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明上海社科院日本中心研究员
中国应充分认识中日两国之间的较量将是长期和艰巨的。
当前，中日两国因钓鱼岛问题的强烈对抗，使中日关系处于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以来的最低谷，严重违背了中日关系的定位及宗旨。如何依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处理中日关系，包括丰富和发展两国之间的持续友好合作关系、实现全面战略互惠关系、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两国急需考虑的重大问题。
不可否认，中日关系自日本政府于2012年9月11日采取“国有化”钓鱼岛三岛政策，中国采取强力的反制措施以来不断恶化，已呈现由两国公务船只巡航执法对抗向军事防卫部门介入的趋势，尤其是日本自卫队的舰机危险进入中国在西太平洋公海海域的指定演习海区的擅自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和危险性。
一般认为，各国具有在公海举行军事演习的权利，并视其为传统公海自由的组成部分，相关国家应注意避让，包括不进入相关的演习海域作业和活动。当然，在行使此项权利时，行使国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为此，在其他国家船只和飞机进入军事演习区时，应发出提醒、要求避让的信息，并使这些信息和指令让对方听到和看到，在这些信息和指令发出，他方的舰机如仍不愿离开指定的军事演习区后，则可发信号弹，并采取驱赶、打击等手段。
尽管日本对于在本国“周边海域”的他国军事演习具有关注的权利，但在中国依程序指定的军事演习区内不听劝阻地强行滞留舰机的行为，显然是不符合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惯例的，因为，这种行为具有危险性，严重影响和平与安全，也明显地干扰和阻碍了中国军事演习项目的正常进行，所以应予改正，且此种行为或活动不允许继续发生。
此外，中国国防部基于东海安全尤其是飞越安全的考虑，并为维护钓鱼岛主权及周边海域的正当权益，于2013年11月23日划设了东海防空识别区，也发布了东海防空识别区航空器识别规则，但由于中日的防空识别区大范围地重叠，因而引发了日本的“抗议”。应该说，进一步加强沟通，使日本尊重中国的关切和做法，就十分必要。
目前，东亚区域呈现军备竞赛趋势。美国在力量有所削弱、无法独自“管控”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发挥盟国尤其是日本在防卫力量上的作用，以维持亚太主导。日本认为，应加快防卫力量的发展，以争取保卫本国的利益，实现正常国家之目标。但日本防卫力量的发展受到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所以在国内无法尽快推进防卫力量发展、修改宪法的背景下，制造和利用外部因素的威胁就成为重要的选项。日本自卫队舰机在中国的军事演习区内的强行闯入行为，就是一种带有挑衅性的危险行为，试图造成冲突的事故，引发国内民族情绪，增加提升防卫力量的借口，以发展和壮大军事力量应对中国的“挑战”。此外，日本的舰机擅自闯入中国的军事演习区也有收集中国海军实力情报、探测中国应对底线的因素。
中日应如何稳定两国关系，避免出现军事冲突和事故甚至发生战争。
第一，应充分认识钓鱼岛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钓鱼岛问题十分复杂和敏感，两国政府均没有退让的余地，所以在近期解决钓鱼岛问题依然存在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应低调冷静地处理钓鱼岛问题，日本尤应放弃炒作和放大钓鱼岛问题实现强军目标的政策思维，尽力使其不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所谓中日关系的大局，是指两国应进一步深化以经济为基础的相互依存关系，实现睦邻友好长期发展目标。所以，中日两国超越钓鱼岛问题，丰富和发展其他领域的合作特别重要。
第二，应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依托海洋的必然性及合理诉求。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使中国具备了进出海洋、经略海洋的经济基础和科技条件，同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依赖海洋及其资源的需求十分必要，也十分合理，中国在海洋上的活动包括实施军事演习等势必加强，所以，日本应充分理解中国进出海洋活动的必然性，保持正常的心态。为此，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就显得特别重要。
第三，构筑中日海洋危机管理机制。近来，中日两国在海上的冲突已由执法冲突发展为军事冲突的趋势，为避免发生军事事故和执法船只冲撞事故，两国应尽快构筑中日海洋危机管理机制，包括执法层面（中国海警局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和军事层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对话协商机制。特别应在中日海洋危机管理机制中规范两国重大海洋活动的通告制度，加强沟通和交流，避免误读和误解，造成不必要的事故和错误的解读。
第四，重新启动中日海洋问题磋商谈判进程。中日两国外交部门曾于2008年6月18日公布了《中日关于东海问题的原则共识》的文件，但由于钓鱼岛周边海域的船只冲撞及船长抓扣事件（2010年9月7日），致使两国间的协商谈判停滞。为合理处理中日海洋问题争议包括钓鱼岛问题，重新启动中日海洋问题谈判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以履行文件义务。因为，《中日关于东海问题的原则共识》规定，双方同意，为尽早实现在东海其他海域的共同开发继续磋商。当然，即使启动中日海洋问题谈判进程，双方依然会有重大的对立和原则分歧，达成共识依然十分艰巨和困难，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但中日两国重新启动谈判无疑是一个延缓包括钓鱼岛问题争议、其他冲突的重要手段，也是增进互信的重要方面。
第五，应充分认识中日两国之间的较量将是长期和艰巨的。自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以后，日本存在无谓的失落感和悲观情绪，这种状况在近期内无法消弭，为此，中国必须在战略上高度重视对日本的政策，包括准确地定位中日关系，分析日本在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切实加强对日本的研究和应对，极力避免日本诱发中国动武的事态，积极主动地利用媒体资源宣传政策，包括合理适度地引导媒体的报道，也特别重要。
中国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为能使他国进一步地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包括和平利用海洋及其资源的活动和行为，应创造条件构筑中日外长和防长协商机制（2+2会议），以全面沟通外交和国防政策，寻求适度的理解和支持，为持续丰富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提供保障。此外，中日间能否发生军事冲突，能否避免诱发事故，美国的态度及其对日本的管控特别关键，所以，中国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及协调也非常重要。
（本文系作者11月23日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23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冷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体系的变容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上的发言，有删节，经作者审订。）
（原标题：改善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及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