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什么是泉州
本刊记者：贺海峰
八百里之隔，冰火两重天。
同样是民营经济聚集地，浙江温州，金融风波仍在深度发酵，信用体系近乎土崩瓦解；福建泉州，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泉州市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含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为1507.12亿元，比年初增加177.86亿元，同比增长20.5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5.06个百分点。
这是泉州金融改革的新突破。2012年12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泉州成为继温州、珠三角之后第三个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而其最大特色，在于明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向。
泉州主动请缨
泉州一向以“民办特区”著称。改革开放以来，全市民营经济总量年均递增30%以上。2012年，泉州拥有各类民营企业13万多家、亿元企业1500多家、中国驰名商标90多件，居全国地级市首位；拥有上市公司近80家，居全国地级市前列。
正是源于对实体经济的坚守，泉州工业经济连续20年领跑福建，形成了纺织服装、鞋业、石油化工等3个产值超千亿元产业集群，以及装备制造、建筑建材等两个产值超500亿元产业集群。
如此雄厚的家底，让泉州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风波等考验时，不仅岿然不倒，还在逆势增长。“是实业守住了泉州的稳固发展。”泉州市委书记黄少萍说。
毋庸讳言，尽管泉州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产业价值链，但绝大多数企业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在后危机时代，泉州民营经济开始遭遇诸多挑战，例如出口“天花板”、劳动力成本和融资成本高涨等。2012年，部分企业甚至出现了罕见的“订单荒”。
因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民企“二次创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相对有利的位置，已成为泉州的当务之急。
“转型单靠企业自身力量远远不够。要靠两大引擎：一是科技创新，一是金融支撑。”原泉州市委常委、副市长付朝阳如是判断。
实际上，“金融服务难”、“贷款难”问题，始终是困扰泉州实体经济发展绕不开的“路障”。2012年，泉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占福建全省的24%，工业总产值则占全省的30%。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泉州体制内的金融供给相对不足。首先，融资渠道单一。2012年，泉州实体经济通过银行贷款融资占比约为87%，比福建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比。其次，信贷总量偏低。2012年，泉州实体经济从银行获得的各类贷款仅占福建省的16.6%。
但是，泉州并非资金缺乏之地。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大量存款贷不出去，存贷比仅40%，甚至更低，贷款总量却严格按规模管理，每年只允许递增若干个百分点。如果按统一的75%管理，可以迅速释放几百亿元流动资金。由此导致少量大企业、优质企业被银行追着放贷，而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往往求贷无门。
统计显示，目前，在全市12.5万中小微企业中，与银行产生信贷关系的不足25%。无奈之下，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唯有依靠民间借贷。一些大企业则乘机成立投资公司，在实业不振的情况下，出现了“钱炒钱、钱生钱”的现象。
“这很值得我们反思。泉州这么好的条件，强大的实体经济，诚信的文化，巨大的需求空间，但还是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不说明我们的金融体制机制或者说体系有问题吗？”付朝阳一针见血地说。
在他看来，我国金融体制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需要进行一些突破，否则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市场经济呼唤现代金融制度配套服务，这是一种必然。全国到哪里去找泉州这么好的地方来进行金改呢？”
2012年3月，在温州国家级金改试验区获批的同时，泉州也将金改方案上报到国务院。内蒙古鄂尔多斯、湖南长沙等地，都在摩拳擦掌。经过一番激烈角逐，泉州最终脱颖而出。
与温州赛跑
最近几年，地方金融改革风起云涌，侧重点也各有不同，比如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深圳前海探索粤港澳金融合作等。相比较而言，温州与泉州的金改方案相似度更高，更具有普适性。
温州金改的着力点，是将民间资本推向“阳光地带”。2011年下半年，温州在全民借贷歧路上越陷越深，最终爆发震惊全国的老板“跑路潮”。因此，打通8000亿元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血脉通道，成为温州金改当务之急。
回过头来看，温州的确下了很大功夫。比如建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成立市金融监管局、金融仲裁庭、金融法庭等。不过，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温州金改，眼下正陷入“改皮不改骨”的负面评价中。
其实，包括吴敬琏在内的部分经济学家，一开始即对温州金改持谨慎态度。2012年5月，吴敬琏曾公开表达：“我不是很看好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这种试验当然有一定意义，但如同病人吃阿司匹林或抹万金油。”
果不其然，金改启动一年半后，由于温州房价大跌，老板“跑路潮”进入第二季。这次危机更加深重，从坏的企业开始向好的企业蔓延，从企业开始向金融机构蔓延。
数据显示，温州市不良贷款率高达3.79%，个别银行甚至一度突破8%，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银行纷纷从产生风险敞口的地区抽贷、压贷，有些大银行的高层明确表态“可以放弃温州”。
“政府不信老百姓，老百姓不信政府。银行不信企业，企业不信银行。企业说银行是骗子，银行说企业是小偷。以前企业互保，彼此拍下脑袋就决定了，现在连亲兄弟都不敢互保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忧心忡忡地说。
