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以下简称“北大深研院”）调研时表示，下一阶段学校将会专门研究深圳研究生院的发展定位问题，进一步理顺关系，加快推进深圳研究生院国际化校区建设再上新台阶。此前，海闻卸任北大深研院院长，在离职演讲中直言北大深研院存在经费不足、生源不足、定位不明确等问题，异地合作办学模式再次引起社会的反思。
作为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的城市，深圳通过异地合作办学的模式，引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三所高校的研究生院，未来仍将通过国内国际合作形式打造10所特色学院。
然而，在目前的体制束缚下，异地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仍然有待探索。如何在立足本土办好高校的同时，对异地合作办学进行科学而优化的规划，寻求双方共赢的模式，是摆在深圳面前的重要问题。
策划/统筹：吕冰冰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昌道励
声音
北大深研院前院长海闻：
北大深研院作为独立法人，在深圳的发展应该由学校决策，但深研院的学科发展、招生名额、学位审核又必须通过本部院系和各个部门，深研院与本部潜在的竞争关系，使得深研院的发展难以得到本部院系的支持。
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
在深圳进行异地办学的学校，一般只是设立研究生院，将深圳校区定位为前沿基地，作为拓展学科空间和产学研转化的平台，不可能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但大学是一个系统，不投入的话，发展就面临尴尬。异地办学目前仍面临着发展规模、发展体量和发展后劲的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对异地办学都抱着非常功利的想法，更在乎本地区是否能够建立更多高层次的学校，更在乎学历和文凭，回馈和服务当地经济而不是如何尊重办学、独立办学，让高校引领当地的文化发展，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异地合作办学是规模不经济的做法，即高校的规模扩张了，却要耗费更大的成本，但不会有活跃的、自主的发展。分校区只是总部的一根手指头，不能形成主神经。
？？现状异地办学受制于校总部定位
2001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正式被教育部批准成立。2002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由教育部和原国防科工委批准成立。作为深圳大学城引入的三所名牌高校研究生院，都期望依托本校的学科师资优势，与深圳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相结合，发展前沿的交叉学科，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这三块“试验田”在运行10多年后，却因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前院长海闻的卸任，引起了人们对异地合作办学模式的反思。
海闻在卸任演说中表示，北大深研院的办学经费由北大和深圳各出一半，实行差额拨款，这种固定拨款数额不足。他亲自抓培训和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深圳市政府）筹资，才保证了这些年预算基本平衡，但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
北大深研院作为独立法人，在深圳的发展应该由学校决策，但海闻表示，深研院的学科发展、招生名额、学位审核又必须通过本部院系和各个部门，深研院与本部潜在的竞争关系，使得深研院的发展难以得到本部院系的支持。他甚至直言：“深研院发展一个学科，就很容易得罪本部一个院系。”
此外，北大深研院只有研究生，学生的规模不够，结构单一，校园文化不够活跃，也制约了学校的发展。
对于北大深研院发展中遭遇的问题，海闻总结道：“财务问题、规模问题、体制问题等，归根结底还是学校主要领导对北大深研院的定位和发展目标问题。”他继而表示，“当初学校派我来，明确希望我按加州大学的模式，将深圳办成一个校区。而后的领导有了不同的想法，但对深研院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也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异地合作办学的成效，和高校总部对分校区的定位和思路有关。”据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分析，深圳和外地高校合作创建的研究生院，依然是附属于原来的学校，在人事更新、财务管理、学科设置方面的独立性会受到制约。
李凤亮表示，在深圳进行异地办学的学校，一般只是设立研究生院，将深圳校区定位为前沿基地，作为拓展学科空间和产学研转化的平台，不可能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但大学是一个系统，不投入的话，发展就面临尴尬。”在他看来，异地办学目前仍面临着发展规模、发展体量和发展后劲的问题。
作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援建的学校，深圳大学校长2012年9月曾带队访问过这三所学校。据李凤亮透露，这些学校都表示过异地办学的困难，“但总会找到一个适当的途径来解决”。
？？析因被异化的异地办学模式
“异地办学本身是一种不错的模式，但国内异地办学的模式被异化了，导致后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我国最初在发展高等教育时，就在推进异地办学，比如1984年和1985年，山东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别建立威海校区。
事实上，异地办学的初衷是利用原有学校的成熟办学经验和师资力量，推动分校区的快速发展。熊丙奇表示，国外异地办学效果非常好，这些学校采取的是完全尊重教学规律的董事会治理机制和理事会治理机制，校内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自主办学、自主授予学位。
