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纪念曼德拉
本刊特约评论/苏琦
可以说，南非转型至今仍在路上，绝非简简单单“宽恕”“和解”几个词语所能涵盖。其间曼德拉作为一个身负历史重托的政治领袖，有强烈的道德感而不孤芳自赏，识别历史大势而不急于求成，能发动群众而不滥用领袖魅力，足为后世之表。
一代伟人谢世，总是会引发人们无尽的哀思，而这些哀思所引发的种种评价和慨叹，又无一不映射着当下的现实。
从人们献给曼德拉的各种美誉中，不难管窥人们对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种种向往、企盼。“非暴力”“宽恕”“民族和解”是种种美誉中的主题词，这些词语延续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告别革命”话语风尚，反映了人们希望转型国家能够顺利化解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种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经济平稳转型的心理。
各国政情、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各不相同，他山之石，往往难以攻玉。然而政治说到底是人的政治，是基于人性的政治，其间总有相通之处可资镜鉴。
曼德拉的宽恕是强者而非弱者的宽恕。其力量的源泉不仅仅来自于身陷囹圄二十七年仍不屈不挠所焕发的道德感召力，更来自于广大默默无闻的黑人群众持之以恒的抗争所给予他的加持，换言之，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高蹈的姿态有着坚实的现实政治的基础。如果说作为国际知名人物的曼德拉早已成为一个令南非种族主义统治者如芒刺在背的一个政治符号，时时提醒他们在国际社区观感中统治正当性的流失，那么广大黑人群众扎扎实实的努力更令统治阶层意识到维系既有秩序的成本在不断升高已难以为继，如此此消彼长才令强弱之势逆转，让此前习惯于倚恃暴力横行无忌的强权者有所忌惮，知所进退，开始别求妥协之道；而曼德拉及其战友们则由弱转强，一步步获得与此前的强权者平等对话的权利。没有这个基础，“非暴力”和“宽恕”都是言不及义的高论。
一旦谈判进程开启，妥协的艺术才有了用武之地。原先的势强者现在最担心的是让步太多，强弱之势转化过快，底牌输尽，被此前的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担心激怒己方强硬派，被视为丢弃政权的罪魁祸首。此时由弱转强者既要安抚对手，表明己方不会得寸进尺，一意逞强，更不会在翻身之后打击报复，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但同时须告诫对手要真正展现妥协的诚意和推进双方和解的具体步骤，不要心怀侥幸因循拖延，延宕宝贵的时机。更大的挑战则是说服己方群众适应角色的转换，展现最大的耐心和诚意，消除双方的互不信任，逐渐化解历史宿怨，求得历史问题的圆满解决。
谈判技巧之外，曼德拉最强有力的武器是其作为一个对大众和历史负责的政治家所具有的道德感召力，这使他可以获得敌我双方的共同信任，既不会被对手视为暴民煽动者，也不会被己方视为黑人解放事业的背叛者，从而能化敌为友，携手埋葬作为一种历史倒错早该被清除的种族主义制度。在此过程中，从前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得以解脱历史的负累，在一个新的自由国度里恢复作为一个自由的人的尊严。
妥协的达成需要有双方的善意，更需要有制度的保障。相较于和白人种族政权谈判过程中的理性克制，曼德拉的历史功勋更体现在以宪政框架的达成来为谈判成果提供制度化保障。框定公平选举和制宪的流程，不只是为了让此前被剥夺了基本政治权利的黑人大众有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更是让那些曾经高高在上者有所凭恃：如今他们也可以凭借暴力之外的规则来保障自己作为少数派的利益，而且不用担心来自胜利者的报复。
然而宪政的达成，并不意味着现实政治的一帆风顺。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那些饱尝困顿的黑人穷苦大众并没有当即获得经济条件的改善。此时如何克制民粹主义的冲动和压力，不滥用行政资源通过杀鸡取卵式的福利补贴来“回报”选民，而致力于继续将南非打造成为对外国投资者和白人专才友好的过渡，同时通过工作机会的创造和教育投资来逐渐弭平贫富差距的鸿沟，令白人富者安心，令黑人贫者安身，为南非赢得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绝对是比民族和解更大的挑战。事实上，迄今为止，南非的此一系统转型工程尚未竟全功，但宪政框架的达成和有序运转，保障了南非这一经济战车大体可以平稳前行，虽然不时会受到一些黑人穷苦民众排外主义骚乱而脚步踉跄，但绝不至脱轨与失序。
可以说，南非转型的每一步都堪称步步惊心，至今仍在路上，绝非简简单单“宽恕”“和解”几个词语所能涵盖。其间曼德拉作为一个身负历史重托的政治领袖，在困顿蹇促中不改初心，行为高洁而不昧于时务，有强烈的道德感而不孤芳自赏，识别历史大势而不急于求成，能发动群众而不滥用领袖魅力，与大众密切配合默契互动而不流于民粹主义，足为后世之表。
我们纪念曼德拉，既是向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表达我们的哀思，更是向一个艰难而伟大的转型进程表达我们的敬意和祝福，并企盼从中汲取理性前行的力量和勇气。 ★
尽管知道这一天终要到来，但当它真的来临，我们依然感到无限伤感和沉重。当地时间12月5日晚8点50分，95岁的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家中安详辞世。
伴随他的离开，20世纪最后一位伟人也与我们告别了——很少有人能在有生之年，就被尊称为伟人，但曼德拉当之无愧。
他曾是一名年轻的黑人律师，为了反抗种族隔离，成为为自由而战的斗士，因“企图暴力推翻政府”入狱27年，法庭上，他仍不忘表达自己愿意为之牺牲的理想，“我为推翻白人统治而战，也为推翻黑人统治而战。我崇尚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谐相处，都拥有平等的机会。”
71岁他出狱时，他已变得更谦和、更宽容。
被认为是世界反种族隔离运动象征的曼德拉，最终以“主动谈判”的姿态换来了他个人及南非的一系列命运转折，并最终推动实现了南非历史上第一次民主自由的政治选举。
出狱后曼德拉践行了他“白人与黑人都和谐相处”的理想。
他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精神领袖，并倾尽全力推动种族和解。
如今，他离开了这个深爱的世界，他追求一生的“平等、自由、和解”，已成为了世界的共识。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
地球进入“告别曼德拉”时间，他的精神将长久地点燃人类内心的宽恕之灯
文/陈青青 (发自纽约)
伦敦时间12月4日晚，辛琪·曼德拉和姐姐泽娜妮一起出席了父亲的传记电影《曼德拉：漫漫自由路》的首映式，在走红地毯时，辛琪告诉热心的影迷父亲身体“很虚弱” 但是“健康”。
电影放映到一半时，辛琪和泽娜妮突然匆匆离开了戏院。直到电影放映结束，包括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在内所有观众被告知，在影片放映中，这部电影讲述的主人公、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永远离开了大家。所有人起立默哀两分钟，哀悼这位时代的伟人。
不到两个小时，美国东部时间2013年12月5日下午近5时左右，美国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发出报道。
身在华盛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很快在白宫发表了纪念讲话。就在5个月前，奥巴马与夫人飞抵曾关押曼德拉的南非罗本岛监狱，奥巴马说道，“我不能想象，若没有曼德拉作为榜样，我的人生会是如何。”
5日下午，正在出席会议的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代表全体起立，向曼德拉哀悼。
12月6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分别发出唁电，李源潮赴南非驻中国大使馆吊唁。中国民众自发前往大使馆献花哀悼。
世界各地纷纷对曼德拉的逝世做出回应：在伦敦，议会广场矗立的曼德拉铜像前，已有一撮人群聚集起来；在巴黎，铁塔亮起南非国旗的颜色以怀念这个国家的领袖；在柏林，南非大使馆的铁栅间，已有人放置了黄色的玫瑰花；在澳大利亚，一群板球爱好者进行了一分钟默哀；在纽约，阿波罗剧院的白色荧幕上亮起“纪念曼德拉，他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的字样；在华盛顿，10岁的安德森摆出举拳振臂的姿势，在南非大使馆的曼德拉铜像前留影纪念……
在曼德拉家所在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当天，天空腾起大片灰色的云，笼罩在城市上方。
人们举起曼德拉的照片，手持鲜花、蜡烛，以歌声来表达对这位国家领袖的敬意与怀念。一位妇女手捧蜡烛，在曼德拉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家门外，流下了眼泪。
事实上，虽然对于居住在南非开普省的居民而言，死亡在南非传统上并不是一件能够计划或者讨论的事情，但在曼德拉最后的几年时光中，一些计划已在政府、军队以及他的家庭之间悄悄展开，一切都只为给这位伟大的人一个相称的告别仪式：一个向世界数以万记的观众直播的国家级别的葬礼；另一个仅限于亲朋密友的小范围的告别。
2013年岁末，全世界告别曼德拉。 ★
风雨中抱紧自由
