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考大潮下的“围城”内外

城内，被“禁令”改变的生态与心态城外，为“公务员梦”奋斗的青春公考大潮下的“围城”内外来源：新文化报 - 新文化网

公务员考试前很多考生都参加了考前补习班 本报记者 李洪亮 摄

A07版

“做公务员，社会地位和身份更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更容易得到帮助，可以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4月12日， 吉林省2014年公务员考试日。9.7万名年轻人争夺3492个席位，成功几率只有残酷的1/27。

　　2013年，公务员们称之为“禁令年”。 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再到多项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具体“禁令”，公务员生态在这一年发生了变化。“公务员不好当了”是对禁令效应最明了的表述。 甚至，“有公务员考虑辞职” 的说法也频频闪现。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 城里的人想逃出去”，用这句话来形容公务员体制内外两个群体的思想状态， 或许不算过分。

　　在“省考”前夕，本报记者走近多位公务员和考生， 了解他们的真实经历和感受， 试图探寻“围城”之因，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范永茂博士的帮助下，揭开“围城”形态背后的社会问题。

■调查

　　某些年份的公务员招考数量的局部下降，并不意味着公务员考试退热，相反，报考公务员甚至还可能持续“高烧不退”

　　进入3月份，全国诸多省份公务员招录工作相继展开。冷眼看去，报考公务员热度似乎正在消退。根据新华网报道，全国共有16个省区市实现了报名人数、招录人数双下降。只有山西、内蒙古、陕西三地呈现报名人数、招录人数双上涨。西南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李景平认为，总体报考人数下降，或许和近年反腐力度加大、让公务员隐形福利受到影响有关。

　　本报记者纵向对比2010年到2014年公务员考试招录情况发现，尽管2014年全省公务员招录计划和报考人数较2013年均有下降，但招考岗位的平均竞争比例为1誜27，为历年之最，这似乎更能说明吉林省公务员岗位的竞争热度。

　　记者走访了长春市内的公务员培训机构，规模最大的中公、华图两家全国连锁教育机构生源不降反升。中公教育长春分校校长王贺告诉本报记者，该校今年1至4月份招收的公务员考生数量已经与去年持平；华图教育吉林总部教学校长刘有珍表示，该校招生规模较去年有大幅提升。

　　据业内人士介绍，长春市的众多公务员培训机构中，中公和华图两家占据了市场，其他规模较小的培训学校只能“捡拾”生源。

　　根据本报记者调查，公务员培训班价格不菲，少则10天、多则月余的培训时间，培训费用在三五千元到数万元不等，各种价位的培训服务除细节条款或有不同，实际内容大致相仿。尽管如此，公务员培训机构依然门庭若市。

专家观点：

　　范永茂博士认为，某些年份的公务员招考数量的局部下降，并不意味着公务员考试退热，相反，报考公务员甚至还可能持续“高烧不退”。原因首先来自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和现状，而公务员投入产出比之高，让许多年轻人热衷报考公务员。“近些年，公务员招录中，将工作经验作为遴选的重要条件，这种政策导向是很明显的。”范永茂说，第一，政府部门需要有更多了解国情、有实际工作经验、来自基层、熟悉民众偏好、与群众有感情，并会和民众打交道的工作人员，这是一条政府自身能力建设之路。第二，政府借此传达一条讯号，希望青年大学生们能更多扎根实践，在基层锻炼中增长才干，到国家和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实现人生价值。第三，政府释放另一种信号，希望通过其他的工作渠道，解决青年人、特别是应届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部分地分流招考公务员的压力。”

■围城外的追逐

　　“公务员工作毕竟更加稳定，对女孩子来说更有安全感，社会地位更容易得到男孩子的青睐，更容易找到好的归宿”

　　4月9日下午，距离考试日还有不到72小时。熙来攘往的重庆路边，亚泰饭店3楼，100多位考生还在冲刺。这是华图教育吉林分校的一处培训班。孙强听着题解，不时眉头紧锁，那些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数字和变态的算式让他觉得头大。这是他连续第二年为人生的目标囿于一隅。