在周德文看来，温州金改之所以未取得重大突破，在于胆子还不够大，改革的步子还不够坚定。而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张健华则回应称，金改的实施及效果受制于实体经济病灶和状况，不能要求立竿见影。
与温州的被动改革不同，泉州则是主动求变——它不想继续上演温州的故事。
由于专注于实业，泉州的诚信文化氛围一直十分浓厚。泉州企业家的特质之一，就是诚信为本、抱团合作。企业之间经常在原材料供应、货款支付、资金拆借等方面互相关照，有时仅凭一张借条，上千万的资金就打过去了。这种诚信文化造就了泉州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2011年，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0.7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2个百分点；2012年，进一步下降为0.52%。
不过，泉州的劣势是金融业与经济实力并不匹配。泉州的存贷款余额尤其是企业存贷款余额甚至不及温州的一半，各类金融机构网点少于温州，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融资机构也明显少于温州。
究其原因，有的小微企业觉得银行程序太繁琐，设计的金融服务产品越来越复杂；而大多数银行则出于“安全高于一切”的宗旨，掌握不到这些小微企业真实、准确的信息，当然也就不敢轻易放贷。
显然，在“不想贷”与“不愿贷”之间，关键的阻隔，也是建立现代金融制度的要点——信用体系建设。
对症下药，泉州选择以“区域金融”作为金改的路径。也就是说，在清晰政府、银行、企业的边界之后，建立起一套覆盖泉州的区域信用系统，政府与信贷双方都能有效、方便地识别风险，从而彻底打破“信息孤岛”。为此，泉州还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管理局。
“这些基础性工作，有时甚至不讨好。但越是这样，就越是地方政府应该做的。这些问题，一旦看准，就一定要咬住青山不放松，打攻坚战，绝对不能绕、不能滑、不能偏。”付朝阳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标志性的改革项目上，温州、泉州甚至形成了对“第一单”的竞争态势。比如，新任福建省委书记尤权要求加快制定民间融资管理办法。此前，在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他曾力推温州金改落地。而知情人士则透露，我国首部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很快将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
温州与泉州都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完成金改所赋予的任务。这场马拉松赛跑或许才刚刚开始。
“谋定而后动”
最近，东塑鞋材公司又从泉州银行获得2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让该企业颇感意外的是，公司不需要先偿还本金，银行直接续贷。
“以往，每年8月是还款期，经常出现公司生产经营周期和贷款、还款周期不一致现象。为了凑齐资金，我们只好压缩生产或者向供应商延期付款，甚至不得不向民间融资。”公司负责人蔡声伟说。
针对这一难题，2013年4月，泉州银行在全国率先推出“无间贷”业务。此举打破了“先还后贷”的传统续贷模式，受到众多小微企业欢迎。短短5个月内，这家银行已办理“无间贷”业务154笔，金额3.17亿元，受益企业160多家。
这只是泉州金改的一个缩影。过去一年，当地金融机构不断摸索适合民企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取得不少积极进展。比如，泉州民生银行创造性地提出“稳定的银行流水也是一种担保方式”，依据小微企业的有效经营流水给予信用授信额度；再如，泉州银行发行20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推动小微企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
而在引进培育地方金融主体方面，泉州同样可圈可点。2013年9月，惠安中成村镇银行正式创立。这是泉州引进的第一家村镇银行，也是实现“村镇银行县域全覆盖”的一枚重要棋子。同时，全市新设小贷公司、典当、担保等准金融机构40多家，注册资金接近8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泉州本地民间资本加上外地侨资，可能高达2万亿元。伴随金改的持续深入，这笔巨资如何健康有序回流实业？泉州正在进行这项高难度的探索。
作为一家以从事石化全产业链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公司，斯兰集团上游客户是10多家世界级石化巨头，下游客户则是以泉州板块为主、数以千计的制鞋、制革企业。斯兰目前试水的业务是民间资本管理，其运作模式被金融界称之为“全产业链服务”。
这在泉州已有先例。南安市的石材产业占据全球重要地位，2012年6月，民生银行正式成立了“石材产业金融事业部”，这也是民生银行第一个未设在北京的一级总部。仅仅半年，在这条产业链上的放贷已达25亿多元，约占2012年新增放贷量的半壁江山。
此外，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台港澳，泉州也被定位为“台港澳侨金融合作试验区”。台湾的金融业比泉州起步早，而泉州又有台湾所没有的广阔市场。在众多利好消息刺激下，台湾金融机构纷纷抢滩泉州。例如，台湾统一证券公司联手泉州两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泉台合资证券公司。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不仅可以承接低成本的资金，更可以承接一些先进的理念和人才。这才是我们的根本。”付朝阳说。
在他看来，泉州金改不能只在传统的金融框框里打转转。他举例说，下面县里、乡镇、社区，设一个网点或分支机构，任命一个行长，都要报省里甚至中央去审批，这也算高效？在一个小小的区域，谁对当地的企业最熟悉，谁最知道风险？金融机构本质上是企业，在市场上赚不到钱，肯定会退出和关闭，为什么不能让它们竞争更激烈一些呢？
不过，付朝阳也坦言，泉州要了金改这顶帽子之后，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外界期待改革越快越好，会有不同的说法，会有很多的困惑甚至非议。实际上金改是急不得的，要用3-5年才能建立起一个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
“泉州金改，头半年要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埋得越深越好。我主张把一些重大问题研究透了再做，宁愿慢点也要稳妥。”付朝阳认为，只有不急、不争、不畏，泉州金改才会产生全局性意义。
原标题：晋江金改调查
本刊记者：吴明华
泉州金改，晋江先行。如今，有关晋江金改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引人关注。