但在国内，异地办学往往实行的仍是垂直管理，远离总部的分校区容易疏于管理。“即便不是多校区办学，在一个城市有两个校区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北大深研院大三学生小林对此颇为认同，北大本部院系齐全，知名的教授很多，而且各种讲座、社团活动都非常丰富，但深研院环境则相对单一。此外，他所在的院系，考研时虽然是全国统一招生，但成绩靠前的会留在本部，排名靠后的则会被分到深研院，“有比较的话就会有落差，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本部好，毕竟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直言，异地合作办学是“规模不经济”的做法，即高校的规模扩张了，却要耗费更大的成本，但不会有活跃的、自主的发展。“分校区只是总部的一根手指头，不能形成主神经”。
除了管理机制上的问题，熊丙奇认为，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老百姓，对异地办学都抱着非常功利的想法，更在乎本地区是否能够建立更多高层次的学校，更在乎学历和文凭，而不是如何尊重办学、独立办学，让高校引领当地的文化发展，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让教育部觉得异地办学不太好管理且存在很多质量问题，导致文凭贬值，高校有借用经费贩卖文凭的嫌疑，社会舆论对此也有意见。”熊丙奇表示，再加上当地政府部门原本就希望学校在当地招生，回馈和服务当地经济，“把上大学和当地经济搞得特别紧密，这样太过急功近利，就容易导致一拍两散。”
对于异地办学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不少专家学者都把根源归结于现行大学管理体制的问题，直接表现就是学校没有自主办学自授学位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没有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办学机制，没有实行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
？？寻路深圳如何发展高等教育
作为一个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的城市，深圳一直在探索多渠道多方式的办学模式。从1983年创立深圳大学，往后建立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到后来创建大学城并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办研究生院和研究院，如今则在创建新型高校如南科大和港中大（深圳）。“原本还希望广东省内名校的总部整体搬迁到深圳。”李凤亮表示，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上，深圳各种努力都尝试过。
然而，异地合作办学和深圳自己办大学，哪种模式对深圳而言是更好的方式呢？
“异地合作办学对深圳有多方面的帮助。”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博士何震宇表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都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才有今天的发展，这些学校把先进的办学理念、良好的师资生源、高水平的研究课题和课程带到深圳，很多毕业生直接在深圳本地就业，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深圳的生产力，对深圳的影响是直接的。
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则对北大汇丰商学院的模式表示肯定，并认为深圳应该多扶持办这类院校。“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办学模式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杨勤表示，很多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起初都凭胆量干起来，缺乏必要的投融资管理和商业运营知识。汇丰商学院则提供了一个再学习的平台，引进了国内外顶级的实战型专家教授，提高企业家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肯定了异地办学对深圳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却对该作用的可持续性表示质疑。事实上，国内不少城市的大学城或分校区的建设都是扩招的结果，仅仅是一个量的扩张，建设时没考虑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如今的问题都是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导致的，北大深研院若独立发展，其潜力比附属于高校总部大得多”。
“北大深研院等研究生院发展中遇到的困境表明，寄希望于异地办学等方式来解决高等教育内部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储朝晖认为，从长远发展来看，深圳还是要立足于自己办学。“根据我的判断，近年来南科大开始创办，就是深圳感到原来异地办学模式的价值没有那么大”。
但对于深圳而言，自己办大学却并非易事。早在2007年，深圳市政府为了更好满足深圳本地生源的高等教育需求，就提出了创办深圳城市大学，但新建普通本科高校的事权在教育部，该项工作一直未取得实质进展。目前，《深圳市教育发展十二五规划》已明确提出要规划建设深圳城市大学。按照教育部高校设置有关规定，建设独立设置的大学须具备相应的办学规模、学科设置、师资队伍、基础设施、办学经费等基本条件，深圳城市大学的建设仍在调研和论证中。
在深圳文化学者胡野秋看来，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深圳没有权力和资格新建大学。“办大学需要教育部的审批，并非那么容易的事情，南科大建立的过程和路径也很艰难，深圳要一下子办很多高校并不现实”。除了异地办学，深圳目前没有更好的方式发展高等教育。
