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汤若望
明清之际耶稣与科技进入中国遭遇顽强阻击，清初守旧势力乘顺治驾崩、康熙年幼的空隙，一举挫败了以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比尔，1592—1666，出生于今德国科隆)为首的天主教与历法学，大批科技骨干惨遭杀害。这就是满人入关之初发生的“康熙历狱”。
康熙历狱的始作俑者是杨光先(1597B1669)，这是个对外部世界懵懂无知，对固有文化抱残守缺的儒生。他从顺治至康熙初年，以“正三纲、守四维”的忧患意识，多次上书朝廷，先后撰写《辟邪论》、《请诛邪教状》、《摘谬十论》等文章，对西方历法口诛笔伐，成为反对外来文化、抵制对外开放的极端先驱。
这些文字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然而，杨光先的论述却是十分庄重、十分认真的，比如，他如此否定天文望远镜:“日月食于天上，分秒之数人仰头即见之，何必用彼教之望远镜以定分秒耶?废目用镜，中夏之士大夫落其术中矣!”(《镜余》)无知者无畏，由此可见一斑!
地球是圆的，这为17世纪初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所证实。然而，17世纪下半叶的杨光先抱着“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谬见，对这一科学常识予以嘲笑与攻击。他质问汤若望:如果地球是圆的，地球上面的人站着，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像蜾虫趴在墙上横立壁行，或在楼板之下倒立悬挂?自然法则，水往低流，难道汤若望见过海水倒倾而不下淌?中国人在地球上方，西洋人在地球下方，果真如此，岂不是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也非人类了(“西洋皆为鱼鳖，而若望不得为人矣”)。地球上下人们只能“脚心相对”、大地重压之下人们只能“为鬼为泥”。他不怀好意地揣度，汤若望宣称“大地球体说”，“明谓我中夏是彼西洋脚底所踹之国，其轻贱我中夏甚已”(《孽镜》)。
杨光先扳倒汤若望，有两条致命的理由。其一，清顺治元年(1644)，汤若望向新皇献上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天文仪器，并准确预测了当年八月初一发生的日食，取得了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决定从顺治二年采用汤若望编纂的新历法，定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拜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国家天文台台长)。杨光先设身处地为满清皇朝争名分、争正统，他认定，“名分定而上国尊，历法正而大典光”(《正国体呈稿》)。他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紧紧咬住《时宪历》封面的“依西洋历法”做文章，指责汤若望以此五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其实质是以西洋文化“苗裔我君臣，学徒我周孔”，在政治上否定大清的优越性，汤若望的行为，“于名则有无将之诛，于法则有扰纪之罪”。
其二，杨光先抓住汤若望“进二百年之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的确研究透了皇朝的心理。中国的皇权专制始于秦代。秦始皇登基之初就曾声明:“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代以降，历代王朝都是一家一姓之政权，无不希望国运隆昌，帝祚绵长，子子孙孙传下去，怎么可以只有二百年?汤若望进二百年之新历，在他看来，恰恰是他扳倒耶稣会士的天赐良机。他上书朝廷，指责汤若望新历法意在诅咒刚刚定鼎的新朝帝业不永，国运短暂，“其罪曷可胜诛”!杨光先以布衣之身，对朝廷如此设身处地，比起一些侧身“南书房”、“国史馆”里的御用文人更忠贞。
杨光先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在辅政大臣鳌拜处遇到了知音。以汤若望误用《洪范》五行作为导火索，康熙四年(1665)，汤若望等西洋人士以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三项罪名，被判死刑(后改流放)，五名中国科技人员惨遭处决，废止《时宪历》，恢复《大统历》，并禁止中国居民信奉天主教。杨光先作为“京漂一族”，进入钦天监。这就是康熙历狱的基本结局。
杨光先并非一味投靠权贵、邀宠朝臣的蝇营狗苟之辈，他有着十分清晰的指导思想与行动纲领，他曾明确宣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日食天象验》)。杨光先这句名言及事迹，鲁迅先生在《坟·看镜有感》中曾有专门论述:“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康熙历狱，杨光先这个徽州布衣一跃而为京城大员，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然而，他的顶子却是被其诬陷的科技人员的鲜血染红的。杨光先深知自己的斤两，用空洞的政治、虚伪的礼教攻击他人是拿手好戏，让他从事历法研究与历法制定，立刻原形毕露，底气尽失。于是他一方面战战兢兢连上五道“叩阍辞疏”，坦承自己“只知历理，不知历数”，是一个“不能算历之夫”，显然不能“滥受钦天之职”。岂知朝廷偏偏“认准”了这个人才，不仅屡辞不准，而且就地转正，改任钦天监监正。
自恢复“大统历”后，杨光先等人在实际应用中屡出差错。清廷心知杨光先不能胜任，只得重新起用西洋人南怀仁(菲迪南特·阜泌斯脱，1623—1688，比利时人)主持历法。南怀仁当然有着为汤若望正名及将杨光先扳倒之用意，然而，如何判明《时宪历》与《大统历》之正误，如何判明汤若望与杨光先之是非，这在天文和历法学上，只凭信口雌黄、巧言令色是无法服人的。南怀仁指出，“测验为诸辩之据”，即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年轻的玄烨亲政之初，即决定让实践来充当裁判，并直接主持了两派历法的公开测验活动。
经过多次实验和调查，证明汤若望、南怀仁所制历法精度更高。康熙毅然决定停用《大统历》，复用《时宪历》，罢黜杨光先钦天监监正，以南怀仁代之。杨光先的结局是，“坐光先斩，(皇)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清史稿》列传五十九)。随即，康熙即给已于三年前病死的汤若望平反，并亲撰祭文。载有该碑文的汤若望墓碑，至今仍然保存在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京市委党校院内。
（原标题：地球究竟是圆还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