10月8日，晋江著名上市公司七匹狼发布消息称，目前暂无投资民营银行计划。自地方金改启动以来，民营银行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在先行先试政策下，晋江当地一度看好七匹狼能拔得头筹。然而，此番消息的发布，无疑是泼了一瓢凉水。
“对于地方上来说，即使办了民营银行，也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泉州金改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陈金龙告诉《决策》。
与外界关注的兴奋点不同，作为金改的中心——晋江市金融办却显得务实低调。“晋江市提出建设金改先导示范区的‘6大任务、20项举措’，细化分解成84个具体项目。今年在新设2家民资管理公司、1家基金管理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在村镇银行、融资租赁、合资全牌照证券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引入和设立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晋江市金融办主任刘向阳说。
自金改启动以来，这个新成立的部门就一直高速运转，从前期的调研、方案的制定，到项目审批，现在这样的忙碌已经告一段落。一年来，晋江金改到底改了什么？下一步又将走向何方？
“冰火两重天”
2013年4月，在金改方案出台不久，晋江斯兰和七匹狼两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迅速通过审批。民资管理公司的破壳，被看作是晋江金改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从长远来看，民间资管的发展前景要比小贷公司好。”陈金龙分析认为，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募资、投资等业务渠道灵活广泛，被当地政府和民间资本看好。继小贷公司之后，民资管理公司有望成为民间资本切入金融领域的新通道。
“可以说，民间管理公司称得上是传统小额贷款、私募等多个金融服务体的综合体。”斯兰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与同样面向小微企业的小贷公司相比，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资金来源显得更加灵活。
按相关规定，小贷公司受到的限制很多，而民间资管无论是募资，还是业务范围都很灵活。首先，可以按照资本4倍的比例，进行私募融资，而小贷公司只能向两家银行介入不超过注册资金50%的资金；其次，小贷公司只能进行短期贷款，民间资管则可以开展股权投资、贷款等多种业务，而且贷款额度没有限制。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我们没有前例可循，担心踩到法规红线，因此花了很长时间用于前期的业务摸索。”斯兰民资管理公司现在已经开始运营，推出了几款比较适合本地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特色产品，也有了具体的合作对象。
与民资管理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广受追捧相比，传统的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却是“冰火两重天”。这些同样作为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因为税负高企、身份界定模糊等问题，在夹缝中艰难生存。
“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融资作出了很大贡献，但风险与回报却极不对称。”晋江市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嘉平说。晋江市担保公司是晋江最大的担保公司，有国资背景，考虑到社会效益，它的年利润只有100万元左右。而作为纯民资构成的南南担保公司面临同样的问题，其年利润也不过300多万元，算上经营成本，还要倒贴100万元。
更为严峻的是，2012年以来，晋江的担保公司突然都陷入了绝境，原因是银行纷纷与他们中断了合作，担保公司也成了无源之水。
近年来，银担合作极不稳定。南南担保公司曾与多达7家银行签定融资担保协议，包括国有银行、地方银行和股份银行。然而去年，6家银行拒绝与南南担保续签。短短数月间，南南担保业绩下降50%以上。
银行“痛下杀手”并非没有缘由，近年来温州老板频现跑路现象，引起银行业的普遍担心。风险控制是银行的最大理由，2012年银行中止与担保公司合作的消息在各地接连不断。
在担保企业面临倒闭风险时，小贷公司同样生存艰难。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与工商企业上缴的税种相同，需负担5%的营业税和25%的企业所得税，而且，贷款风险拨备金无法税前扣除，增加了经营成本。高额的税负，让很多小贷公司不堪重负。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现有模式下，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资金量有限、成本高，作为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对于民资管理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来说，尽管存在一定优势，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能发挥多大作用仍未可知。
打通金融通道
尽管盈利能力低、作用有限，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热情高涨，地方政府也在极力推动这些项目。
对于民间资本来说，其“醉翁之意”在民营银行，现在静待时机成熟。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晋江金改如果想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必须要做项目。“
政府希望赶快做点成绩出来，因为马上到年底要总结汇报了，所以很着急在做这些事情。”晋江市有关官员说。
在晋江金改先期推动的众多项目中，天津股权交易所泉州区域运营中心无疑是“重头戏”之一。
为了培育晋江场外交易市场后备资源，扶持企业场外市场挂牌交易，去年9月，晋江引入了天交所在本土“安家”。作为国内最大的场外股权交易市场，天交所融资方便快捷、成本低，受到中小企业青睐。通过天交所这样的通道平台，可以引导民间资本规范地进入到实体经济。
在此之前，对于晋江企业界来说，“天交所”是一个陌生事物。为了鼓励企业进场挂牌交易，晋江市政府对挂牌企业进行奖励扶持。在场外交易市场成功挂牌的，晋江市政府将给予挂牌企业共60万元奖励，并对新增税收给予优惠政策，对资产明晰税费予以减免。
尽管政府为企业承担了大部分挂牌成本，但一年来，仅有16家企业在天交所挂牌融资，成功交易的则更少。
虽然天交所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但由于对进入企业有年度缴税额度等财务指标要求，以及企业认为在天交所挂牌后估值较低、对股权融资态度谨慎等原因，短时间内到天交所挂牌交易的企业并不会太多。相对于普遍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来说，天交所在短时期内的作用仍然有限。
