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
萧公权(1897-1981)
唐振常先生在《漫记萧公权先生》一文中写道，“今日来谈一代通儒萧公权先生，近乎发掘出土文物，不免怆然”。不过，该文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国内学术界对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重视;二十年后的今天，虽然许多民国学者仍被岁月所湮，有渐行渐远之势，但提起萧公权，大都知道，特别是在法政领域。
纵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似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更具有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不管置身国内还是海外，救国与强国成为他们关注的永恒主题。萧公权在晚年所著《问学谏往录》一书中回忆，其自二十多岁起，就立志要读书救国，即他后来所总结:读书不忘救国，救国必先读书，将读书和救国视为人生两件大事，相辅相成地推进，并强调读书是救国的前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理想状态下，读书与求知是起点，即修身;之后是齐家与治国，在萧公权所处的时代，治国就是救国。先求知，后救国这一进路，在某些时候，很容易被部分学者冠以知识救国论，予以质疑甚至否定。当然，知识救国论作为一种理念或者群体意识，能否实现救国，确实值得怀疑，但具体到个人，不求知修身，如同不扫一屋，又如何扫天下?
萧公权的前三十年，是其求学求知时期。在脚踏实地接受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教育的同时，逐渐树立并一直践行救国必先读书的理想。他23岁赴美，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康奈尔大学，29岁时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政治多元主义:当代政治理论研究》一出版，就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被列为西方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方法从书，德国著名公法学家施密特教授在同年出版的《政治学概论》也予以提及。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成立，萧公权当选为首届院士，他的思想救国理念以及政治多元主义一书所起作用，功不可没。不过，与前几代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器物、制度救国明显不同，他的研究进路开始转向思想救国。当然，这一转向不是由某一人，而是整个一代学人完成，但不可否认，他是其中、尤其是法政领域最杰出之代表。
处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碰撞与转型时期的晚清至民国，很多法政领域的大家，均在政府担任要职，游刃于政学两界，继续传承和演绎中国传统文化学与仕的辩证关系。萧公权虽然不否认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但对“仕”有更宽泛的解读。他认为，仕是指服务于社会的一切行为，包括做官，但又不限于做官，所谓行行出状元;处于危难和急剧变革的中国，仕应当置于救国这一大背景下考量，那么，从事政治活动(做官)是救国，从事纯学术研究以及传播法政思想知识同样也是救国。正如其本人所言，不乞求做官，并不是不关心救国。
自1926年学成归国，至1948年离开大陆(29岁至41岁，正直盛年)，萧公权始终坚守为学也是救国的理念，尽管离政界只一步之遥，但他从未越雷池半步。从事法政学研究而从不涉足法政，这在民国学界很罕见。板凳能坐十年冷，其实考验的是信仰和坚守诱惑的勇气。萧公权先后在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以及抗战爆发西迁成都的燕京大学等数十所高校担任教员，边教书边著书立说，成为一名副其实的学院派学者，甘心担当启蒙者和思想家角色。这期间，萧公权主要讲授中外政治思想史，在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基础上，对中国政治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正是该书奠定了其在国内政治思想和宪政领域地位，至今仍是法政学科的重要参考书，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于2011年再次出版了该书。
与部分归国留学生言必称卢梭、霍布斯、洛克、密尔不同，尽管萧公权也高度关注西方政治思想和宪政制度，但他更侧重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强调用国际视野思考中国问题，认为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固然重要，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精髓也不能完全抛弃，即不赞成完全打倒“孔家店”，也即“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解决西方政治理论和宪政理论如何中国化问题。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学者不承认中国古代存在有价值的政治思想，认为现代政治思想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正义、自由、社会契约等均来自于国外，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没有任何意义，只能是捕风捉影。甚至，现代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也对萧公权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心存疑惑。萧公权对此不以为然，他通过潜心研究，提出自先秦至民国，“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言下之意，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也很丰富，只是异于西方话语体系，并把中国政治思想划分为封建天下、专制天下和近代国家三个部分分别进行论述，从而初步构建中国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正如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所言，“中国政治思想史一题为西洋体裁，不见于传统的著作之林，故作者(萧公权)必须自辟蹊径”。萧公权虽然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予以足够尊重，但并不盲目乐观，当提到西方现代民主时，国内许多学者往往将其与“民本”(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思想相提并论，萧公权断然加以区别。
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家，萧公权身上还体现着中国古典传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人文素养和情怀，读书、做学问与忧国忧民较好地结合，无形中流露出文人的儒与雅。他擅长吟诗作赋，在蛰居成都期间，与陈寅恪、吴宓、李方桂等国学大家并称燕京“四大名旦”，成为不可复制的人文风景。
（原标题：读书不忘救国，救国必先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