曼德拉清楚，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甘地。但这不妨碍他成为真正的英雄，而且是这个时代的最后一位
本刊记者/苏洁
这是一个渴盼英雄的时代，无奈英雄何其少。曾有很多人评价纳尔逊·曼德拉是“圣人”，他却第一个出来反对，称自己“和圣人相去甚远”。但曼德拉的确称得上是英雄。他领导了一场伟大的斗争，推翻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为反对种族主义，他在狱中度过了27个春秋；他是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将民主引入这个国家；他获得过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无数奖章，却在退休后甘心做个“平民”。
“曼德拉是真正的英雄，而且是这个时代的最后一位。”《时代》杂志的执行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如此评价曼德拉。
英雄也会老去。200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每年7月18日，也就是曼德拉的生日定为“曼德拉国际日”，以表彰他为和平与自由做出的贡献。这就像一个终身成就奖，让91岁的曼德拉此后的每个生日都成了普天同庆。只是每次，世人都会猜测，这会不会是曼德拉的最后一个生日。
去年12月以来，曼德拉一直被病痛折磨，并于今年6月8日因肺部感染复发而第四次入院，曼德拉病情再度恶化，曼德拉的肺、肾器官只剩下一半功能，曼德拉失去反应能力，曼德拉数日没有睁眼。
30年前，在狱友传阅的《尤利乌斯·凯撒》一书中，曼德拉用笔圈下了自己最钟情的段落：懦夫一生死多次／勇者一生死一回／在一切世间奇观中／最令我惊讶的是人们面对死亡的恐惧／这是必然的结局／它迟早一定到来。
如今，它真的来了。生命弥留之际的曼德拉，躺在病榻上，安静地睡着，瘦瘦小小的像个孩子。当年，那个叫曼德拉的瘦小男孩，和伙伴在故乡的山坡上疯跑，或者坐在自家的茅草屋顶上望着远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改变世界。而那个他出生的山谷，那片起伏的草地和密布岩石的山丘，是南非人心中“大草原”。
勇士并非生来无所畏惧
1918年7月18日，曼德拉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偏僻的小村庄，一个泰姆布人部落酋长家庭，父亲是泰姆布王室的一名顾问。小时候，人们都叫曼德拉“马迪巴”，这是他部落的姓氏。
年幼的曼德拉和其他孩子并无两样，喜欢玩，喜欢男孩子的恶作剧。他常和伙伴在村里的大石头上玩一种叫“滑石”的游戏：寻找一些茶碟大小的扁平石头，然后坐在上面，从直径约二十米的大圆石表面往下滑。这种游戏常使他的裤子臀部被磨破。其结果就是，“母亲会因为弄坏了衣服而打我一顿。”年老后的曼德拉偶尔还会去老家转转，那块大圆石还在。
转眼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小曼德拉逐渐开始懂得了“规矩”，也有了一个正式的英文名，纳尔逊。那时候，黑人儿童一旦上学，老师就会为他们起一个英文名字。“即便是酋长的儿子，但因为是黑皮肤，从小学开始待遇就是不一样的，处处被贴标签。这让曼德拉很小就学着面对现实。”中国社科院非洲研究室研究员贺文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上学后的曼德拉，总是穿着一条父亲用自己的马裤改的长裤，因为父亲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像当地没有受过教育的‘土著’人一样，披着一条毯子”去学校。父亲的这一举动对曼德拉影响很大，让他自此以后开始注重穿着，甚至被视为“追求打扮的男人”。
成年后开始做律师的曼德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裁缝。“之所以如此重视服饰，是由于那个年代，白人总是通过黑人的着装来判断他们的状况。曼德拉希望能够体现职业人士的身份，而不是看起来像一个工人。”作为曼德拉传记的作者，《时代》杂志的执行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认为曼德拉注重穿着，绝不仅仅是“希望给自己带来快乐”。
刚念了两年小学，9岁的曼德拉就遭遇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父亲去世。此后的曼德拉转由泰姆布王朝的酋长荣欣塔巴抚养。而这一变故，也影响了曼德拉一生的道路。
“他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希望我以后能够成为泰姆布国王的首席顾问，他也是往这个方向培养我的。”于是，很小的曼德拉就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酋长的悉心培养下，曼德拉逐渐成长为一个有勇气的少年。从族人那里听来的迪甘纳、班巴塔等非洲传奇领袖的英雄故事，也在曼德拉心里埋下了“英雄的种子”。而在一次传统典礼上，因怯懦而产生的耻辱感，让曼德拉真正下定决心，要勇敢。
1934年1月，16岁的曼德拉与25个同龄男孩一起，焦虑不安地等待着科萨族传统的割礼仪式——曼德拉称之为“每个科萨族男子必经的人生历程”。
这是一场公开的典礼。曼德拉在从未发表的私人日记中这样记载：
一位消瘦的长者迅速从我的左侧走过，在第一个男孩面前蹲下身去。大约几秒钟之后，我听到那个男孩喊道，“我是个男人了！”排在我前面的三个少年也陆续发出了相同的呼喊。这位长者身手敏捷，我还来不及弄清状况，他便已经来到了我面前。有那么一会儿，我忘记了像其他男孩一样喊出宣言，只想把头和肩膀都扎进茅屋的草墙中以逃避巨大的惊恐。后来，我镇定下来，强迫自己说出“我是个男人了！”其他男孩似乎都比我坚强，当轮到他们接受割礼时，每一个人都能立刻清晰地喊出那句宣言。
虽然那个寒冷的下午早已远去，但每当回忆起当时的细节，曼德拉依然流露出些许悔意，甚至还有几分痛苦。“我退缩了。没有用坚定的声音喊出那句话。”对于曼德拉而言，那场仪式的确完成了预期的使命：让一个人下定决心，远离软弱和退缩。
60年后，在1994年的总统竞选过程中，乘坐一架小飞机前往南非纳塔尔省向支持者发表讲话的曼德拉，遭遇了惊险一幕。飞机即将着陆，一个引擎却突然起火。机上不少人慌作一团，曼德拉却泰然自若地继续看报纸。当时一同乘坐飞机的保镖事后回忆，“我紧张到不行，唯一缓解压力的办法，就是紧盯着曼德拉。”他那么平静，就像坐在行进的普通列车上。
直到飞机平稳落地，一行人坐进了迎接的轿车，放下心的曼德拉才用夸张的口吻说了句，“伙计，刚才我可吓得不轻！”
在漫长的斗争中，在判决终身监禁的审判中，当罗本岛狱警威胁要殴打他时，当与政府开始秘密谈判时，在成为首任黑人总统的民主选举前夕，曼德拉不只一次承认自己很恐惧。“但我可以假装自己很勇敢的样子，甚至不怕对抗整个世界。”
曼德拉说，有时候需要假装勇敢，才能真正勇敢起来。
把握核心原则，其余皆为手段
青年时代的曼德拉学习成绩很好，并进入了当时在整个非洲都首屈一指的学府——博福特堡学院，之后又到黑尔堡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当时的曼德拉，一心想到政府部门当公务员(这在当时是南非政府给予黑人的最高职位)。
但1941年，为了逃避一场包办婚姻，22岁的曼德拉来到了约翰内斯堡，自此人生方向再次改变。
在约翰内斯堡的早期生活，就像一部流浪汉小说：在矿场找到一份守夜人的工作，不久被解雇；换了好几个棚屋住处；直到曼德拉在一家犹太律师事务所谋了一个小职位，并在此期间遇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伊芙琳。
两年后二人结婚，并在约翰内斯堡有了自己的一栋小房子。如今这栋房子成了著名的曼德拉博物馆。“曼德拉曾说，有了自己的房子才是真正的男人。”博物馆工作人员半开玩笑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曼德拉的理想当然不止于此。1943年，曼德拉进入金山大学攻读法律，成为法律系的唯一黑人学生。而在好友的影响下，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并踏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1952年，曼德拉和后来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利弗一起，开设了南非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此后，能力不断得到认可的曼德拉，先后担任了非国大执行委员会委员，德兰士瓦省主席、全国副主席等职务。
职位的升迁，让曼德拉无暇顾及家庭，第一次婚姻于1957年黯然结束。第二年曼德拉与年轻漂亮的护士温妮一见钟情，并很快步入第二次婚姻。
政治方面，法律背景给了曼德拉一颗实用主义的心。由于政府不断以武力镇压黑人抗议运动，担任非国大领导的曼德拉，坚决放弃了该组织自1912年成立以来的核心宗旨：非暴力抗争。这个平时连蚂蚁都不忍踩死的人，最终号召自己的同胞拿起武器。
当时组织内部很多人反对放弃非暴力原则，其中包括印度的自由主义战士辛格。曼德拉深知，非暴力只是手段，核心原则是推翻种族隔离制度。而当非暴力手段无法达到，甚至动摇了核心原则的时候，只能放弃。
曼德拉清楚，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甘地。
1961年，曼德拉组建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担任司令，策划武装斗争。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曼德拉这样说道，“现在确实到了要反思我们斗争方式的力度到底够不够的时刻。”