对于天交所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晋江市金融办主任刘向阳坦言，“目前只能说企业多了一个发展的平台。”
“晋江资金有两个极端，民间资本极度雄厚，中小微企业极度缺钱，政府希望建立多层次的金融组织体系，把这两个极端嫁接起来。”陈金龙分析说，尽管这些金融机构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晋江金改目的不是解决所有企业的融资问题，而是希望把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尽量挖掘出来。
对于晋江来说，希望通过金改来促进整体经济的转型。经济转型是晋江的当务之急，而转型中金融资源支持非常重要。晋江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企业研发活动很少，只有通过并购做大企业规模，才能提高研发水平，企业才能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
“现在问题还是比较大的，整个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说明我们金融市场还是有缺陷的，没有资源整合的能力，没办法促进企业间的并购。”陈金龙认为，资源整合是一个地区金融市场应该解决的问题。
而晋江金改的核心，就是通过建立多层次的金融组织体系，在资金和企业之间打通一些通道。“金融通道本来应该由银行来解决，但目前正规金融机构的通道不够，地方金改就要在通道方面做一些补充。”陈金龙说。
金改“不差钱”
随着诸多金融机构纷纷抢滩登陆，晋江金融业迅速迎来一个“井喷期”。从数据上看，今年以来，晋江市各项贷款余额、小微企业贷款余额、金融业增加值等多项指标均大幅增长。
“有了丰富的金融机构和产品线，企业融资效应也将逐渐凸显。”晋江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金融机构的增加可以带给企业融资，扩大市场规模，最终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在晋江金改方案中，建立服务实体经济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是首要目标，但从长远看，改善金融软硬环境更为重要。金融硬环境主要是城市基础设施和金融集聚区建设，而软环境则包括政策环境、信用环境、人才环境等方面。
虽然晋江只是一个县级市，但在金融环境建设方面却“不差钱”。晋江实体经济发达、民间资本雄厚，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十位，其中上市公司数量独占鳌头，达到41家，总市值超过1800亿元。2012年实现财政总收入161亿元，年末各项存款余额超过千亿元。因此，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具备大刀阔斧推进金融环境建设的基础和实力。
今年7月，晋江出台了《关于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对在晋江新设的金融机构、金融配套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多个适用对象，给予一次性设立奖励及购地、购房或者租房补贴等优惠政策。
其中，在晋江新设立并运营1年后的金融机构，最高将获得1000万元奖励；金融机构自建、购买或租用办公、营业场所给予资金补助，补助金额最高200万元；同时，对已在晋江注册的金融机构的增资、升格或设立分支机构等也给予最高300万元的奖励；金融人才给予个税纳税奖励等。
与此同时，晋江在市中心开工建设了一个大型金融广场项目。该项目占地40.3亩，总投资达到5亿元，将汇集各种业态的金融机构，与周边现有的晋江各大银行分支机构，共同形成一个适应民企的金融生态圈。当地政府希望建成后，能打造成为晋江的“华尔街”。
在业内人士看来，产业基础和资本的雄厚，让晋江金改有了很足的底气。大手笔的奖励政策，高效率地催生一批金改成果的快速落地，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应。
“这里面，政策环境是最能够体现地方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是形成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各类金融机构最看重的因素，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晋江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认为，一流的软硬件环境，让晋江金融业获得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为金改的持续深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待解的难题
“晋江金改钱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人才是最重要的。”陈金龙告诉《决策》，现在很多金融机构都在紧锣密鼓地找人，银行很多人都被挖走了，“金改近一年来，我们感觉金融改革在一个小地方实施有难度，主要受到人才制约。”
很多民营金融机构发起人都是实业出身，金融业务经验缺乏，而且人才紧缺，这是金改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民间资金对参与设立金融机构积极性很高，但他们以前都是做实业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做金融业务，手上拿着钱不知道做什么，即便是找到了项目，也没办法判断好坏。”陈金龙说。
现在民营金融机构的普遍做法是到银行挖人，但在业内人士看来，银行的业务和对象与民间资管又有很大的区别，不一定能适应新的业务要求。如果人才问题不解决，很多民营金融机构就做不起来。
显然，当地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人才问题的重要性，寻找人才和培养金融人才一直是晋江市金融办重要工作之一。
今年初，晋江市启动了金融人才培养工程，与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合作，计划用一年时间分三期培训100名金融人才。第一期已有近50名金融机构和企业负责人报名参加，已开讲《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等10余门课程。
在金融人才引进方面，晋江市同样不遗余力。对外来人才给出高额的津贴和购房补贴，引才政策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全国县级市中屈指可数。
在陈金龙看来，金融发展需要人才，更重要的是，地方领导对金融的熟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金改的走向，因为金融很复杂，而且容易产生大的风险，“地方领导对这个领域如果不是很熟悉，对风险就没有把握，担心到时出问题地方政府是否承受得了，这样对金改会产生很大影响。”