　　孙强来自白山市，今年26岁，独生子。他原本并不屑于进入体制内，用他的话说，“父母都是公务员，每天朝九晚五，生活过得平淡无味。”最主要的，“他们两个人一年的工资还没有在私企工作的姨夫一个月挣得多”。对他来说，生活的色彩远比安稳更重要。

　　在北京的一个三本大学毕业后，孙强回到父母身边，对于父母的劝诱，他起初并不动心。他想进入到姨夫的私企工作。于是最初两年，他没有考公务员，也不愿像同龄人一样四处求职。他在等。等待了一年多，姨夫没能将他办进工作的私企，孙强到长春谋职，但现实很无情，低学历、零经验，让他一次次遭遇回绝。

　　对于父母的劝导，孙强不再置若罔闻，他听懂了父母所说的，做公务员对于未来是最稳定的保障，虽然工资不高，但在他生活的那个小城市，足以丰衣足食，工作不会有太大压力，没有失业之忧，这就是进入体制内的最大收益。

　　孙强听从父母安排，踏上冲进“围城”之路。他只要能进入公务员体制内，不去管什么岗位。去年，孙强报考的是白山下属乡镇政府的文字综合岗位，笔试失利。今年，依然是这个岗位，他换了培训学校，学费40天2.6万元，住宿每天50元，加上其他开销，3万多元，孙强第二次从父母那里得到无私的支持，支持给他力量，还有如影随形的压力。他给自己的时间是3年，“如果3年之内没能成功，我就不考了，出去闯！”孙强笃定地说。

　　刘佳婧来自白城市，1989年出生的姑娘，落落大方，嘴角总是扬着微笑，周身洋溢着阳光气息。她两年前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专业，最初的人生设想是考研继续深造，以博得留校工作的机会。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两次考研惜败，乐观的刘佳婧也踌躇起来。她试着在国企找到一份工作，合同工，工资不竟更加稳定，对女孩子来说更有安全感，社会地位更容易得到男孩子的青睐，更容易找到好的归宿。”

　　1990年出生的小寒毕业于辽宁警校，小伙子人长得精神，能说会道，他的目标是在28岁之前当上公务员，“公务员岗位是迈向人生成功的台阶，有了这个社会身份，就有了继续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记者在多家培训机构了解到，备考的考生60%来自大学校园，40%是社会工作人员。超过七成都有过考试失败的经历。高、没有福利，人员流动频繁，丝毫找不到归属感，她断定这样的生活不属于自己。

　　和孙强一样，刘佳婧最终选择投考公务员是理想向现实低头的结果。刘佳婧的姑姑是白城市的一名公务员，姑姑说的一句话让她深受触动，“做公务员，社会地位和身份更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更容易得到帮助，可以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记者多日采访发现，各培训班里几乎全是年轻人，他们奋斗的理由也大同小异。

　　1988年出生的王欢是一家建筑企业的职员，事业编，工资不算低，不到4000，工作节奏不快，领导体贴下属，同事相处融洽，人际关系简单，但王欢还是选择在公务员考试中试一下，“公务员工作毕

专家观点：

　　范永茂博士认为，中国的经济正在转型，自主创业风险大，企事业单位工作压太大且不稳定，市场上获利机会越来越小，铁饭碗反倒是最稳定最吃香。成为公务员，今后选择其他职业，无论是下海经商，也更方便，有不少大学生把公务员作为以后职业的跳板。另外，很多西方国家，都存在着通过选民选举或政治任命产生的政务官和通过考试或聘任产生的事务官，这两类公务员入职、问责和晋升的要求都不相同。由于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区分，要想成为政务官员也必须从事务官员开始，这就使得公务员考试成为政务官的重要途径。“换句话说，如果年轻人有政治理想，在现行的公务员制度安排下，只能千军万马闯独木桥，参加公务员考试，才有可能有朝一日走上领导岗位。”

■围城内的焦灼

　　“工作强度也大了很多，整天都在忙，连接孩子的时间都没有，还经常加班”