由于非国大被政府定性为非法组织，一切活动都需在地下进行。他们在里沃尼亚地区购买了一个农场，秘密策划革命活动。曼德拉化名戴维，以农场主的“花工”和“炊事员”身份出入。“曼德拉依靠武力的决定是转折性的，事实上，这些动作给了政府更多压力，将一些矛盾提前推到了桌面上。”美国非洲研究协会的南非问题研究专家桑德拉·格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62年6月，由于叛徒告密，43岁的曼德拉被捕入狱。当时的政府以“煽动罢工罪”和“非法出境罪”判处曼德拉五年监禁。
两年后，政府在农场掌握了包括非国大11名领导人和秘密文件在内的更多证据，接着开始了震惊世界的“里沃尼亚审判”。也是在这次审判中，曼德拉坚称自己无罪，并发表了长达4个小时的演讲。
“我的一生都献给了非洲人民的这场斗争之中。我为推翻白人统治而战，也为推翻黑人统治而战。我崇尚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谐相处，都拥有平等的机会。这是我为之奋斗、并且希望能够实现的理想。但如果有必要，这也是我准备为之牺牲的理想。”
这是演讲的最后一段。演讲结束时，法庭陷入一片寂静。那时的曼德拉，以为这是自己此生的最后一次演讲。不过他逃过了死刑，最终以“企图暴力推翻政府”等四项罪名，被判终身监禁。
曼德拉开始了长达27年的牢狱生涯。他的一生中有很多老师，而给他最深刻教导的，却是漫长的牢狱生涯。
寻找自己的心灵园地
曼德拉71岁时出狱，和27年前判若两人。“就性格而言，年轻时纳尔逊·曼德拉狂热、敏感、情绪化，十分容易被他人的侮辱或施舍行为激怒，并作出反击和报复。”曼德拉曾经的法律合伙人，如此描述当年的曼德拉。
而美国非洲研究协会的南非问题研究专家桑德拉·格林也有同感。“可以说狱中生活让曼德拉的性情改变了很多，我想他变得更谦和、更懂得尊重。”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她感受到的曼德拉的变化。
尽管始终不愿回答诸如“监狱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这样的问题，曼德拉还是承认了一点，自己更成熟了。听起来轻描淡写，但正是这一点领悟，塑造了如今广为人知的曼德拉。
在狱中，曼德拉读书、种菜，把体力劳动当作养生；在跋扈的狱警面前，他也会假装勇敢地警告对方“要告到你身无分文”；他经年累月地和狱友就理论问题展开辩论，把牢狱变成另一所大学。
有时候，狱中的同志会觉得他的计划太过长远而抱怨“眼下怎么办？”曼德拉到底做了一件眼下能做的事，这也几乎成了他一生中做的最危险的事——在狱中开启和政府的秘密谈判，此时的曼德拉，已度过了22年的牢狱生涯。
这违背了他此前所有的斗争原则。而当时的背景是，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日益高涨，多处城镇发生战争，骚乱、暴动成为媒体热点。“从这一点看，曼德拉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他不会固执坚持某一种策略。” 中国社科院非洲研究室研究员贺文萍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评价这次事件。
被塑造成世界反种族隔离运动象征的曼德拉，最终以“主动谈判”的姿态换来了一系列转折：日后获释出狱，并最终推动实现了南非历史上第一次民主自由的政治选举。
出狱后，很多人以为曼德拉会以黑白分明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想不到，这个年逾71岁的老人却比人们想象的更加聪明灵活。
他既了解白人的恐惧，也深知黑人的压抑。1994年5月，在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后，曼德拉做出了重大妥协。除了任命上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为副总统外，还保留了南非国民党在行政部门任职的权利。
此外，除了“一人一票”的普通民主制度没有妥协余地外，曼德拉政权下的大部分事务，都处于可供商榷的灰色地带。这也给新政府带来了更多机会。南非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国际活动空间，并成为投资者的一片热土。
曼德拉并不贪恋权力。在五年任期届满后，原本能毫无悬念连任的他选择了退出。“耄耋老人不应再参与政治。我演完了我的角色，现在只求默默无闻的生活。”80岁的曼德拉潇洒地告别了权力中心。
此时，已结束第二次婚姻的曼德拉，迎娶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她就是格拉萨·马歇尔——萨莫拉·马歇尔(莫桑比克独立革命领袖)的遗孀。
纵观曼德拉的一生，每当爱情和责任相遇，似乎总是后者更重要。但退出政坛后，除了关心扶贫和慈善外，曼德拉最爱做的事就是和妻子手拖着手散步，像年轻情侣一样。
很多当年的狱友回忆曾经的日子，都说唯一值得怀念的事情，就是与第46664号(曼德拉的狱服编号)囚犯之间亲密无间、固定不变又充满力量的关联。可能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保留着一小段关于曼德拉的生命历程。就像Beyond乐队为曼德拉创作的那首《光辉岁月》，曾激励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代年轻人。 ★
“他希望自己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像个普通人”
——乔治·比泽斯回忆好友曼德拉
作为曼德拉一生的朋友和律师，比泽斯与曼德拉一起经历了他人生最黑暗和最光辉的半个多世纪，以及他人生最后的阶段
文/刘丹青 本刊记者/丁尘馨
曼德拉去世了，从6月8日又一次肺病发作，直到半年后离开人世，曼德拉的健康状况反反复复，在两个世界里出出进进，比泽斯看着这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50年前，作为曼德拉的辩护律师，他驳回了对曼德拉的死亡宣判，而这一次，上帝宣判了他。
乔治·比泽斯，曼德拉一生的朋友和律师，也是曼德拉漫长监狱中与日后生活里的常客。他陪伴这个为自由而战的斗士一同经历了南非最伟大的历史阶段，目睹这位战士从曾经意气风发的大四学生到成为反抗者，到终身监禁的政治犯、再到总统，成为了神一样的人物，而在他眼中，这位长自己十岁的朋友，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位慈祥的曾祖父。
今年已经85岁的比泽斯，声音有些吃力，语速很慢。说起他作为曼德拉的辩护律师第一次在狱中见到曼德拉的情形，当时，南非还处在严酷的种族隔离之下，在咨询室里，曼德拉拥抱了他的这位白人朋友，并且指着看守们幽默地对他说“我还没向你介绍我的仪仗队……”比泽斯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那些看守惊讶的表情，在看到他这个白人律师与黑人政治犯拥抱以后。
比泽斯一家曾因受纳粹迫害，以难民的身份，从希腊移民南非。比泽斯所在的大学是当时少有的允许黑人就读的学校，在这里他和曼德拉相识，也对黑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罗本岛监狱4米高的围栏里，曼德拉作为重刑犯被关押在监舍B区，4平方米逼仄的空间里，一张床，一只小凳，凳上一只饭盒，再旁边就是马桶。
他还记得，那个时候，他这个探监的白人律师拥有比犯人好得多的待遇，他有专门提供的茶和三明治，而曼德拉6个月才能给家人写一封信，1年吃两次水果，没有报纸广播，戴着脚镣，趿着拖鞋。
上一次，比泽斯以为曼德拉将要死去了，是在49年前。还记得那个令人窒息的时刻：1964年，在约翰内斯堡的里沃尼亚进行的审判中，曼德拉看着紧张的法官，几乎相信自己即将被宣判死刑了！他甚至已提前为自己准备好了辩护的稿子，洋洋洒洒40多页。他把辩护也当做一次控诉当局的机会。
最终他被判终身监禁。
此后，曼德拉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27年，作为辩护律师，比泽斯是少有的、可以和曼德拉频繁接触的人——连亲人也只能每隔6个月才能探视一次，每次30分钟。
直到曼德拉出狱以后，他们仍然经常见面。因为曼德拉身份的关系，比泽斯探望曼德拉的次数多得多，和所有老头一样，他们一起回忆自己的光辉又不堪的岁月，“一起的大学时光、一同做律师的日子、两人一起到希腊度假的事、我作为他的律师他却被判入狱的事、他当总统的事……” 可比泽斯认为，曼德拉并不算是一个爱怀旧的人。
晚年，曼德拉还把自己130万欧元的财产，托给包括比泽斯在内的三位朋友一起打理。
可在曼德拉身体逐渐衰弱之后，他的两位女儿却把比泽斯告上法庭，称他和另外两人，意图吞并曼德拉130万欧元的财产。
对这个正在进行的官司，比泽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电话采访时不愿意多谈。
从6月份肺病发作到现在，曼德拉的意识一直不清。比泽斯清晰地记得老友发病前的一天，他见到老朋友曼德拉的情形：那天大概在下午4点左右，曼德拉和妻子正在吃一顿介于中餐和晚餐之间的便餐。那时，他走路已需要辅助器械，周围始终有人照顾他起居，但还没到卧床不起的地步，“我们是坐在桌边聊天的。他神志清楚，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他注意到我穿了一件比较薄的夹克，提醒我天气凉了，要穿厚点的衣服。我们聊了半个小时左右，临走时，他还提醒我别把夹克落下。”
“他是一群真诚的人里最真诚的那个”
中国新闻周刊：说说你第一次见到曼德拉时的印象？
比泽斯：那是1948年，当时曼德拉还是法学院大四学生。我们认识的环境很自然，当时他正在组织学生运动，我在人群中注意到他。那时曼德拉非常年轻，口才好、有活力，喜欢演讲，有强大的劝服力；他对穿着打扮很在意，样子体面极了。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机缘让你们成为朋友？
比泽斯：我们都是学法学的，毕业后，两人都当了律师，而且在一起工作，为一些涉及到抗议当局种族歧视政策的人做辩护。这个过程中，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很自信，对自己是个黑人这件事儿非常自负，他说南非是所有人的南非，不是白人的南非。