除了人才短缺，晋江金改还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难题。目前，国家对于民营金融机构限制较多，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监管方面尚不成熟，风险控制问题一直为很多人所担心。
对于晋江很多由实体经济转战金融的企业来说，过去没有基础，不能用做实体经济的办法来经营金融机构。“做实体经济影响面比较小，与金融是两码事。做金融水平高低不在于获得多少利润，更多的在于风险控制能力，风险问题没有解决，挣再多的钱都没用。所以，要有持续的日常监督。”陈金龙认为，项目批了以后需要跟踪监督风险。
但民间金融机构到底由谁来监督？这个问题目前还不是很明确。根据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不是人民银行和银监局审批的便监管不到，监管如果跟不上也会为未来金融发展埋下隐患。
在晋江金改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统一信用平台建设，在专家们看来，这是基础性工作，非常重要，但做起来却非常艰难。
在金改之初，陈金龙曾受政府委托，做过此方面的课题研究。令他没想到的是，当他去相关部门调研时吃了很多“闭门羹”，“他们理都不理”。
目前，我国的信用平台主要是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但信息面比较狭窄，必须向外扩充范围，把个人和小微企业尽量纳入进来。同时，扩大信息的广度，原来只是个人财产方面的信息，要把法院、工商、税务，甚至交通违章记录等方面的信息都纳入进来。
“可以设计一个模型，把这些数据都纳入进来，计算出信用评分，这样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和个人的消费贷款都有依据了。”在陈金龙看来，由于条块分割，靠金融办无法协调人民银行、银监局和国税局等单位，目前统一的信用体系建设推进非常困难。
原标题：石狮起伏
本刊记者：付倩倩
在石狮做服装生意的陈老板今年少了一件烦心事。
以往每到销售旺季来临之前，他都要想方设法地筹集一笔用于前期购置货物的款项，而自家可以抵押的固定资产不多，临街倒是有一栋价值数百万的店面，可惜是集体性质用地，并不在银行接受的传统抵押范围之内。
一项名为“回批地”房产抵押贷款的银行金融服务创新，为他解开了多年的难题。
以民生银行为例，其推出便捷的审批手续，针对“回批地”房产，采取抵押一次，额度3年循环使用，而且可以全额抵押，最高贷款额度可以与抵押房产的评估价值划等号。银行通过盘活变现这部分资产，为实体经济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
而这只是泉州金改的大背景下，石狮金融机构为服装产业发展提供创新性金融服务的一抹缩影。
服装产业融资路
一组数据或许可以为石狮服装产业的发达程度做个注解。作为一个县级市，石狮服装的注册商标有20000多个，其中，中国驰名商标37个、中国名牌3个、中国出口名牌2个。
在石狮市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纺织服装业的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51%，并荣获首批全国纺织模范产业集群、中国服装产业示范集群称号，同时提出启动“东方米兰”计划。
服装成为石狮小城发展的关键词，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
由于自然禀赋较差，不少石狮人漂洋过海去谋生。这些外出的侨胞们记挂着家里的亲属，源源不断地把各种衣物带回家中，家里人穿不完就想到拿去卖，往往供不应求。于是，在一些中心地带有了被称为“估衣摊”的侨货市场，几块木板、两根竹子就支起了货架。
随着海关放宽对华侨探亲携带物品的限制，石狮市的侨货市场愈发兴旺。有数据显示，1979年华侨和港澳同胞携带入境的衣服布料达到71.85万公斤，石狮涌现出650户出售侨物的“估衣摊”。
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的，服装成了石狮故事里的主角。
在这一粗放式经营的初始时期，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下，石狮的估衣摊主们基本是依靠自有资产运作服装摊点，尚未有更大的融资需求。
渐渐地，石狮人开启了另一种尝试。部分居民利用自家的房子和闲置的资金，创办家庭作坊式小工厂，他们仿制洋服投放市场，进而开始接单加工。至1984年，石狮镇服装厂发展到300多家，产值1950万元，大量“国产洋货”投放石狮商品市场，经营服装摊点达1500多个，贸易额近2500万元。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石狮成为全国首个由镇级建制直接升格建立的省辖县级市，并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全省综合改革试验区，又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被开启。在更加灵活的政策支持下，石狮的服装产业开始向外拓展市场，走向全国。
野豹童装董事长蔡东升曾对媒体回忆说：“当时，政府带着我们去全国各大城市‘洗城’，我们推销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石狮服装很快有了名气，吸引了全国的眼光。”成果显而易见，至1992年，石狮市服装企业在全国28个省、市、区设立办事机构，在20多个大中城市的大商场建立了1500个销售专柜，2100多名供销人员遍布全国各地。
当石狮的服装产业发展进入到这一阶段时，自有资产已经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个体服装企业开始向外界寻求资金支持。
民间借贷成为最常见的融资途径，特别是当时的标会为填补企业发展的资金缺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当时石狮市共有标会2000多家，标会会头和会脚人数达到7002人，其中会头2376人，会脚4626人。标会债务金额63737.4万元，债权58505.6万元。
随后石狮的服装产业经历了一个调整期。期间城市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以城市信用社为例，到1999年3月末，其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8.45亿元，占石狮市各项存款余额的28%；各项贷款余额达到13.93亿元，占石狮市各项贷款余额的30%。
与此同时，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体系也逐渐成熟，与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在综合成本上升、市场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石狮的服装企业积极投身技术改造，借此转型升级。2009年，石狮市凌峰漂染织造有限公司投资1.3亿元，引进香港先进染色机数十台及相关配套设备，推动了企业的良性发展，也促进了石狮染织业的改造升级。
而伴随着服装企业注重产品创新设计、加强内部管理，进而做大做强的目标，融资方式的变化也体现出大规模、多元化的趋势。
两度破题
服务主体的发展，决定了金融体系创新和改革的方向。
