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害者到参与犯罪，“卖肾江湖”的一条规律
辽宁人边成福、四川人潘帅的肾是2013年1月在邓大伟的手术室里摘除卖掉的，价格都是3万元。当时，边成福26岁，潘帅才19岁。
湖北人欧海明是在新疆一家医院将肾脏以45000元价格出卖。2012年10月认识了邓大伟，帮邓带人体检兼做中介。2013年初，江西人黄邦海因经济困难，想在北京卖肾，认识了张丰。4月中旬，经张丰介绍，他在济南将自己的肾脏以35000元的价格卖掉。后张丰介绍他也成为一名手术中介，帮助联系“受体”，邓大伟答应每介绍一个人做30万元的肾移植手术，就给他2万元介绍费。
深圳的钟某出价36万元移植肾，就是黄邦海做成一个成功单子，挣了6万元。
卖肾者转身变参与者，受害人变成罪犯。在卖肾江湖里，这似乎已经成为一条有迹可循的规律。
公开资料显示，卖肾江湖中，“供体”多为年轻人。卖肾理由大多是“玩网络游戏”、“欠了赌债”等等。但卖肾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经济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会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有的干脆就在卖肾的浑水江湖里继续混下去。
法庭上，再过一个多月就要满21岁的潘帅说，他是为了还信用卡欠债才卖肾的。
每年合法肾移植不足4000例，却有100万人等待
钟某是一名在邓大伟的手术室里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的“受体”。
2013年3月，患有尿毒症的钟某在网上与黄邦海取得联系，商定由黄邦海带他在私人手术室以36万元价格进行肾脏移植手术。6月份，他和妻子来到武汉，乘坐一辆白色面包车到邓大伟的手术室现场参观。7月7日，他在这里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
袁某也是一名尿毒症患者，需要换肾，但在正规医院一直没有排到。什么时候能轮到他，他心里也没底。后来，一个朋友说网上有人可以换肾，并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
袁某拨打了这个电话。机主便是中介欧海明，自称“小王”，初步谈好以38万元的价格进行肾移植手术。
在一家大医院抽血体检后，2013年8月17日上午7时，袁某和一位朋友被邓大伟安排的银灰色商务车带到手术室。手术尚未开始，警察便出现了，手术因此也没有做成。
这一次意外的手术中止，对袁某来说，幸或不幸，还真不好说。华商报记者几经努力，未得到其更明确的信息。也许，他还在正规医院重新排队等候手术。或者，还会到网上再次寻找做非法肾脏移植的机会。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一年因肾功能衰竭依靠透析维持生命者超过100万人，而每年合法肾移植手术不足4000例。不可否认，正是这样的市场需求，才出现了肾脏买卖这样的变态江湖。为应对新变化，2007年，我国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1号，即《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从当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
鉴于涉及人体器官犯罪的形式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规定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尽管如此，但今年买卖人体器官的案件仍层出不穷。各地虽然严厉打击，也挖出了不少犯罪团伙，但在网络上QQ群里，类似交易、讨价还价的信息仍到处充斥，丝毫未见减弱。谁也不知道，现实中还有多少个黑手术室仍在运作。
2014年8月20日，号称中国最大一宗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在北京一中院终审宣判，15名被告人在2010年间共摘除移植51枚肾脏，获利1034万余元，该团伙在出租屋内进行活体肾脏摘除，再通过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主任，实施肾脏移植牟取暴利。组织者被判徒刑12年，其他人则分获9年至3年半不等刑期。
令人震惊的是，据多名被告人供述，该团伙还在北京海淀区六里屯村、树村后营等地租房，提供吃穿养着供体们。最多有几十个供体，大部分都是急着用钱又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当麻醉醒来之后一枚肾脏已不知去向，换来的仅仅是2万到2.5万元不等的报酬。
其中一个供体张某的故事很有代表性。高中辍学后，其离家打工却依旧常向家人要钱，开始时家人还给，后来家人不再供他日常花销。张某则赌气跟家人说不给钱就卖肾。家人不信，张某便在网上搜索做供体卖肾的信息，并和对方联系谈好，以2.5万的价格成交。随后坐火车从内蒙古赶到北京接受摘肾手术。
在海淀区一个出租房内，张某发现还有很多供体，都在等着配型卖肾换钱。
(原标题：还有多少个黑手术室在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