中国新闻周刊：为曼德拉辩护时，你不怕自己的难民身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比泽斯：我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包括政府的恐吓，好在这一切都挺过来了。一个白人作家说得很好：“曼德拉是一群真诚的人里面，最真诚的那个，如果你不和这样的人合作，又要跟谁合作呢？”
中国新闻周刊：驳回死刑判决，容易吗？
比泽斯：很艰难。曼德拉没有被判死刑，是各种力量对当局施加压力的结果。但他之前、之后，都仍然有人因为政治原因被判死刑。不过曼德拉没被判死刑的好处是，他作为一个样本放在那里，对今后当局判死刑起了一个阻止作用。
在辩护后期，当局感到处境不利，希望跟曼德拉达成某种谅解。曼德拉提出的条件是：“我希望自己是南非这个土地上最后一个政治犯，你们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跟你们做这个交易。”
中国新闻周刊：入狱期间，你探监时他状态如何？
比泽斯：最开始那段日子很艰难，他一天到晚都在看书，视力严重下降。那时候非常困难，这是可想而知的。那些服刑期比较短的人，出狱后接受采访，详细说了狱中的折磨和种种不公，你完全可以想象出，对他这种牢狱生涯这么长的人来说，吃的苦头绝对不少。
中国新闻周刊：入狱27年，他对家人有歉意吗？
比泽斯：他知道要做政治，就要付出一些代价，比如长期和家人的分离，不能亲眼看着自己孩子长大。他思考过、取舍过，这个结果是他自愿的。他也曾经因为这个给家人道歉，但他不后悔自己的决定，虽然他的家庭生活是个遗憾。
“他不愿意把谈话的重点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中国新闻周刊：他只当了一届总统，没有连任，出于什么考虑？
比泽斯：根据南非宪法，他完全可以连任，但他决定退休，不连任，是想给后来者做一个垂范。非洲的那些国家领导人、政治领袖，民主观念很落后，很多国家领导人成了独裁者，干一辈子总统的事儿都有。曼德拉知道自己的影响力，他想用自己的行为，给后来者做一个范例。
中国新闻周刊：他退休后，你们常见面吗？
比泽斯：我们经常见面。我是他的委托人之一，所以，从他当总统到退休，我们是一直定期见面，也经常互相邀请对方吃晚饭，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政治会议。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招待会的时候，我常被邀请参加，我们也经常在这样的场合见面。
中国新闻周刊：你见他需要预约吗？
比泽斯：那要看情况而定，我知道他做事的习惯和方式，有时他可能已经下班到家了，我也正在回家的路上，就会去他家停一下，顺道拜访，一般是下午四五点钟。我们会聊聊天，问问对方家庭的情况，他有时会问我：“你的孙子孙女、重孙子们都怎么样啊？”
如果是一些重要的日子，比如我母亲的生日，或我妻子的生日，他会到我家里来。他是个对朋友很敞开心扉、很和气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朋友，你发现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性格特点？
比泽斯：(笑)他已经快成了一本人人都能翻看的书了。他的自传、书信、演讲，都已经出版，他对公众是很透明，很开放的，几乎没有一个私密的生活。而且我可以讨论他，却没有权利讨论他的私人生活，他的家庭和家人。
中国新闻周刊：他对健康和物质的享受，关注吗？
比泽斯：他特别喜欢自己部落的传统饮食，也很爱喝葡萄酒，每天一杯，很规律。但他算不上一个对健康特别关注的人，他不愿意把谈话的重点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你问他身体怎么样，他总是简单地说：“很好”，然后就不愿多说了。但过去的几年里，他基本就没有离开过医生。就任总统期间，照看他的是专门的军医，他身边始终有医护人员，而为他提供医疗服务的，都是国内最顶级的医疗专家。
中国新闻周刊：居家时，曼德拉是什么状态？
比泽斯：居家时他很放松，早起读报、看看杂志、听听广播，也看电视。之前他喜欢追电视剧，看电影，晚年不大喜欢了；看的都是些新闻、体育类的节目，他是南非国家队的球迷。
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家是什么样子，气氛如何？
比泽斯：它是一个布置得不错，装潢得也比较体面的房子，但不奢华，不是一个看上去很富有的家庭。他不是一个爱炫耀，通过物质的东西来显摆的人。他希望自己从任何一个方面看起来，都像个普通人。
“退休后他对政治保持距离”
中国新闻周刊：他会花时间和儿孙们在一起吗？
比泽斯：是的，他的儿子、孙子、重孙子都非常喜欢他。他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样子很享受。他跟孙子们在一起也就是谈谈天，不会看电视什么的。这些年轻人平常也很忙，但还是会偶尔回来，看看这个爷爷、太爷。
中国新闻周刊：他们聊什么呢？
比泽斯：每次跟孩子见面，他们都是单独在一起的，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说什么，但我也是一个有孙子、重孙子的人了，大概知道孙子、重孙子会问什么。他们有时会问你六七十年前的事，什么人生经验呀、教训呀，这些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他对孙子、重孙子，有什么期待吗？
比泽斯：他关心的不止是自己家的孩子，他更广义地关心着南非的孩子。他们的医疗、教育、生活水准。他不是那种只为自己孙子、重孙子考虑的人。曼德拉年幼时，南非的教育资源并没有对黑人孩子开放，所以他早年的教育受到很多阻碍和挫折，非常艰难。他后来接受高等教育，其实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例外。
中国新闻周刊：他希望自己的孙子从政吗？
比泽斯：他对这样的说法是非常谨慎的。他从来不希望让孩子们感觉，因为他是个政治家，孩子们就一定要成为政治家，这跟他的人生哲学是相违背的。
这个问题上，他从不说自己是支持还是反对。他不希望自己的某种观点，成为晚辈的一种限制。
他不是那种一点儿想法都没有的长辈，但尊重儿孙们自己的选择。无论他们希望成为什么，只要是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人，他都乐观其成。
中国新闻周刊：曼德拉很具幽默感吗？
比泽斯：他很幽默，总是讲笑话，但他不因为自己的笑话发笑。有次他带我去瑞典，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受到瑞典国王的接见。他把我介绍给国王，说我是他的辩护律师，然后一本正经补充说，“我真不知道我干吗带他过来参加我的颁奖典礼，就是这家伙，把我送进监狱，呆了27年”。
还有一次，我去拜访曼德拉，让我岳母在车上等我。他听说了，马上跟我下楼，对我岳母说：“你女儿怎么嫁了这么个男人，让你在车上等，却不带你进来！”他说得很严肃，我岳母大笑。
中国新闻周刊：日常生活中，他是个有控制欲的人吗？
比泽斯：恰恰相反，他很少用“我”这个词，从来都是说“我们”。他不是一个家长样的人物，也不是一个威权式的人物。
中国新闻周刊：一个当了一辈子政治家的人，退休后，心能完全从政治里出来吗？
比泽斯：曼德拉对政治很有热情，却注意保持距离。只要你问他对当前一些时政的观点，他就会说，“你还是问我们的总统吧”。 ★
政治之外的曼德拉
伟人曼德拉一生与家庭子女之间，却是相对疏离的关系。他是一个伟大却不算称职的丈夫，一个伟大但不算称职的父亲，一个伟大却不算称职的祖父
本刊记者/苏洁
某种程度上，曼德拉不算一个讨人喜欢的父亲。尽管他会向每一张陌生的新面孔露出温和友好的微笑，但和子女们在一起的时候，曼德拉却常十分严肃。偶尔碰到不喜欢的话题，他便会露出不快的神色，像乌云遮蔽了原本晴朗的天空。
很多年前，当被儿子问到“为什么总是不能在家里过夜”时，曼德拉的回答是，因为还有数百万的孩子需要他。对年纪尚小的儿子来说，这个答案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甚至显得有些残酷。也是这样的答案，似乎也定义了曼德拉一生的家庭关系：一个伟大却不算称职的丈夫，一个伟大但不算称职的父亲，一个伟大却不算称职的祖父。
或许总是觉得感情上有所亏欠，在金钱方面，曼德拉对自己的孩子非常慷慨，尽管未能做到绝对公平。三次婚姻，6个子女，20多个孙辈，顶着“曼德拉”光环的家人，给了曼德拉事业上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也和众多庞大的家族一样，麻烦不断。因财产分配问题而反目对簿公堂的事件，当年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团结也好，反目也罢。如今，曼德拉成了世人的焦点，也是家人所有生活重心的所在。“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都是围绕着祖父的身体，他再也没有此刻更需要我们的了，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每一刻。”曼德拉的孙女塔克温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塔克温妮是曼德拉20多个孙辈中的一个。前几年，她和自己的母亲，曼德拉的长女马卡兹韦一同开设了葡萄酒庄，推广“曼德拉”葡萄酒，为此还和曼德拉基金会就是否侵权问题，闹了一场纠纷。对塔克温妮来说，曼德拉这个“有些严肃”的爷爷，是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为斗争而放弃的家庭生活
曼德拉是个生性渴望自由的人，不管是抗议种族隔离，还是争取个人幸福。1941年，23岁的曼德拉为了逃婚离开家乡，到约翰内斯堡谋生。在那里，渴望追求自由爱情的他，初尝做父亲的滋味。
1944年，经朋友介绍，曼德拉认识了伊芙琳·梅斯，他的第一任妻子。当时的曼德拉正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个性沉静而谦逊的伊芙琳，让曼德拉迅速坠入情网。不久，他们结了婚，并在约翰内斯堡的索韦托区有了一处小房子。在那里，伊芙琳和曼德拉一连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在出生九个月后就夭折了)。