实际上，石狮市的金融服务体系在服装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总是略显滞后。以石狮银行业为例，石狮建市以后一路快速发展，然而银行业对当地经济所起到的作用与其经济发展的需求是极不相称的。
一份相关的调查报告显示，1988年至2002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一般维持在0.85到1.1之间，最低的年份也不低于0.71。但从石狮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个比值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一般的年份，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之比要高出石狮相关比值40%以上。其中，在1993年至1995年和1999年至2002年两个阶段，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高出石狮1倍以上。
石狮的发展需要金融的支持，这种强烈的内在冲动，最终演化成石狮市历史上两次突破藩篱的尝试。
第一次金融创新在建市初期的80年代末出现。彼时，四大国有银行在石狮刚刚落脚，正规的金融机构还没有充分发展，1988年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量仅为1.92亿元，无法满足当时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缺口。
于是，以“标会”为代表的民间金融模式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据统计，当时石狮标会的债权金额是金融机构贷款的3倍。
然而，由于“标会”是一种民间资本互助组织，缺乏有效监管的弊端很快展露无遗。白条入会、侵吞会款等失范行为将“标会”变为破坏金融秩序的代名词。
1989年，石狮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议，决定对“标会”予以坚决清理，石狮市的首次民间金融创新实验宣告失败。
但是，以服装产业为代表的石狮民营经济正处在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旺盛的资金渴求下，1992年下半年到1994年下半年，石狮迎来了第二次金融创新尝试。城市信用社与农村合作基金会在这场试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别于国有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产权明晰，立足当地的优势获得了石狮民众的认可。这一时期，共有7家城市信用社相继成立。
而另一方面，由于石狮本地的农业发展水平远不及服装等优势产业，原本为农业、农民提供服务的资金互助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发生角色转变，开始承担金融机构任务，从事大量的存贷业务，贷款对象多为中小企业。
截至1999年4月，农村基金会的期限股金和代理股金达到了1.96亿元，存款人数达到4254户，贷款投放总额达到8650万元。
虽然，在这次金融创新中，城市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为石狮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却同样以失败告终。
1998年以后，因不良资产过多，多家城市信用社资不抵债，其恶果就是产生了信用危机，引发挤兑现象。在后来的危机处理过程中，人民银行并没有采用金融手段化解风险，而是要求当地政府兜底，金融创新却成为了地方的财政负担。
农村合作基金会也由于存款利率偏高，对借款人审查不严，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局。
一份针对石狮市银行业发展的调查报告中指出，银行高效、规范的资金运营能力缺乏和政府风险监管不利，使得石狮的两次突破藩篱的尝试都迅速走向终结。
金改新契机
2012年2月，石狮市召开民营企业“二次创业”大会，福建省省长苏树林提出，民营企业“二次创业”就是要实现科学发展的新跨越，以变应变，打造百年品牌，并强调要咬定实业不放松，按照市场需求明确产业定位，推动高端产业发展。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石狮市“东方米兰”发展战略与规划》通过评审。石狮市纺织服装商会会长田启明表示，石狮纺织服饰产业过去主要靠中低端市场、以量取胜的模式已难以为继，推动全产业链朝“定制化、个性化、高档次、小批量”方向转型升级，才能再造竞争新优势。
在新的发展节点，石狮服装产业发展依然面临着两大命题，一是技术创新，一是金融服务。
两次金融创新破题的失败，使得石狮金融服务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状况仍在延续。
近年来，石狮市金融机构的存贷比水平明显低于整个泉州地区。以2012年为例，泉州地区的贷款达到存款的70%以上，石狮市却尚不足60%。
据当地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分析，这说明石狮还有大量存款处于闲置状态，银行等机构未能充分发挥资金的作用。而其背后银行贷款结构不合理亦是重要原因，由于银根紧缩，银行贷款集中流向高产值的大型企业，大量中小企业则面临融资困境。
这一次，石狮赶上了一次难得的契机。
2012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通过《福建省泉州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继温州、珠江三角洲之后，泉州成为第三个金融改革试验区，“服务实体经济”是附着在这一金改试验区上最耀眼的标签。
紧跟这一节拍，石狮市委市政府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旨，出台《关于创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先行区的若干意见》。福建省委书记尤权、省长苏树林在石狮召开的泉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鼓励石狮先行先试，多出经验。
不久前，建设银行善融商务“石狮商品汇”专区正式启动。这是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与石狮市政府合作，为石狮企业量身打造的具有地方产业特色的服务专区。
由此，石狮成为全国首个“实体经济”、“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三位一体联合发展的县级市，这也是石狮市创新开展金融扶持实体经济综合改革的重要尝试。
具体来说，“石狮商品汇”通过建行的善融商务网络平台，整合石狮的特色产业、知名龙头企业资源，同时借助银行的客户资源平台，扩大石狮企业的经营市场，推动石狮企业实现商品的网络分销。与此同时，还能够为企业及其上下游商家提供融资服务，满足双方交易时的资金需求，将电子商务服务和金融服务有机结合。
而对于在石狮服装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民间金融，石狮金改也在积极探索“民间融资征信登记服务中心”等新模式，引导民间资本的合理流动，降低金融风险，为民间金融走到阳光下做着努力和尝试。
