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is it
台湾著名漫画家，代表作有《双响炮》《涩女郎》《醋溜族》等。2011年，朱德庸以6190万元的十年版税总收入，荣登漫画作家富豪榜首富宝座。
“今天能够靠画画走到这个地步，跟我小时候自闭是有绝对关系的，如果我不自闭，我可能学习更好一些，如果学习好，就会被逼着去念书，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被逼着，念一个马马虎虎的学校，上一个马马虎虎的专业，出来找一个马马虎虎的工作。然后过着马马虎虎的人生。”
朱德庸
朱德庸是位名人，但大多数名人享受的一切，比如粉丝的追捧、媒体的聚焦、欢呼与掌声，却都是他所极力抗拒的，所有的抛头露面对他来说全是伤害和灾难。他每一次被逼出来做宣传，心里都塞了一万个不愿意，“如果只要毁灭全世界，就可以不出来，我一定会摁那个按钮！”
成都商报记者对朱德庸的专访是在他位于北京建国门旁的豪宅内的会所进行，据说杨澜等人在这里也有房子。房屋的装修可谓奢侈：所有室内的家具、地毯、金银箔墙面，洁具、冰箱等电器以及电梯、各类门扇等，都是根据公寓的房型布局在国外量身定制，连水嘴开关都镶有施华洛世奇天然水晶。
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聊不到红酒、高尔夫，也谈不到古董收藏和高级定制。朱德庸在这样的房子里，一年也住不了几天。若不是为了《大家都有病》第二部，他也不会来北京，他喜欢住在台北简单的家里。他说，这一趟出来，他回去要二三个月才能恢复。
朱德庸告诉记者，他是一位亚斯伯格症患者，也就是自闭症的一种。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其实挺正常，反而是街上行色匆匆的大众，在他眼中则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不正常。
成都商报记者 蒋庆 北京报道
儿子小学考很多零分
后来上台湾最好的高中
因为颈椎不是很好，朱德庸和太太都要去做复健，在做复健的地方，也会见到一些自闭症的孩子，他第一次从复健的老师那里知道，自己患的是亚斯伯格症。“这让我放下了包袱。我一直是人一多就紧张，人一多就想跑，但是我的工作又必须要抛头露面，我觉得很困扰，怎么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样？”复健老师的回答，解开了他心头很多疑问。“我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了，我以前觉得不正常的事情，对亚斯伯格症来说都是正常。”
然后，朱德庸想到，自己的父亲可能也是亚斯伯格症患者，但那时父亲已经过世，已经没有机会跟他谈这些事情了。“他也不太爱跟人来往，他就在铁路局做一个小科长，也不抱怨，放假的时候，也不出去玩，就在家里东摸摸西摸摸，哪里坏掉就去敲一下，他跟小孩也没有什么话，不会跟你说要怎样怎样。但我能感受到他的爱，对我来说，就够了。”
朱德庸的父亲曾是蒋经国的学生，蒋经国办了两期政工干校，朱父是第二期的第一名。“蒋经国曾单独见我父亲两次，问他想干什么，他都说不知道。”朱母为此抱怨多次，认为自己的丈夫实在太笨了。朱德庸不打算跟母亲谈这些，”我妈妈是正常世界的人，她对这个不感兴趣，她心里所想的，都是亚斯伯格症带给父亲的坏处。她并不懂得欣赏，谈了她也没兴趣。”
朱德庸说：“你觉得奇怪么？他是亚斯伯格症，但我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充分的爱，而我周遭的亲戚，都没有亚斯伯格症，可我从他们那里都感受不到爱。这么说，到底是亚斯伯格不太正常，还是正常的人不太正常？
朱德庸发现，自己的儿子好像也有点亚斯伯格症状，也因为如此，他更尊重儿子，把选择权交给儿子。“小孩面对的除了父母，还有同学，还要面对社会的压力。同学的压力，就是谁的功课好，社会就是看你考的学校好不好。他还是会受到影响，在他很小的时候，我跟太太的育儿方式是违背社会所有规范的，他没有去念过幼儿园，念小学的时候，一直到3年级之前，很多科目都是零分，我们经常帮他请假，带他出去玩，有时候一请就请一个月。”
即使夫妻俩这样用体制外的方式教儿子，不给他任何压力，但到5年级时，儿子还是明显受到了周围环境影响，对成绩越来越重视。初中时，儿子决定到读书环境更好的私立学校去，后来考高中，在台北可以考两次，成绩选最好的一次。朱德庸的儿子第一次考到了师大附中，这是台湾第二好的学校，“我看到他，觉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你怎么考上师大附中的？你成绩并不好啊。第二次考，他又考上了台湾最好的建国中学，这是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朱德庸很感慨。