然而，婚姻和为人父的喜悦并没有让曼德拉沉溺于家庭生活。由于忙于工作、学习以及刚刚起步的政治事业，他常常无暇担当丈夫与父亲的角色。而随着自由斗争的日益深入，曼德拉和伊芙琳的关系也日渐疏远。
虽然曼德拉在事业上赢得了黑人群体的支持，却无法换来妻子的理解。伊芙琳对政治毫无兴趣，而是专心投入了另一个领域——宗教。每日埋首于《圣经》的伊芙琳，似乎总是找不到与曼德拉的共同话题。很快，两个人便分居了。
1955年，因为曼德拉“不愿放弃种族隔离斗争”，分歧无法调和的两人最终选择了离婚。此后，三个孩子一直由伊芙琳抚养。
也许是无暇顾及家庭，曼德拉和伊芙琳的孩子大多不得善终。1969年，大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遭遇车祸身亡，2005年，两人的另一个儿子马克贾托·曼德拉因艾滋病去世。
和曼德拉的子女一样，马克贾托从出生起就基本没什么机会和父亲亲近。1950年，马克贾托出生，此时的曼德拉正忙于带着工人进行罢工。
马克贾托6岁时，曼德拉被以“叛国罪”起诉；12岁时，曼德拉被南非当局逮捕，此后便开始了27年的牢狱生涯。直到16岁，马克贾托才获准每年去监狱看望父亲一两次。但到了1983年，马克贾托中断了对父亲的看望，二人也极少通信。1994年，曼德拉的总统就职仪式，马克贾托因为要参加法律考试，没有参加。
两个人之间似乎总有一道屏障，却谁也没有去突破。
在马克贾托的葬礼上，曼德拉只说了两句话，“我的儿子是一名律师，受到了专业领域的认可，这是他的荣耀。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好说的。”面对媒体记者，86岁的他老泪纵横。
“曼德拉曾说斗争是他的生命，加上多年牢狱生活，这决定了他人生的早期很难和子女建立起亲密关系。” 美国非洲研究协会的南非问题研究专家桑德拉·格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铁窗内外的婚姻
《时代》杂志的执行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曾形容，年轻的曼德拉是“一个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特征的非洲父亲”。他不苟言笑，在孩子面前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父亲的威严。
年老后的曼德拉，倒是乐于常常和他的三个女儿一起吃饭、聊天。除了大女儿马卡兹韦是和第一任妻子伊芙琳所生之外，另两个女儿则是曼德拉和第二任妻子温妮的结晶。
曼德拉说，自己“用一天的时间爱上了温妮”。
那是1957年的某一天。开车去律师事务所上班的曼德拉，看见了在公车站等车的温妮。“她很漂亮，身影开始在我脑海里不断浮现。”曼德拉回忆。几天之后，去律所办事的温妮与曼德拉再次相遇，让这个男人觉得简直就是天意。
1958年，在接受叛国罪的审判期间，曼德拉和温妮利用休庭期举行了婚礼。此后，比曼德拉年轻16岁的温妮，也开始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并变成了一个性格泼辣的“国母”，为铁窗内的丈夫倾力奔走。
1962年，曼德拉被判入狱时，温妮刚怀上小女儿。曼德拉无力抚养家庭，温妮只能独自照顾孩子。而南非政府对其不断的拘留、监禁、流放，也让她与女儿一直过着动荡的生活。
奇妙的是，曼德拉对温妮的依赖在服刑期间愈发强烈。他常提前几个月开始盼望温妮的探视，在写给温妮的信中，曼德拉曾这样描述，“当我写这封信时，你美丽的照片就摆在离我左肩60公分的地方。每天早晨，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拂去上面的灰尘，这样总能让我心中充满喜悦。”
然而，两人的婚姻并没有一个童话的结局。随着地位的不断提高，温妮性格中专横跋扈、野蛮霸道的一面逐渐暴露。她崇尚暴力，生活奢侈，还发生了婚外恋。
“曼德拉出狱后，两人私底下关系已经很紧张，最终在1996年选择了离婚。” 理查德·斯坦格尔说。
由于政见不和，离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曼德拉和温妮处于冷战状态。直到近几年，两人才重新建立友谊。
光环下的风波
1998年，即将退任南非总统的曼德拉向外界宣布，“我爱上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士。”这位优秀的女士，就是后来成为曼德拉第三任妻子的格拉萨·马歇尔(莫桑比克独立革命领袖萨莫拉的遗孀)。
这段隐瞒了多年的感情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退休后的曼德拉更是开玩笑称，“从今往后，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两个，第一个是格拉萨，第二个是到莫桑比克吃大虾。”
然而，这位民权斗士的晚年生活并不如想的那么简单。
2008年，曼德拉的90岁生日。尽管再三请求，曼德拉的前妻温妮和两位女儿，还是拒绝出席寿辰聚会。两女儿还撰写了一封信，表示她们及其子女(即曼德拉外孙)在遗产分配问题上未能获“适当咨询”，愤不出席。
此前，就遗产分配和葬礼安排问题，曼德拉曾召开过一次家庭会议。会上，曼德拉建议把大部分遗产拨归其名下的基金会，第三任妻子和长孙，也获一定分量，剩下的部分则由众子女瓜分。对于这样的分配，众多家人表示不满，当时的会议不欢而散。
此后，为了争夺父亲艺术藏品等的控制权，前妻的两个女儿把曼德拉告上了法庭。
让曼德拉头痛的不止官司。尽管退休后明确表示自己不参与商业活动，曼德拉却无法阻止子女们借“曼德拉品牌”发点小财。
继长女马卡兹韦推出曼德拉葡萄酒，并把父亲90大寿组织成“品牌推广会”后，曼德拉的两个孙女推出了《身为曼德拉》的电视真人秀节目。这个节目向公众提供了一个窥视曼德拉家族的窗口。节目播出后，无奈的曼德拉唯一能做的，就是委托自己的基金会，要求将自己的肖像从所有的宣传资料中撤出。
而即便将父亲告上法庭，曼德拉和温妮的长女泽纳妮还是需要“借父之名”。在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自由路》出版后，泽纳妮自创了T恤品牌LWTF——Long Walk to Freedom(该书的英文名)，衣服上印着曼德拉的各种头像。
“曼德拉家族的这些纷争由来已久，对于一个有复杂关系的大家庭来说，这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普通家庭也是一样。”对于“曼德拉”光环下的风波，美国非洲研究协会的南非问题研究专家桑德拉·格林表示了些许理解。
比起桑德拉·格林，有些媒体的表达则更为犀利。在曼德拉弥留之际，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德拉病床前的家人犹如“秃鹫”，大部分都是贪婪讨厌的人，他们表面上关心曼德拉病情，暗地里却觊觎遗产分割和各种利益。
这一带着点攻击色彩的报道，似乎是为了回应家人形容媒体是“秃鹫”的言论，却也道出了些许端倪。
此前一天，关于父亲究竟在哪里安葬的问题，曼德拉的子女再度对簿公堂。当天，南非姆塔塔法院颁令，把曼德拉3名已故子女的遗体起棺，由曼德拉出生的姆维索村迁回20公里外曼德拉童年居住的库努村。
3个子女原本就在库努村落葬的。但两年前，曼德拉的39岁长孙曼拉自作主张，将曼德拉已故的3名子女的尸骨从库努村移葬到姆维索村，希望父亲也能随之安葬在此，此后发展旅游业。他已在那里建了一个纪念馆，还打算在墓地旁兴建旅馆、足球馆等设施。
这一举动引发曼德拉大部分子女不满，15名家庭成员一起上诉，直到确认，曼德拉仍将葬于库努村，那个他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的地方。
埋葬在库努村，这也是曼德拉的遗愿。因为曼德拉相信，只有在那里自己才可以安歇。 ★
印象曼德拉
后来的曼德拉把人生的苦难化解成了面容上的和颜悦色，这不是谁都能轻易做到的
本刊记者/苏洁
2012年12月，上海。有朋友向已是知名画家的李斌提议画曼德拉。这几年在南非经营企业的华人不断增加，和当地的文化往来也在加深。朋友希望李斌能以华人身份向南非博物馆捐赠一幅曼德拉的画。李斌一口答应了。
事实上，李斌此前不是没有想过画曼德拉，但总觉得难下笔。“我画过很多历史纪实性肖像，像宋美龄、孙中山。但画曼德拉，比较犹豫，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既有左派风格，又是右派特点，经历也跌宕起伏，不了解的情况下不敢轻易下笔。”
李斌第一次见到曼德拉，是在纽约。1990年6月，整个城市陷入一种狂欢，成千上万的彩条从曼哈顿的高楼上撒下，满天飞舞，人群簇拥中的曼德拉头发已灰白，清瘦，脸上的皱纹刀刻斧削。这是曼德拉出狱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第一次演讲。
此时的李斌，在被美国拒签了两次后，以青年画家的身份辗转到了心目中的艺术圣殿曼哈顿。看着电视里国庆般的场面，李斌有些吃惊，“美国人还是比较热烈的，很难想象他们会用这样的规模来为一个人庆祝，而且是一个非洲人。”这是李斌第一次感受到“曼德拉”的真正存在。
为了画曼德拉，2013年春节过后，李斌和朋友去了趟南非。一下飞机，他直奔开普敦，想先去当年关押曼德拉的罗本岛看看。“还没到罗本岛，我接到电话，说曼德拉的孙子曼拉曼德拉已安排好了见面时间。”
李斌和朋友们赶回约翰内斯堡，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李斌坦言除了身材相仿外，曼拉曼德拉身上并无太多爷爷曼德拉的影子，“他是目前曼德拉家族中唯一一个参政的——国会议员，交友广泛，和中国的企业家都很熟悉。但也和很多曼德拉家族的人一样，常惹事生非，之前差点被国会开除。”
为了曼德拉家族的墓地迁址问题，曼拉曼德拉没少惹官司。但对爷爷的画，他多少还是在意的。李斌向曼拉曼德拉展示了自己的作品集《生于1949》和几幅自己创作的历史肖像画，曼拉曼德拉当即决定请这个华人为爷爷画像。“干脆，把他的一生都画下来好了，从幼年、青年再到老年。”曼拉曼德拉说。
