慌。”
钟宜霖在伦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钟宜霖较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作家。2015年，她以伦敦华人聚居区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唐人街》在中国出版，展现了一幅游走在主流社会外的边缘人群像。该书收录在当年《收获》长篇专号“海外华人作家专辑”当中，填补了“非法移民”这一题材的文学空白。
定居伦敦前，钟宜霖在国内的一家杂志专栏工作，是编辑部里“挑大梁的人”。来到英国后，她投入到小说的创作当中，很少接触纪实类文学；而疫情爆发后，她又回归到纪实类文字的创作，说自己“找到了一点之前做媒体人的感觉”：“揭露真相”、“表达真实”。
她在个人微信公众号里更新英国的疫情新闻。她向读者解释，“群体免疫”是一个被媒体严重误读的名词，并不能代表英国防疫的政策；NHS（英国医疗系统）之所以劝告有症状的人先在家隔离，是想把医疗资源留给重症患者，且在医院候诊时气溶胶感染的风险更高。
钟宜霖认为英国的封城举措还是晚了一周，但是英国政府和NHS给出了明确的医疗指南，很方便执行。“英国这边建筑密度比较低，都是联排的house（房子），能做到人均有一个独立的房间。如果感染的话，在自己的房间只要足不出户就能做到隔离。”她还提到由于中国的楼群比较密集，而且一家人都共享生活空间，所以英国的隔离指南很难在中国行得通。
不少国内观众认为英国的抗议措施比较“佛系”，钟宜霖觉得这和英国的民族性格有关。“英国就是一个很冷静的民族，哪怕在二战那样的危难时刻，他们还是keep calm and carry on （意为“保持冷静，继续向前”，是英国政府在二战时期激励国民的经典格言）。”
钟宜霖表示，由于自己的生活习惯“本身就比较宅”，疫情对生活的影响还不算太大。出门的频率降低了，以前会看戏、逛街，跟朋友吃晚饭，但现在可能10天才会去超市买一趟菜。“以前去超市我会戴口罩，但是上星期我去了一趟超市，发现门口排队的人都隔了两米以上，我就发现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了。”钟宜霖说。
关于口罩，钟宜霖解释道，欧洲人普遍认为需要戴口罩的是病人而不是健康人。疫情爆发后，英国建议国民保持两米以上的“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来阻断飞沫传染。
作家的身份让她格外关注中文作家群体在疫情之中的书写，但她坦言自己有些失望。她希望看到国内作家能写一本武汉疫情的书，就像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记录劫后余生的切尔诺贝利。
“我想看到一本实实在在的，不管它是纪实文学也好，还是虚构作品也好，我想看到一部能打动人心，引起人们反思的作品。我不在乎等多长时间，10年20年也没有关系。”钟宜霖说。
《意大利疫情日记》：不做“事实暴政的囚徒”
接通王勤伯电话的时候，他正在佛罗伦萨的家附近遛狗，路遇警察。他旅居的意大利是新冠袭击的重灾区，封城已多日，戒备依旧森严。
王勤伯在佛罗伦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生活里的细节、每天的新闻、专家的分析，都会被王勤伯汇总在他的《意大利疫情日记》之中。自2月底开始创作以来，这系列日记已成为中文读者了解意大利疫情进展的最可靠信源之一。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体育记者之一，通晓五国语言的王勤伯也是位作家。2003年，王勤伯以《体坛周报》记者的身份来到意大利，从此便在这里扎根。他一边在赛事报道中磨练写作，一边从野性的拉美文学里汲取养分，并在2014年写出了《黑白梦华录》。这部勾连起文化、语言和个人成长的“足球嬉皮士文学”，一出版便成了当年的畅销书。
自由撰稿人宋石男评价王勤伯：“恶棍般任性，情人般敏感，孩子般赤诚。他左脚足球、右手文学，他是如此深爱它们，因为二者同样指向自由。”
“我一直觉得，创作本身的目的是为了反抗现实的暴政，”王勤伯对界面新闻表示。他抵抗程式化的表达和卖弄辞藻的创作，这种叛逆在他的疫情日记中也有迹可循。
王勤伯对意大利有着深入肌理的观察。在疫情日记中，他从事实出发，批评伦巴第大区的一间医院在防控上出现失误、并由此成为意大利疫情的爆发点；但他又从个人经验出发，分享了近期家人疑似患上新冠并就医的情况，肯定了意大利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
疫情爆发后，萨尔维尼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开始煽动排外情绪，抨击政府的移民政策、甚至试图引导对华人的歧视。王勤伯则引用了加缪在《鼠疫》中的一句话，批评意大利政客的反智言论：“对抗鼠疫唯一的办法是诚实。”
他警惕将疫情比作战争的话语，认为这种话语应该为医生的经验让路。“我知道医生救助病人并不带有与某物某人某国争斗的目的，相反，他们的每一个决定和举动是试图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和直觉转化成病人身体的和平。战争需要命令，医生不需要，他们需要尊重、需要支援、需要理解，同时，需要社会让他们安静工作。”
“我始终觉得，疫情来来去去，一切终究会平复，而愚蠢和愚昧才是这世界最无法战胜的病毒，”王勤伯在日记中写道。
在最后两篇疫情日记里，他表达了自己对铺天盖地的事实的警惕。“如果我写作意大利的疫情日记是为你们提供一堆不断更新的事实，你们作为读者的风险，是被所有的事实围困。你们看似在消费事实，却被事实无情消费，成为‘事实暴政’的囚徒。”
在写到第十篇《疫情日记》的时候，他决定停止创作。“最后一次是写到晚上带狗出去，然后听见猫头鹰和乌鸦在‘说话’，我其实很想知道他们在聊的是什么。但疫情已经把你的心思全都给捆住了，这个时候你要想跳出这个东西，其实挺难的。”
现在，王勤伯联合几位欧洲的朋友做了一档视频节目《勤伯看Q》。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多地方：西班牙、德国、瑞士、阿根廷……在他看来，这档节目更多的是在观察人而不是疫情。“它呈现的不是中外对疫情的一种二元对立的讨论，而是更多地去正视人这种动物，去讨论一些无关的问题，同时也聊一聊文化方面的内容。”
疫情让王勤伯多了不少无聊的日子。他每天带着狗去外面短暂地透口气，听着自己的孩子一遍遍哼唱着儿歌。他看到意大利《晚邮报》写给家长的一段话，“（孩子们）需要在一些无所事事的时刻感受到虚空”，这样才能学会管理自己的感情世界。他想起在四川小县城度过的少年时光。
“故乡给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深刻的无聊，我逃离了故乡，却把无聊装进行囊。直到后来离家远行，置身于城市丛林里，我才明白这份无聊是最宝贵的行李，当我最需要寻找专注时，那里是我内心的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