除此之外，石狮还在加速推进直接融资方面增加了动作。完善上市推进工作机制，调整充实上市后备企业库；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各类风险投资管理机构、优秀私募投资管理机构入驻或在石狮发起设立各类投资基金；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债券融资，适时创建纺织服装产业引导基金等等，都列入了石狮金改的方案中。
正如泉州市委书记黄少萍所说，构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互补性强的金融组织体系和多层次、差异化、灵活高效的金融服务，是泉州企业迫切需要的。而这也是当下大批石狮服装企业转型升级的最重要的助推力。
石狮曾经和正在发生的故事，可以看做产业与金融互动发展的一张缩略图。
服装产业的发展倒逼金融创新的破题，而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又为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源头活水。其间，经验与教训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如今，石狮迎来了一次被赋予先行权的地方金改契机。怎样为产业发展的藤蔓提供可供攀沿的金融支架，需谨慎，亦需突破。■
原标题：“地方金融创新空间很大”
本刊记者：贺海峰
前提是要找准方向
《决策》：这几年来，以温州、泉州等地为代表，各种地方版的金融改革方案纷纷出台，多如雨后春笋。对此，您怎样看？
赵锡军：如果大家只盯着金融改革，想通过金融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在目前阶段，不会有任何出路。因为金融业毕竟只是服务业。你再改，也要找到服务的主体以后，怎样更好地服务于这个主体。服务主体的发展，决定了金融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如果连实体经济都没有，都不去发展，光去改金融，那就没有方向，就本末倒置了。除非做金融中心，不做别的产业，那是可以的，比如伦敦、纽约，金融业是主业。那就必须要有全球最好的金融机构、金融人才、金融市场。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这么多年都还没有宣告建成。
首先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要搞金融改革？原因是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要求更高层次、有更高灵活度的金融服务，那样金融改革才算找到方向了。但是在温州、泉州这些地方，实体经济没有方向，那些原来做纽扣的、服装的、电池的，这些低端产业做不下去，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了。表面上看，是市场没有了，钱不知往哪里投资了。但你想想，你把钱抽回来了，光折腾钱有什么用？你把金融搞得更活了，当地谁能得到金融资源呢？显然还是当地以制造业为主的大户，还是现在的产业得到资源最多。
所以，一定要产业规划在前，金融服务跟上。改革方向必须这样才行，关键还是地方找到结构调整的方向，找到升级换代的目标，找到新的发展模式，然后金融改革再配套上去，就行了。
《决策》：产业规划应该怎么来做？实体经济往哪儿走？地方政府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赵锡军：隐藏在金融改革后边的是产业往哪儿走的问题。如果产业仍是低端产业的扩张，金融为这个低端产业的扩张服务，那就没有前途。光伏产业为什么会倒掉？没有任何原发技术、原创人才，充其量是帮别人代加工。地方政府如果还按以前的思路，动辄搞制造业基地，搞大的投资项目，规划一个钢铁厂、水泥厂，那有用吗？当然，钢铁、水泥卖得掉的话，几年就挣钱了，是简单。但是，如果老做那些大家都轻车熟路的事情，那还有什么难度、什么门槛，说到底还有什么前途呢？
我觉得，地方政府要以更加前瞻的角度，来设计和规划当地的主导产业，特别是主导产业的升级换代。一个地方能做好一个主导产业就很不错了。新产业需要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组织方式，与传统制造业不一样。地方政府要找准这些新要素，找到这些新组合方式。
金融是一个服务业，关键是产业要找对路子，要找准发展方向。只要这些做好了，肯定能找到为你服务的金融手段。泉州如果能办出全省、全国最好的医院，也可以啊。这比办一个钮扣厂、电池厂要复杂得多。如果一家企业办不了，那你可以让多家企业来办。地方政府搞大的钢铁产业，动辄几十亿元、上百亿元投资，都能凑起来，投资一所医院，凑不起来？
银行当然会担心产业后继的风险。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思路一定要发生变化。哪家好的医院会破产吗？我没看到美国哪家好的医院破产了。反过来，只看到钢铁厂、水泥厂破产。如果还是停留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思路上，就永远不可能找到出路。
民营资本往哪儿走
《决策》：最近不少地方、不少企业传出申请民营银行牌照的消息，各路资本竞相争办民营银行。
陈经伟：这是值得关注，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什么叫民营银行？按照字面理解，就是主要股东由民营资本组成的银行。按照这个定义，我国除了国开行、农发行、进出口银行等大银行外，其他大部分银行都应称为民营银行。这意味着，单从民营资本角度看民营银行，意义已经不大。
现在大家所说的设立民营银行问题，可操作性是要打问号的。金融业跟其他行业不一样，是一个涉及到法规的问题。要改就要从法规开始，这就要涉及什么是民营银行。如果批准民营银行，能禁止国有资本或者其他资本形式入股吗？不行啊。不是说我有钱，凭什么不让我办个银行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等提倡自由经济的国家，对银行业都采取准入规制和监管，这也就是金融学里经典“八大谜团”之一。
对于地方金融改革，不能简单地以批不批一两家银行作为成败标准。相比较而言，温州银行业机构不算少，同质性经营的银行实在是太多了，甚至达到恶性竞争的程度。真的不能再批一般同质性银行了，再批就是害它。银行业是特殊行业，讲究适度竞争，这跟其他行业不一样。银行不是越多越好，不是想开就开、想关就关，银行业经不起这种洗牌。
赵锡军：银行要办起来，第一，要找到客户。银行属于服务行业，如果找不到服务对象，企业办起来就没有客户，就没有市场。第二，有要存款人。如果没有存款人，大家不相信你，钱从哪里来？金融业竞争很厉害，用什么手段从别的银行争存款？降低标准，放松要求，那就是不公平竞争。降低标准去做银行，那银行做得好吗？所以，核心问题是，你弄出来以后，有没有客户、市场，能不能服务好这些客户、市场。我不相信你现在做实体经济，做企业活不下去，做金融机构，就能做下去。
民营银行，批不批，对中国经济没有太大的影响。批一两个，解决不了太大实际问题。批了，经营得不好怎么办？农信社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农民的钱存进去，取不出来，只有政府兜底，最后整合成了商业银行。