随后，一行人参观了约翰内斯堡的种族隔离博物馆，这里记录了曼德拉为解除种族隔离所作的斗争。“到了博物馆的圆厅，聊着聊着有了灵感。曼德拉的孙子说，要不你就创作一幅能铺满圆厅整个墙壁的画吧。”
长30米，宽3.3米，这幅总面积达100平方米的画对李斌来说也是第一次尝试。“为了搜集素材，我跑遍了约翰内斯堡的书店、图书馆，买了好多资料、画册，还重点收集了一些曼德拉的广告。”
当大包小包买了一堆书的李斌返回酒店，刚走到门口，一个趔趄，书掉了一地。几个酒店服务生赶紧上前帮忙捡画册。“My father! My father!”这时，一个年轻的黑人服务生突然指着画册封面上的曼德拉，失声叫了出来。两个原本不认识的陌生人好像突然找到了共同语言。
李斌还去了约翰内斯堡街头，拍些路人的照片，作为创作素材。“拍阳光下的孩子，他们很快乐。约翰内斯堡挺让我吃惊的，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非常现代化，有美国的气质，也有欧洲的风范。我觉得这样的稳定、现代，和曼德拉是分不开的，他没有大破大建，而是用一种包容的态度去处理殖民遗产。他的宽恕为他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这也是为什么曼德拉既能和克林顿、布莱尔做朋友，也能和卡扎菲做朋友。”李斌感慨着说。
2013年春天在南非呆了十天，李斌最大的愿望是见一见曼德拉，但直到临走也未能成行。“当时曼德拉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基本上不会客。”李斌说，即便见到了曼德拉，也不会把他在病榻上的形象描绘到画中。“真正的形象很难入画。尤其是被奉为伟人的老者，其实不太愿意把自己最后的形象留给世人。”
回到上海，李斌进入了“曼德拉时间”。每天的生活除了保证八小时睡眠外，基本都在围绕曼德拉的创作。白天做草图，晚上读书。“我有一个工作室，请四个助手协助创作，有时候画家朋友也会来帮忙，每天几乎都是疯疯癫癫地在作画。晚上，就捧着曼德拉的书看。”
李斌说，他想呈现的曼德拉，有三个身份：囚徒——艰苦奋斗的过程、总统——宽恕与创造的过程、和平使者——传播和平的过程。而在色彩上，他借鉴了曼德拉“彩虹之国”的说法，用了7种色彩，呈现曼德拉的一生。
“最难画的是曼德拉的囚徒生涯。因为目前传播最广、老百姓认知最多的，还是曼德拉比较欢乐的形象，比如和孩子们在一起，或者跳舞的动作。而关于曼德拉的囚徒生涯，目前能找到的图片资料不多，而且没有一张曼德拉正面的照片。如何还原最真实的历史场景，需要更多地挖掘。”
今年7月18日，曼德拉的95岁生日，李斌觉得“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不是我想送给曼德拉的礼物。”
没想到，12月6日传来了曼德拉去世的消息。李斌打开电视，铺天盖地曼德拉去世的消息。“我觉得世人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吧。就是有一种悲凉感，担心曼德拉后的南非，还能不能这么稳定。”
李斌说现在的作品已经完成了五分之三，而他笔下曼德拉的面容，也从最初的骄傲、桀骜不训，慢慢演变到了如今的温和、温情。“后来的曼德拉把人生的苦难化解成了面容上的和颜悦色，这不是谁都能轻易做到的，曼德拉是真正的修炼者。”
整幅作品他计划在明年7月18日面世。“其实画曼德拉是为了我们自己。”李斌说。 ★
他的名字不可言说
当看到他在宣誓就职时不断重复着誓言，整个国家人民的眼泪都在眼眶打转。他，曾是一个名字不可被言说的人
本刊特约撰稿/克雷格·巴塞洛缪·斯特德梅(Craig Bartholomew Strydom 发自南非)
我12岁第一次听到纳尔逊·曼德拉的名字。那时我们正在吃晚餐，提的问题我已记不清了，但我记得大人们耸着肩，唏嘘叹气。1976年的南非是一个在世界上地位低下的国家，国内很多问题严重又似乎无计可施，受到全世界蔑视，但对此我们不能进行公开谈论，尤其是在晚餐餐桌上。
事实上，在公开场合仅仅只是提到曼德拉的名字就足以让人们感到不太舒服，无论白人黑人，各有各的原因。我只好埋头继续吃饭。
成千上万的小孩在小镇索韦托被无情地枪杀这类事件也不能在我的初中学校或其他任何学校提及。由于我们没有电视，这类事件也没能在像我这样的，受到庇护的白人群体中传播。
纳尔逊·曼德拉，这个我在问题中提及的男人，那时已被判处将禁闭在罗宾岛的狭小牢房直至死去。人们见不到他，甚至可能慢慢忘却他。
那是当时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惯例做法，将国家的问题遮掩起来，或者像对曼德拉这样，把他关在采石场。政府的手段卑劣又多样：比如判处曼德拉煽动罪及阴谋颠覆罪，将其终身囚禁；或找到其他犯罪的人并将其放逐；或取缔政治异见分子使其不得不离开国家而亡命他乡；或取缔任何反种族隔离的组织使其不再发声；或裁定三人以上在指定时间集会是非法的；最后但也极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禁止在报纸、书籍或杂志上提及这些人。总而言之，就是禁止发表与此相似的内容。至于纳尔逊·曼德拉，他的脸都不允许出现。
那时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回顾过去，在被囚禁的异见领袖史蒂夫·比科和格里菲思·马克恩思死去以后，曼德拉和其他同伴也被监禁，其他为平等而奋斗的政治组织也逐渐被禁止，按政府当时的政策将其定性为“杀戮，囚禁及封锁言论”。然而，像我这样中产阶级的白人，当时对此了解得并不多。政府卑鄙的手段让人气愤以至产生怨怒，最终，这些在后来大量发行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质询》中大白于天下。
沙佩维尔惨案和里沃尼亚叛国罪审判令曼德拉遭致终身监禁(注：在1960年南非警察在沙佩维尔屠杀手无寸铁的非洲人和禁止非洲人国民大会活动后，曼德拉放弃了非暴力立场，转而主张采取怠工行动反对南非政权。1962年再度入狱，被判处5年徒刑。1963年 ，在狱中的曼德拉和其他数人被以怠工、叛国、暴力阴谋等罪名在里沃尼亚审判中受审)，这些历史记忆曾出现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然后迅速消失，只有极少数的人还记得这个人。重要的是，几乎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父母和更年长的一代人大概还能对他的长相有点印象，那也来自于他早先在各种审判时所照的照片。对于我们这代人，曼德拉就是一个不知面目的谜样的人。随着时间流逝，甚至越来越少人能记起他是否做过什么事情。更糟糕的是，没人能想起来他是否在终身监禁之前说过什么，尽管那是一段上万字的绝佳演讲，堪比马丁·路德·金的任何演讲。
他在演讲的最后有一段后来流传甚广的话：“我已经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进行了斗争，我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进行了斗争。我怀着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活着，并去实现它。而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准备为它献出生命。”
对他的终身监禁是种族隔离政府计算好了的一步。杀了他或对他宣判死亡裁决，都会使他成为还在统治下抗争的人们心中的标志性人物。反而，卑劣的种族隔离政府及其头目采取在社会上封杀曼德拉的声音、相貌及言语的做法，会是一种更简单的办法。
T恤上的“曼德拉”
在白人学校上学的五年里，即使曼德拉的名字被提及，我也想不起来他是谁。历史课上没有他，社会研究课上没有他，体育课上没有他，他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我所在的还是一所崇尚自由主义的英文学校，如果我们对他没有了解，那么其他地方更无可能。我们碰巧接触到他的名字，是因为在报纸上读到了他的妻子温妮的故事。自由媒体对她非常厚爱。当时她早已成为政府的眼中钉，她甚至被禁止在公众场合讲话，并受到严厉的出行限制。她就像是当局者鞋子中的一颗小石子。但她仍然有权探望在狱中的丈夫，即使每六个月才能见一次。当局者就算对此再愤怒，也无法否认她有这个权利。当时没有多少黑人乘坐飞机，在政府的异议下，探监前后她都需要与当地警局交涉、汇报，但她仍然可以飞去开普敦。这也意味着探监不再是一件安静的私事了。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完成了高中学业，政府却开始学习艰难的一课。很简单，政府可以封锁言论，令某些人缄默，但过一段时间，想持续封锁的那些消息仍会被大众知悉。就在我准备离开高中参加为期两年的管制兵役之时，社会的钟摆开始不断靠向曼德拉这一边。漫长的监禁开始产生相反的作用，使他声誉倍增。北欧一些国家不断要求释放他。这位出生在乌姆塔塔市姆维佐村的小男孩手中的力量也正不断强大，政府最初自认为解决了的事情现在成为了“曼德拉问题”。
80年代早期，流亡他乡的奥利弗·坦博，发起了“释放纳尔逊·曼德拉运动”。由于这一运动势头大增，这位被监禁的领袖开始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一运动也加剧了国际上对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强烈抗议。
但我们仍然还没有见过这位领袖的照片。在我早期的作业中，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为了找曼德拉的照片或新闻简报翻遍了当地图书馆。这当然是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事情。我非常好奇，政府宣称的一个“邪恶的共产主义恐怖分子”长成什么样子，但我却空手而归。
在军队生活结束后，按照一个年轻南非白人的正常轨迹，我得以进入首都比勒陀利亚的一所大学学习。我的生活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非洲民族议会组织不断加强同当局的武装斗争，以失去生命为代价的真实的恐怖袭击开始了。