儿子最后选择读建国中学，但进去的同学全是“考试机器”，他是后几名，其实是进入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中学。但他还是坚持下来，后来又考入台大的昆虫系。读了四年之后，儿子告诉朱德庸，发现昆虫不是自己喜欢的，他想念艺术史。
作为父亲，朱德庸很清楚孩子适合什么，但他只能建议，不能替孩子抉择。“在我还小的时候，时代还比较单纯，面对的选择不是这么多，所以反而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现在的小孩，面对的社会太复杂了，选择太多了，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反而很难。但我们还是不能帮他做决定，因为这是他的人生啊。”
自闭让他逃开“马马虎虎”的人生
亚斯伯格症一般被认为是“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简单来说就是不爱说话，与人相处困难，不想跟外界打交道。朱德庸小时候被公认为是一个怪小孩，在幼儿园必须坐在窗边，否则立即哭闹。上课时，别人看书，他看窗外的风景。他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他接触的90%的人，都不喜欢他，“同学啊、老师啊，甚至是亲戚都是如此。人是很势利的，我小时候长得丑，功课又不好，看起来笨笨的，所以也讨不到大人的欢心。”
和他形成对比的是朱德庸的哥哥，长得好看成绩也好，亲戚过来给孩子买东西，给哥哥的就要精致很多，“以前台湾有种巧克力，可以像牙膏一样挤出来吃，非常受小孩子的喜欢。我亲戚就会买给我哥哥，给我就是一大包饼干，看起来比较多，但慢慢就知道，其实这就是一种差别。”
朱德庸成绩一直没有好过，小学老师骂他，说你这种笨蛋，这辈子就完了，你还有什么出息。“第二天我爸爸牵着我的手在路上碰到那个老师，我爸爸问：‘我的小孩子在学校怎么样？’老师说：‘你的小孩子好聪明啊！没有问题的啦！他只是贪玩，好好读书，一定会很好的……’诸如此类。看着他我就在想：你到底在讲谁？我后来就发觉，人永远说一套做一套，人永远只会呈现他想给你看的那一面，另外一面你得自己去发掘。”
凡事有好有坏，大家不想理朱德庸，也让他可以不被打扰地观察生活，去寻找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当时的这种困扰，让我跟外界隔绝，但也找到了能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就是画画。我常常觉得，今天能够靠画画走到这个地步，跟我小时候自闭是有绝对关系的，如果我不自闭，我可能学习更好一些，如果学习好，就会被逼着去念书。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被逼着，念一个马马虎虎的学校，上一个马马虎虎的专业，出来找一个马马虎虎的工作。然后过着马马虎虎的人生。”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德庸的哥哥仿佛是一面镜子，小时候人可爱，成绩不错，什么都比他好，但是现在却并不如意。“我觉得他有一个糟糕的人生。我从来不认为，他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慢慢对很多事情都产生了偏差。”他说，“自闭反而救了我，否则今天可能就是那群忙碌的人。这些人又会分成两种：一种痛苦的人，一种不痛苦的人。不痛苦就是麻木了，不停地做，至于为什么做就不知道了，可能认为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吧。而痛苦的人呢，老是觉得自己人生有什么问题，会一直很痛苦，也很惨的。”
理想生活：口袋里有钱的流浪汉
朱德庸成名很早。1985年，25岁的朱德庸在报纸连载《双响炮》收到追捧而成名，当时很多人一拿到报纸，总先看朱德庸的漫画专栏，然后才看其他内容。后来成为朱德庸太太的冯曼伦当时是报社的副刊编辑，她约朱德庸见面，想约他给自己的版面画漫画。电话里约好后，朱德庸习惯性不想出门，在家磨蹭了半天被父亲轰出去。他故意迟到了一个小时，以为这样对方可能因“不堪等候”而走掉，他也可以省掉一次见面。没想到冯曼伦还在，也成就了两人后来的姻缘。
结婚之后，有几年时间，朱德庸过着忙得迷失了自己的日子。那段时间约稿电话不断，钱源源不断地进来，他就像一台印钞机，每天在工作室里疯狂地画画，回到家就躺在沙发上两眼发直。他觉得自己病了，冯曼伦也觉得这很不正常。她要他放慢节奏，朱德庸却说：我停不下来。冯曼伦发怒：再这样下去，我和你离婚！
朱德庸回忆说，停下来，不能说没有什么损失，“但会去衡量，我不慢下来，或者不停下来，看起来好像还是往前走，但你会越来越没有想法，只是为了往前走而往前走。我们说慢生活，不是都要慢下来，而是一种心态，如果你要做很多事情，要先把心静下来，事情还是做，但是心是要静的。事情和心是分开来的，也许事情很急，但心里没有必要去急。”