《决策》：一些企业热衷于办民营银行，目的似乎更多是为自己筹集资金。民营资本应当往哪儿走？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陈经伟：除了办银行，民营资本在金融领域其实有很多投资机会。但是，一些民营资本往往急功近利，觉得短期赚不到钱，就不愿意去做。比如，温州金改初期，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曾经承诺给予温州一个区域性保险机构的牌照。保险机构一般有5-7年的盈亏期，也许10年后很赚钱，结果没有一家民营企业愿意进来。其实，很多重大金融改革项目，都可以赚钱，关键是看怎么做。
实际上，现在很多想做金融的民营资本，原先都是实业起家的。做实体的去做金融，往往会涉及到专业知识上的障碍问题。毕竟是不同的两个行业。有没有想过，以前做实体，有没有能力去管理金融机构？
赵锡军：从产业经济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模式转变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民间资本同样有很好的去处。很多好的产业，大家都觉得应该由财政拿钱、国家掏钱。美国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都是私立的，都是个人、民间投资的。好莱坞是国家投资的吗？不是。这都是民营企业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去办银行？
比如文化产业，包括文学、艺术、电影、音乐、体育等。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这些产业非常庞大。这些产业不是靠低端的生产要素，不是靠现有制造业的组织方式完成的。这就需要更多的尝试和创新。这些投资并不很大，民间资本要考虑怎么拓展进入。此外，教育、医疗、健康、新能源、新材料、废弃物处理等产业，都有很大的投资潜力。
除了投资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的提升。归根结底，我们欠缺的是高素质的人才。将来我们要发展的这些行业，依赖的不是资本，而是人，是创新的组织管理模式。培养一个好的医生，跟培养一个在流水线上装配的工人，完全不一样。管理一个医院，跟管理一个大的工业企业，完全不一样。
怎样用好“尚方宝剑”
《决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金融改革方面有没有可能迈出更大步伐？会对地方金改产生什么影响？
赵锡军：金融的变革与发展，与经济的变革与发展是分不开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的变革与发展，引领着金融的变革与发展，不可能独立出来。经济的变革与发展，是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形成更加合理的经济结构、更高层次的产业结构。
当然，为了服务这些改革，金融改革也必须跟上，包括利率改革、汇率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改革是逐步推进的，利率改革2012年迈出第一步，今年迈出第二步，不可能一步到位，一下子和美国一样，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产业一下子整合到美国的程度。总之，会慢慢做，但不会停止。
金融改革也需要充分发挥各个层次的主动性、积极性。我们有那么多企业，国家不可能了解每个企业具体的变化和情况。对于产业的升级换代和模式转变，一线的企业肯定最先感受到，然后它们要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这就促发某些改革。
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有些企业可能比较积极主动，有些企业压力不大的话，不一定愿意去做出改变。那就要进行自上而下的动员。所以，要鼓励那些有能力、愿意做的部门和企业先行改革，通过各方面的协调组织，迫使那些不愿改、必须改的企业进行改革，最终形成一个全方位推进的改革合力和氛围。
《决策》：您曾多次到温州等地调研。有人认为，温州金融改革目前之所以进展不大，是因为中央赋予的政策空间没有用足。
陈经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不过，国内有些媒体对地方金改成效的评价要求太急了。实际上，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更深层次来讲，它是一个区域产业问题，很难在很短时间内有很大突破。另外，对于一个区域金融改革来说，它是一个区域金融结构调整问题，不是说设立一个民营银行，金融改革就成功了。好和不好，基本上要两三年以后才能下定论。
温州、泉州的金改总体方案都提到，“形成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分层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不是设立几个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那么简单。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每个地方的实体经济情况不一样，结构失调的情况也会不一样。因此，一定要从区域金融的角度来探讨问题。找准病根，才能对症下药。
地方不要老是埋怨上边不允许改。任何社会，都不是哪个人能改变得了的，都是慢慢演化而成。千万不要埋怨别人。光埋怨别人，不反思自己，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我在调研中发现，地方政府忙忙碌碌，能静下心来做一些事的不多。地方最缺的是专业金融人才。地方金融办的官员都是从政府里抽调的，银行的人、有实战经验的人进不了金融办。
地方金融创新的空间非常大，不是没有。中国太大，推进金融改革，首先要考虑至少不发生风险。万一改不好，会波及全身。但也不是说不能改。不一定非要是重大制度创新，还可以进行业务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等。
温州金改“12条”，有很多东西可以挖，能做的改革确实很多很多，突破性的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做。在我看来，温州金改缺少不是政策，缺少的是顶层设计和各金融细分领域里的专业人才，没有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不懂得怎么运用好政策。我们给温州提了39条很细的金改项目建议，但未必可以找到专业的人才帮它操作。比如，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全国还是一个空白，温州、泉州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再如，区域地方信用体系建设、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技术开发与服务、“四位一体”和“四个层次”的县域金融供给体系构建等等，这不是金融改革与创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