在曼德拉进入监狱之前，非洲民族议会组织的斗争还主要集中在反对人身伤亡的威胁及破坏。但作为一个被监禁的人，尽管袭击不断加剧，曼德拉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清白。他以一位傀儡领袖的身份，和这些坏事情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反而打开了他身上的枷锁，然而当局者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才逐渐了解安全警察是如何深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我很快怀疑并随之发现，有些我的同学已经开始为安全警察工作。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和安全局的首领处于僵持状态，那是因为我在去英国的旅途中领到了一件释放曼德拉的T恤。但实情却并非如此。我的T恤前面写着“释放曼德拉”，背部却写着“伴随着你点的每一瓶酒”。这是一种诱饵推销法，这里的“曼德拉”不过是为吸引眼球而已。
诚然，没有人相信这件T恤是作为诱饵促销，它足以使我遭到逮捕。当时还有些别的T恤写着，诸如“帮助警察，打倒你自己”之类的标语。于是我的学校强行禁止学生穿任何有标语的T恤。但我却拒绝不再穿这件如今已经磨破的衣服。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威胁要发动暴动，学校管理层最终同意对我的T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件T恤上是一张粗糙的、无法辨认的曼德拉脸的画像。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过一张他的照片，而这，就已经是我最近的一次看到他的样子。
“跨过卢比肯河”
早在1985年，关于南非最受轻视的总统P.W. 波塔将宣布释放曼德拉的谣言开始四处传播。波塔的演讲也因此受到万众期待。事实上，外交部长鲍达已经计划好在演讲中引用“跨过卢比肯河”这句习语，即暗指这个重大的宣布。但由于不明原因，波塔改变了主意，删掉了很多人原以为他会宣布释放曼德拉的这一段落，只保留了“卢比肯河”一句的引用，它像一个无助的遗孀，成了一行既无关联又无意义的表达。
相反，这场搞砸了的发布会更增强了曼德拉的力量，他就像是笼中日益壮大的大象，政府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才好。
那是一段当学生的最好时光。我们找到了抗争的理由，无论白人黑人都这样去做。我当时的女朋友不止一次地会突然消失几天，因为她未经允许就参加了在比勒陀利亚大街上的游行。在开普敦，我现在的妻子，当时也是一个学生，已躲避政府许久，她发现自己身上沾满了紫色的染料。政府的一个阴谋诡计是，将水炮装满紫色染料以便更容易逮捕到后来的游行者。然而干炮走火了，这个荒谬的计划不仅摧毁了很多古建筑，也令游行的队伍更加冲动。尤其在国际社会看来，南非政府看上去越来越愚蠢了。第二天，一长条的涂鸦出现在墙上，十分扎眼。上面写着，“紫色人群将展开统治”。
释放曼德拉的呼声愈演愈烈，但不幸的是，当局者就像牌技很差的玩家，给释放曼德拉加上了一个条件：他必须宣布放弃暴力。我当时在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也会废除暴力？但我其实想多了。曼德拉的回答十分清楚：只能是无条件释放。他开始发号施令，他已经成为了当局曾经最想打压的领袖。政府其实是被他们自己的行为囚禁住了，因为没人可以隐瞒真相。
现在，曼德拉变得更老更弱，他们害怕他会在监狱中死去，这可能会给这个已经在战火中的国家带来更难以想象的灾难。
曼德拉开始在他那个多风的小岛上发号施令。他在总统波塔的请求下与其秘密会见，但他们没能成功说服他进行合作。曼德拉知道这是他们政治上的彻底失败。政府开始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们的首席囚犯，满足他的全部需求。他从岛上搬出，政府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土地上为他建了一所房子。难以置信的是，不止一次，他们在陪同他从医生那返回监狱时停下车去抽烟，却将他放在车后座。曼德拉可以轻易控制当时的情形，很简单就能离开。但他没有选择这样做。因为这还不是离开的最佳时机。更匪夷所思的是，政府禁止出版他的肖像实在太成功了，以至于他坐在窗子开着的车后座等待时，没人认出来是他。他肯定已经想到过了，这就是掌握实权的感觉。
年轻的学生，包括我，开始感觉到改变之风。歌曲和报纸都找到了反抗出版限制的方法，就像我穿着我的T恤蒙蔽我的学校那样。音乐家丹·海曼创作出的一首流行的“哀悼”歌曲，就是对于种族隔离制度和曼德拉遭禁闭的讽喻。这首歌得以通过用唱片的方式播放，因为隐喻总是很难禁止。此外，这首歌还包含了一丝Nkosi Sikelel’ iAfrica的旋律，这是被禁止的对于非洲民族议会的颂歌。出于某些原因，这首歌还是通过了审查。大概，那些审查官已经五音不全了吧！约翰尼·克莱格，因祖鲁音乐闻名于世，之后也写了一首歌，赞美了曼德拉的气节(注：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南非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约翰尼·克莱格将南非著名部族祖鲁族的传统歌舞注入欧洲风格，创建Juluka乐队，在南非和世界各地巡演)。歌的名字叫做Asimbonanga，意思就是，“我们未曾见到他”。歌词写着，“我们未曾见到他，他还在那儿，在他被关押的地方。”意外的是，尽管有这些言语，这首歌也没被禁。
我，或是我们这辈的其他人，也仍然没有见过他。我们未曾见过这个因为他在监狱的长久坚持而使抗争不断变得合理的人。
在离开政界多年以后，F.W。戴克拉克还是回来了，守卫也变了，波塔被取代了。波塔刚好患上中风，而笼中的大象最终变成了更为强大的恐龙。南非在国际上极端孤立，而国内的“煤渣炉”也已经要“刮”起来。戴克拉克别无选择，只能做出改变，否则这个国家将会燃烧起来。于是，90年代初，他宣布解除对所有政党的禁令。
同年2月11日，他宣布释放曼德拉。
自从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结婚之后，这个国家的人们再也没有如此紧紧地盯着他们的电视，只希望看一看曼德拉的样子。我也是。
大声说出他的名字
这一天到来了。他与他的妻子手挽手，走出了监狱(这一年，他71岁)。第一眼看去，我们如此震惊地发现这个被妖魔化的男人看上去并不邪恶，反而高大、英俊、温暖，热情洋溢，眼中饱含爱与原谅。整个国家为之疯狂了。
他在开普敦的一个阳台上进行了第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没有号召黑人杀死白人，也没有暗示这么多年对他、他家人和人民的不公正对待，相反，他开始进行和解，而这正是这个国家当时所急需的。这也成为了伤口愈合的开始。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在我当时居住的公社，人们对于戴克拉克所做的事情展开了白热化的争论。很多南非白人，其中有一些和我同住一个学生宿舍，深深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但大势所趋，无法逆转。我和很多人一样欣喜若狂，我们反而在想是什么让政府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大选那天，选民队伍蜿蜒数百米。很多从未投票过的老人，很多甚至没有想过有可能参与到投票中的人，都变得热心起来。整个国家弥漫着希望。非洲民族议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之后举行的曼德拉的就职典礼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当年策划出种族隔离制度的同一栋建筑前。当年在阿姆塔塔院子里玩耍的捣蛋年轻男孩Rolihlahla，在开办了一家非洲黑人所拥有的法律事务所后开始使用英文名纳尔逊，之后为藏身使用了化名大卫，再后来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黑色海绿花”(Black Pimpernel)，现在他正使用一个更幸运的称呼，那就是南非共和国总统。
现在，他的照片变得随处可见，令我想起我曾如此诚挚地想要找到他的照片。比如这个年轻男人摆着拳击的姿态，瘦削又英俊的黑白照片；这个衣冠齐整的年轻男人结婚那天的照片；还有他在罗本岛打碎禁锢，经过证实并非恶魔，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照片。在这所有的照片当中，有三样东西熠熠夺目：他那如同甘地般的谦逊，他和蔼而宽容的眼神，他那使人敌意全无的微笑。
当看到他在宣誓就职时不断重复着誓言，整个国家人民的眼泪都在眼眶打转。他，曾是一个名字不可被言说的人，现在，我们可以大声地说了。 ★
(作者为南非白人作家、编剧。他的代表作品《寻找小糖人》曾在2013年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真相与和解：重建南非之路
“我走过了自由的漫长之路。我试图不跌倒。一路上我失足过，但我发现一个秘密，在登上一座大山后，才发现前面还有远远更多的山要攀登。”——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本刊记者/苏洁 文/陈青青(发自纽约)
“我们要把南非建设成这样一个社会：它是所有南非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所共有的；人们可以自由行走，内心没有恐惧；确保每个人享有不可剥夺的尊严，总之是一个与世界和平相处的彩虹国家”。
1994年5月，站在南非总统就职仪式的演讲台上，76岁的曼德拉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庄严宣誓。那天曼德拉穿了一身黑色西装，尽管天气很热，他却不愿省略掉更为正规搭配的西装背心。