　　“4月10日，9点，区政府会议；午餐自行解决；下午1点，干群交流会，无车。”工作16年，G从未感受到去年这样紧张的工作节奏和制度约束。

　　37岁的G是一名6岁女孩的母亲，社会身份是区级财政系统公务员，科级。大学毕业成为公务员，G是有优越感的。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工作稳定，节奏不快，工作舒适，还有不断升职进步的机会。G的工作兢兢业业，在工作的第14个年头晋升办公室主任，年底奖金涨到3万元，这还不算福利；“五一”、“十一”、元宵节、端午节，或是储值卡，或是代金券，又或是豆油、大米。

　　去年，福利全部取消，工作用车和工作餐保障也全部停止。G的收入只有每月3500元的工资，福利没有了，工作还是要干，外出工作自己要解决交通和吃饭问题，但绝不允许蹭车、蹭饭，有人犯纪受到过处分。

　　G觉得变化太大了。每个月的托儿费2000元，生活费1000元，存保险、孝敬老人、买化妆品等等，一个月支出要五六千元，从前有各种福利，生活开支基本能维持，如今好像入不敷出，好在丈夫自己开公司，一个月的盈利能顶她一年所得。“工作强度也大了很多，整天都在忙，连接孩子的时间都没有，还经常加班。”G有时候会怀疑，在公务员“围城”里奋斗了十几年，究竟是为了什么？

　　30岁的Z两年前从部队复员转业分配到地方，进入公务员队伍，顿感落差太大。在部队时，每月工资8000多元，如今只有2000多元。好在工作不忙，甚至清闲，同事们相处不错，经常聚聚。“回到地方第一年，常常是一上午活干完了，中午大家就到外面喝酒，喝到晚饭，再换场地继续。兴致高涨的时候，再去唱唱歌，然后砸地摊，不夸张地说，回到地方的第一年喝的酒超过了在部队4年。”去年，禁令一出，这种事立刻停止了。Z倒觉得，这是好事，如今，他只是偶尔和战友们在一起喝酒，形式也不一样了，“战友们也都回到地方做了公务员，都受纪律约束。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就去老地方，从傍晚到半夜，仅限一场，绝不更换场地”。

　　40岁的X还记得当年从安监系统考到政府时的激动。从一个公务员岗位考到另一个公务员岗位，X选择了一条颇为艰苦的道路。在行政秘书的岗位上工作了16年，X依然是科级干部，距离阶段目标尚有一步之遥。做领导的行政秘书在以前是有一些获益的，安排领导的行程和食宿时标准高一些，跟随领导出国访问时停留的时间长一点，作为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X还常会得到馈赠。直到去年，所有政务都有了明确规定，X不再接受馈赠，当然，他也很少接到过馈赠了。

专家观点：

　　范永茂博士认为，很多中国公众关注腐败问题，公务员受到公众批评也好，还是监督也罢，都是公众和媒体对反腐问题的担忧和关注的体现。进一步来说，公众关注、监督反腐问题，是因为公务员掌握着公权力，公权力在不受严格的监督下，会成为谋取私利和寻租的工具”。所以，公众普遍认为公务员有“灰色”收入，有各种隐形福利，有部门“小金库”，并对此口诛笔伐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根本上说，这些现象的发生还和我国长期以来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严重不平衡，社会治理结构的扭曲有关。试想，如果市场早就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权力被关到制度的笼子里，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方面形成了良性的竞争关系，在一套公开、透明的制度下公民能够有序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公务员回归到公仆的本位，公众还会如此在意公务员的福利、招考和各种待遇吗？”

■围城内外的辩论

　　但报考者说，想成为“掌握更多社会权力、占有更多社会资源，同时服务更多民众的一类人”

　　G有时候觉得，在公务员“围城”里奋斗了十几年好像特别不值。“老百姓对公务员是有误解的，认为公务员的福利太多了。实际上，公务员的工资不高，又不能够从事第二职业，福利只是对公务员的一种保障。我现在觉得，如果一个家庭两个人都是公务员，这个家庭的生活一定会捉襟见肘。”G坦言，“如果我是男性，我一定会辞职。”

　　X认为，自己只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从头来过，成本太高，代价太大了。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人脉、资源，还有付出的青春和心血，又怎能是说丢就丢的？虽然，现实很无奈。”