慢生活并非朱德庸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很多人可能会想，现在社会节奏这么快，真要是过慢生活，可能要不了几个月，就被落下来了。朱德庸这样的“成功人士”可以慢，因为他们不差钱，而普通的上班族，恐怕没资本慢下来吧？
但朱德庸说，所谓的快和进步，其实是种假象。“你看到忙碌的人，你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忙有用或者是没用的事。大家都觉得我的生活一定舒服得不得了，每天就是喝喝茶，到处逛逛，过过小日子。但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工作上压力是很大的。而且，时间也是非常急迫。这两年多我一直在累积很多事情。只不过我累积的方式，是用自己慢生活的方式来累积。”
离开台北、来到北京后的这段时间，是朱德庸比较忙的时候，他会有意把时间拖长，让事情不那么密集。每天早上7点过，他起床、洗漱、做早饭，然后喝点咖啡，坐在桌子前，想想微博要写些什么，然后画画、听音乐。关于音乐，他一点也不挑剔，爵士可以，古典不错，流行的也听，老歌、新歌、京剧、昆曲都可以。对他来讲，这些音乐全是不同世界，他由此进入这些不同的世界，然后再进入他自己的世界。
在这一系列慢条斯理的动作之后，才轮到他接受采访等“社会活动”之类的安排。
尽管如此，朱德庸每次出来亮相，仍会觉得非常难受，他感到沮丧的时候，会在床上躺着，两天一动也不动。他决定，这次完了之后就停摆，回去就休息。“不接受任何采访，生活只有两件事情，一是画画，因为这是我的乐趣所在，让我很快乐。另外一个就是纯粹的生活，逛逛街、看看电影、爬爬山，过一个口袋里有钱的流浪汉生活。”
等太太起床，一个上午吃两次早饭
朱德庸的朋友并不多。他有个经典的段子，“人家问，你跟我谁谁谁是老朋友，我说对，之所以是老朋友，是因为我们从来不联络。”朱德庸不热衷交朋友，但最黏太太冯曼伦。生活中，太太说：你去洗衣服。他说：好，好，我去洗衣服，除了衣服，还有没有别的要洗啊？
除了衣服，做饭也是朱德庸的事情，平时在台北家里，冯曼伦要上午11点的样子才会起来，这时候朱德庸会放下手里的事情，给太太做早饭，而冯曼伦吃早饭的时候，又会把朱德庸拉上陪她，于是他一个上午会吃两次早饭。
吃饭的时候，两人会讨论昨晚做了什么梦，或者今天要去哪里逛。这就是朱德庸最日常的生活，每天除了画画，就是和太太散步。两人最经常走的一条路是从家里出门后，慢悠悠地晃悠在敦化南路一带，那边的信义路、仁爱路两边有很多树。栾树春夏开着苔绿小花，初秋树叶转成赭红，等冬末就会突然落叶满地；高大的樟树群，整年浓绿；菩提树，紧挨着垂须榕树丛。夫妻俩一路看人，一路看树，兴趣盎然。
逛得累了，他们会去熟悉的咖啡馆，他点咖啡，太太点茶。因为经常来，服务生不用问，就知道朱太太不喜欢太甜的茶，朱先生则喜欢咖啡偏苦的味道。他们俩默契得就像一个人，有话就说，没话就发呆。在人人都在跑的时代，他们选择了按自己的步调慢慢走。别人为欲望在奔忙，他们则为一杯咖啡停下手头的一切事。
晚饭他们一般会选择在家里吃，朱德庸家里请有佣人，但一星期只来两三天，打扫一下卫生，买一下菜什么的，到晚上的时候就离开。朱德庸觉得这样就挺好，如果一个外人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他会无所适从。如果要做晚饭，自然还是朱德庸来做，他中餐、西餐都拿手。有时佣人会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做的东西太难吃了，朱德庸夫妇则会安慰说，营养在就好了。“我一直在过一个很简单的、很单纯的生活，我觉得人没有必要过得这么复杂。不管人生、事业、爱情，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接近本质。”
简单也包括家里的格局。他们结婚时在外租了房子，后来又买了房子，请朋友到家里，朋友来了问他们，是不是又要搬家？因为家里陈设实在太简单了，就像要搬家一样。后来随着时间积累，家里的东西渐渐增多，但朱德庸在买东西方面很谨慎，比如要买一张椅子，首先要想好应该放在哪里，然后可能要看三四年，一直看到他们觉得真的很合适才行。他们家有个台灯，佣人打扫的时候，灯罩摔了个洞，但至今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所以摔坏的台灯也还在家里摆着。“我们都会挑材质很好的，有很多家具看起来漂亮，但材质很差，坐一坐就塌了。太太说，我们买的家具都是可以传家的。”朱德庸很骄傲。
家里的墙壁上没有一幅画，朱德庸只在工作室挂了8幅他自己的画。摆设倒也是有，基本上都是不值钱的东西。朱德庸喜欢捡石头，出去旅行，在路边看到不错的石头，就捡回来放着，此外到北方时，还会捡些坚果。有一次他去逛一家古董店，看来看去，挑了一尊佛像，老板跟他熟，就实话告诉他，这个佛像不是古董，旁边有一个小的佛像，价格差不多，那个是真古董，但朱德庸告诉老板，他喜欢就好，无所谓真的假的。
（原标题：朱德庸亚斯伯格症让我比正常人更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