当时台下的来宾中，坐着3个在罗本岛监狱看守曼德拉的前狱方人员。是曼德拉邀请他们来的。演讲结束，曼德拉请他们起身，将他们介绍给现场的所有人。接着，这位年迈的老者自己也缓缓站起，向这几名看守致敬。那一刻，现场一片寂静。
曼德拉说，自己年轻时性子急，脾气暴躁，正是在狱中学会了控制情绪才活了下来。看守们对他并不友好，但走出监狱的那一刻，曼德拉知道，“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曼德拉用这一特殊的方式，告别了过去。
有人以为他会创造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有人以为他会没收富人财产接济穷人，但都没有。带着外界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彩虹国”梦想，曼德拉走上了南非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民选黑人总统。
南非不应该是一个受害者或幸存者的国度
美国非洲研究协会的南非问题研究专家桑德拉·格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曼德拉的最大成就之一是促进了民族和解。
刚上任的曼德拉也为推动民族和解找到了一个谁也不会讨厌的领域：体育。
在南非，橄榄球和足球曾是黑白对立的典型体现：由白人组成的南非国家橄榄球队“跳羚”队，是南非白人的骄傲，却并不受南非黑人欢迎。甚至连曼德拉自己，当年也对这支球队并无好感。被关押在监狱时，每当遇到跳羚队和外国球队的比赛转播，曼德拉和狱友永远支持外国球队。
1990年种族隔离制度被废止后，对现状不满的白人便把橄榄球场变成了宣泄情绪的场所。1992年8月，“跳羚”队与新西兰队在约翰内斯堡比赛。本来政府希望这场赛事能成为种族和解的仪式，但白人球迷并不买账。当天的体育场里，充斥着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旧国旗和旧国歌。
当选总统后，曼德拉做的第一件事，是与“跳羚”的队长结为朋友，曼德拉经常探望球队队员，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甚至不相信黑人领袖。
1995年，在为南非争取到橄榄球世界杯的主办权后，曼德拉多次前往球员集训场地，还特意戴着“跳羚”队的帽子，鼓励大家为祖国而赛。
世界杯决赛当天，曼德拉身穿“跳羚”队球衣现身体育场，引起轰动。赛前，当他上场向“跳羚”队队长致意时，白人为主的观众开始有节奏地呼喊，“纳尔逊，纳尔逊！”那一刻，这个黑人领袖似乎解开了白人心中的恐惧。
对于南非白人来说，1994年并不太平。黑人当政后，整个白人社会弥漫着惶恐的气氛。很多白人企业家、富人阶层已经做好被没收财产“均贫富”的准备。但曼德拉的一系列举动向外界昭示：他不会因为遭遇了不公平待遇就满怀愤怒与仇恨，他希望促进黑人和白人的融合。
上任后，曼德拉公开拜访了南非前总理约翰·沃斯特的遗孀，正是沃斯特当年主导实施了种族隔离制度；他主动伸手环抱前右翼将领康斯坦德·威尔乔恩，而这位将军欲发动政变推翻曼德拉的领导；曼德拉保留了自由市场，让白人放心继续生活下去；而任命上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为副总统，则最大限度地给了白人以“安心”。
尽管一些批评者因此认为，曼德拉为消除白人恐惧所花的时间，比改善黑人地位所花的时间还要多，但多数人仍为曼德拉的所作所为喝彩。
也正基于此，1995年，曼德拉签署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新南非的漫漫成长路
作为曾经世界上种族冲突最激烈的国家，新南非并没有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式的方式来处理遗留问题。
1995年7月19日，曼德拉签署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四个月后，南非政府宣布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图图担任委员会主席，希望能够“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
“《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像是曼德拉一个理想的寄托，也是对那段历史的最好告别。”曼德拉的朋友，美国《时代》杂志的执行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说。
从1996年到2003年，真相委员会听取了2.1万名证人的陈述，这些人中有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也有当年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参与者。
真相委员会的处理结果大多为赦免或部分赦免。至此，南非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才真正翻过去。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就像一项社会洗涤工程，它让新南非人懂得就历史的过错道歉，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不再犯同样的过错，而非以牙还牙地追究施害者的责任。
除了上述的民族和解行动外，1996年，随着新宪法的签署，南非逐渐完成了政治过渡，为民主平等政体的确立和未来国家建设奠定了法律基石。
此后，曼德拉政府修建了一百多万座新房，最终解决了数百万人的水电供应问题；推广义务教育，让贫困的黑人孩子有机会上学；推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催生了南非的“黑人中产阶级”。
“因为他的战斗，我们可以自由出入任何地方，贫困的母亲可以让孩子免费上学。”土生土长的南非黑人姑娘妮娜，如今最大的乐趣是结束了餐厅的工作，可以到市中心去享受闲暇时光。如果是以前，她有可能会因为擅自进入市中心被开枪打死。“曼德拉是黑人眼中的神，他是白人眼中的伟人。”和众多南非普通人一样，在妮娜眼中，曼德拉是令人崇拜的“国父”。
事实上，为了心目中的彩虹之国，曼德拉作出的妥协比想象的多。这其中，包括迎接自己并不欣赏的德克勒克进入新政府。
在曼德拉获释出狱后，随着关于选举和新宪法的谈判正式展开，曼德拉发现德克勒克所领导的白人政府在支持“第三势力”力量(一个隐秘性的准军事组织)。该组织一直试图挑起内战。
曼德拉相信，德克勒克对组织采取的是纵容的态度。很少批评人的曼德拉，在接受《时代》杂志的执行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采访时，对德克勒克表现出了很大的不满。
即便如此，他仍然给德克勒克提供了副总统的位置。但两人之间的嫌隙，就像新南非的一个绝佳隐喻：表面平和的黑白世界，仍有难以消弭的矛盾。
而整个南非社会在经历了黑白种族间短暂的“蜜月期”后，有些问题也渐渐浮现。
随着《黑人经济振兴法案》的实施，不少有技术、高学历的白人或失业、或无法升职，最终选择了移民。根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201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1994年后，南非白人数量正在以每5年0.3%的比例下降。
而《种族雇佣法》的改变，让一些原本经济实力不济的白人陷入困境。“过去15年，这个数字一直在上升。”2010年，南非克鲁格斯多加冕公园的贫困白人聚居地，57岁的白人安德烈对采访的记者说。经济危机后，他就失业了。
与之相反，部分南非黑人逐渐登上了社会顶层。1994年黑人执政以来，尽管政府已经向政府官员提供了比白人掌权时期更好的待遇，一些黑人掌权者却不能满足。他们居住在富人聚居的郊区，开着豪华汽车，将子女送出国留学。
曼德拉曾在讲话中不止一次地指出，腐败问题关系到民主制度的生存，更关系到人民对新政权的信心。
1999年，透明国际将85个受腐败困扰的国家列入黑名单，南非排到了第32 位。
然而，事实上，对于大部分南非普通黑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活在一个“卡布奇诺”社会：底部是黑色的咖啡，上层是白色的泡沫，最顶部是一小撮装饰用的黑褐色可可粉。很多黑人，仍在贫困线上挣扎。
“由于长期以来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现在大量失业人群也主要是南非黑人。” 中国社科院亚非所南非问题专家贺文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要真正实现种族平等，尤其是经济平等，首先要从教育和就业层面实现公平。但这是一个基础性、长期的问题。”
1999年，结束5年总统任期的曼德拉并未寻求连任，而是告别了政坛。此后他出版了自传《漫漫自由路》。其中有这么一段，“我走过了自由的漫长之路。我试图不跌倒。一路上我失足过，但我发现一个秘密，在登上一座大山后，才发现前面还有远远更多的山要攀登。”
今年7月18日，在曼德拉的第95个生日，南非政府启动了位于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西部的丹维尔社区，将其提供给南非贫困白人使用。这算是送给曼德拉的生日礼物，是对他推动民族和解的纪念。
“南非仍面临阶级差距、经济萧条和政治腐败等许多挑战，”萨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美国《亚特兰大宪章报》人权新闻报道记者恩尼·萨格同时也是美国黑人新闻记者协会的副主席。在他看来，南非政治的走势在后曼德拉时期显得并不乐观。
曼德拉身后，民族和解仍在这个国家磕磕绊绊地进行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