　　一位公务员培训机构负责人说：“公务员考试无非是一种就业岗位资格的遴选手段，通过考试的人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而公务员队伍的制度建设和公务员的生存形态是一个社会问题，与公务员考试的关系不大。”

　　韩天竹是吉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季报考公务员，“我的同学们有一半都这样选择，有人说我们应该去更能发挥能量的领域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我们有权利选择做公务员，成为掌握更多社会权力、占有更多社会资源，同时服务更多民众的一类人。”

专家观点：

　　范永茂博士认为，所谓的“围城”现象是对外面的人想考进政府、而公务员却想跳槽的政府外的形象描述。中国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公务员热，这是人才资源配置方面的严重问题。大学毕业生选择加入公务员队伍，而不是选择创业或者市场就业，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市场竞争的法制化尚未完全形成。所以，要根本解决此问题，要加快培育市场经济，彻底理顺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此外，还要打通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企业的进出通道。中国目前公务员队伍与外界的互动基本是封闭的或单向的，政府高级官员只能从下级一步一步升上来。但在不少国家，成功的企业家、军人、文化界人士、科学家、甚至演艺界名人、体育名人都可以步入政坛，实现政治抱负。这种开放、自由的流通可以使一些有政治理想或乐意服务民众的人有机会实现理想。从长远来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形成公务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常态的管理机制。

本报记者 李季

　　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了广东、江苏、湖南、云南、宁夏、辽宁等地的近百位公务员发现，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公务员工作负荷相差巨大。少数地方确实存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甚至脱岗早退现象，但对大多数公务员，特别是广大基层公务员而言，“白加黑”、“五加二”才是真实的工作状态。

　　“每个单位情况不同，不能说没有看报纸喝茶的，但是绝对有很多很忙、很忙、很忙的。”谈到工作状态，宁夏一副处级干部李翔连用了三个“很忙”来形容。李翔说，他上班节奏很快，一般都按半小时划分工作任务，如果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计划，就要加班了。“最忙时，整整一年的周末没休息过。有时连续一个月每晚10点以后才能回家，最夸张的一次三天没合眼。”

　　昆明某基层办事处正科级公务员王文凯说，基层单位加班很频繁：周末开会、临时安排工作、出现大雨雪等极端天气都要值守。他算了一下，自己有1/2的周末无法正常休息，1/3的晚上有工作安排，加班时间超过2小时的占1/4。

　　记者了解到，公务员的工作强度在不同部门之间差别较大。政府办、县委办、组织部等需要统筹全局的部门工作量大、强度高。这些部门的公务员加班加点，忙得没有了个人生活的也不在少数。

　　南京市级机关一正科级科员小陈告诉记者，他每年要写100多篇领导讲话、调研报告等材料，平均三天写一篇，到了年底几乎天天加班，“有时累得跟狗一样。”

　　也有另外一些公务员，“累得跟狗一样”的繁忙状态，他们绝对无法想象。

　　一位南方某地级市烟草局公务员说，自己的工作非常惬意，“刚入职半年，月均收入就有八九千元”，还经常“莫名其妙地就放几天假”。

　　“在体制内‘混’了十多年，我们现在都是老油条了。”湖南某县级工商局公务员张涛表示，自己所在部门上班真的很清闲，“每天9点多去，先看一下报纸，如果领导有事交代的话那就去办一下，很快就搞定了。”

　　受访公务员坦言，在“吃财政饭”的人当中，忙闲不均是现实情况，“上上网，聊聊天，玩游戏，看大片，读微信，扯闲篇”。相比之下，非业务部门比业务部门轻松，二线比一线轻松，上级比下级轻松。

　　在采访中，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对“减负”的呼声非常强烈。大多数公务员都认为，简政放权是必行之路，应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事务性工作，简化各种手续、会议和文件。同时，加强监督也是惩治慵懒、激励先进的有力手段。

　　受访专家表示，实际上，各行各业都有“闲岗”和“忙人”，公众对公务员群体的质疑更多的是一种期盼。全国政协委员高抒说，现在，上有中央禁令，下有群众监督，公务员群体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百姓互动沟通，以更好的服务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据《瞭望》

（原标题：公考大潮下的“围城”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