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廖勤
昨日，“变革中的全球治理：中国与联合国”国际会议在上海开幕。为期两天的会议围绕“中国、联合国与全球治理”这一主题，就“全球治理的挑战”、“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食品安全和清洁能源”、“2015年后发展议程”、“公私伙伴关系”等议题进行研讨。
此次会议还是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与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开展战略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双方将就共同培训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官和国际职员、网上课程、选派优秀学生赴联合国机构实习等方面的合作进行讨论。
会议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中国联合国协会和复旦大学共同主办，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国外文局、中国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和中国和文化研究院协办，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和中导集团承办。
在会议期间，记者有幸专访了前来参会的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UNITAR）执行所长萨莉·费根—怀尔斯女士，就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面对的挑战、中国与联合国如何扩大合作交集等问题聆听了她的观点和建议。
联合国需提高效率
记者：在全球治理领域，联合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萨莉：最大的挑战就是效率问题。你可以想象，让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一起做一项决定，那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那必定是旷日持久，迟缓低效的。
联合国通过所有重要决定都基于协商一致的原则，这是联合国权威的来源和基础。然而，协商一致既是联合国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成为它的软肋。因为，其中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若要确保一项决定拥有合法性，那必须使这项决定获得所有193个成员国的同意，这也是协商一致的原则所要求的；可是，若要让193个成员国都为每件事做决定，那就无法保证效率性。究竟是选择合法性，还是选择效率性，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中国要更有“冲劲”
记者：您觉得中国在联合国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未来应如何提升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
萨莉：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积极致力于联合国的各项事务，从政治到发展到安全领域等等，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贡献有目共睹。不过，我个人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的行事还是过于谦虚保守，不够有冲劲。这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相匹配。
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超级大国。对联合国来说，这意味着在21世纪，如果得不到中国的有力支持，那么联合国恐怕会一事无成。为此，联合国必须和中国保持密切合作。一方面，中国应该在联合国中更具有主人翁精神，更有主动作为；另一方面，联合国需要协助中国担任起领导者的角色。
我个人的建议是：首先，中国政府应该输送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到联合国来实习或工作。目前，在联合国做事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非常少。就我所在的UNITAR来说，在40名正式员工中，只有一个中国人。在联合国秘书处，中国工作人员占比也仅为1.09%。而其他安理会成员国的工作人员都远远多于中国，尤其在高级职位上。
在这方面，日本也许可以做个参照。十几年前，在联合国工作的日本青年人也很少，而现在的人数则是十几年前的五六倍，同样也是目前中国人数的五六倍。以UNDP为例，2000年只有11个日本人，但现在已增加到82人。过去十年间，日本向联合国各个机构输送了约300名初级专业人员（JPO）。经过两三年的实习锻炼后，一半人会继续留在联合国工作，另外一半人则归国供职于政府部门或私人部门。
中国若要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拥有更多话语权，就必须在联合国中高层专业职位上出现更多中国人的身影，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在于需要大量中国年轻人充实到初级基层职位，为将来中高层管理者培养储备人才。所以，中国应该支持和鼓励更多年轻人到联合国去历练。
其次，中国和联合国可以加强南南计划的合作。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足以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分享。值得欣喜的是，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使不少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国家受益。未来，还可以让中非商人增进交流。因为非洲国家缺乏和中国同等的商业经验，而中国有许多退休商人，不妨让他们与非洲商人多多分享交流，使后者学到实用的商业技能。
力推绿色经济战略
记者：您所在的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眼下在进行哪些“训练”，可为全球治理带来创见和启发？
萨莉：去年2月，我们和联合国其他三个机构共同推出了一个新的伙伴计划，拟在未来7年内支持30个国家建设绿色经济战略。我们希望通过这项战略，能够使这些国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减少环境风险和贫困，带来可持续发展。
计划公布后，去年我们就帮助了5个国家。今年，申请国已多达30个，最终可能会从中选出8个国家。
确定对象国后，UNITAR的工作人员会去这些国家，把来自政府和民间不同组织机构的人召集在一起，鼓励大家同心协力制订适合于本国的绿色经济发展计划。
如今，无论一国还是一个组织（包括联合国），内部各系统都是各自为政，互不沟通。UNITAR所做的就是要打破这种彼此封闭割裂的工作方式，努力向跨机构、跨组织、跨部门、跨平台的通力协作模式转变。
（原标题：输送更多中国年轻人去联合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