■支招
1．用好特区立法权寻求共赢模式
记者在《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上看到，深圳要“开展国内国际合作，引进境外知名大学合作办学”，建设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金融等10所特色学院，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到2015年办学规模合计达到1万人以上。对于重点支持领域特色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深圳市政府每年安排不少于10亿元资助经费。可见，异地合作办学仍将是深圳未来一段时间内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方式。
“异地办学本身没有问题，而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应该推动改革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退回原有的模式，让问题直接消失。”熊丙奇认为，如果能推进这方面的改革，我国可以引进世界一流大学直接到内地举办分校，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招生、培养、管理、学位授予方式进行办学，不但可以丰富高等教育资源，还将促进高等教育之间的竞争。
熊丙奇认为，异地办学还必须处理好办学的高校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名校在深圳的分校当然要为深圳培养人才，是通过直接对口产业培养人才，还是按照学校的办学定位、特色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让他们在就业时自主选择？“前者会让学校的办学路越走越窄，后者才是办学的正道”。
在李凤亮看来，在做了多种尝试后，深圳的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明确思路，找准自身定位。“立足自身，走外引内联的道路时，要科学规划、优化布局，建立深圳自身的合理的高等教育体系”。
“异地合作办学的成效，与高校总部的战略布局、资源投入密切相关，光靠深圳还不行。”对于异地办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李凤亮表示，双方合作过程中，深圳要选择确实希望通过深圳进行战略布局调整的高校进行合作，寻找双方的共赢模式。
而在引进办学力量的同时，还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赋予高校在学科布局设置等方面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深圳有特区立法权和计划单列市立法权，要发挥两个立法权的作用，设立深圳高等教育促进条例，在办学机制体制上进行创新”。
2．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助办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或将为深圳带来另一种办学模式。对于港中大（深圳）的落地，不少学者都希望能借此引进香港先进的办学制度，但也有学者担忧其难逃异地办学问题的束缚。记者了解到，教育部专家组近日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进行考察后，对学校建设评价很高并表达了同意建设港中大（深圳）的意见，但目前正式的批复文件尚未出来。
不过，与国内的异地合作办学不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表示，相对于香港中文大学公办学校的性质，港中大（深圳）将是自负盈亏的学校，“来自深圳市政府的资助只占办学总体经费的很少部分”，其余经费都将由学校自筹，主要来源将是学生的学费，学生的奖学金则来自于各地的社会筹款，所有教员都由港中大（深圳）聘请，“港中大（深圳）不会花香港中文大学一分钱”。
那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香港中文大学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徐扬生打了个比方，“我们之间一定不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也不是兄弟关系，而是种子与树苗的关系”，港中大（深圳）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颗种子，在深圳、在祖国内地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港中大（深圳）将是扎根在这里的学校。
徐扬生进而解释道，港中大（深圳）将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理事会长是港中大的校长，理事会中有一半是港中大的人。学校将参照香港中文大学的相关制度和系统，“但所有教职工都是这边招聘的人”。最终颁给学生的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位证书，在办学过程中必须有质量控制。“就像如果我们要办一个餐馆，方法之一是聘请两个好的厨师，另一种方法则是引入一个优秀餐馆的管理团队和品牌，而我们是采取了第二种方法”。
对于国内异地办学所遇到财务问题、规模问题、体制问题，在徐扬生看来，都是政府办学中存在的问题。徐扬生建议深圳市政府出台鼓励社会人士支持办学的政策，“政府的税收毕竟有限”。而以香港为例，一个大学办学经费的四分之一来自于社会，香港中文大学每年都收到很多有识人士捐款支持大学的发展。
“但前提是整个社会及大学的运作要建立有公信力的机制。”徐扬生坦言，香港的大学社会筹款一部分还来自于内地，这些企业或个人捐款到香港而非内地，“原因可能是在香港的捐款都会用在捐款人希望的地方，整个过程非常公开透明。香港和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做得很好，国内在这方面也应该做起来”。
（原标题：合作办学离初衷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