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门”后，加藤嘉一谈“沉寂”这一年
面对壹读记者的提问，滔滔不绝的加藤嘉一，忽然陷入长久停顿。
这个离开中国人视线一年之久的前著名日本青年“学生”或者媒体眼中的青年“学者”，如今的哈佛访问学者，在学历造假门之后，再次出现在中国公众面前。
不过这次，在某些时刻他看起来不像之前那么滔滔不绝，比如没能立即说出赴美访学后的打算。“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好像都有可能。”
此前，他早已公开表示自己有意参政这符合他此前一直打造的形象。但在10月20日的午后，重返阔别一年的北京，接受这一年来唯一一次媒体独家专访时，加藤嘉一想了想说：“内心的愿望，我最想做一名中学老师。教语言，教体育，这是我的长项。我会做得很好。”
很快他又否定了自己，“谁让我有那些幼稚的想法，总觉得自己还能干些其他所谓更重要的事情？当中学教师，就算是我心中的桃花源吧。”
无论如何，在中国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又黯然退场后，重返中国的他，中文还是那么好比如用到桃花源这样的典故说法。
加藤是10月14日返回北京的，前后只待一个星期一个在北大举办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邀请他回母校做嘉宾、主持。去年的“学历门”事件中，北大官方对加藤的态度一直很温和。他的研究生导师朱锋说：“他给我的印象除了聪明能干就是爱说大话”，“他的毛病我很清楚，他好的地方我也很清楚”。
这场活动结束之后，加藤一位见过几面的师弟罗勉请他吃饭。席间罗勉谈到自己参与组织了一个周末文化沙龙，加藤很感兴趣，罗勉就提议，不如来办一场。
罗勉注意到加藤沉默了几秒。开口说话时，直接报了一个演讲话题。
于是，更多的人在这个谈论“美国战略家眼中的中国崛起”的临时学术沙龙，见到了久违的加藤嘉一。离开北京之前，在单向街店长小武眼中，加藤是一个很有毅力，善于推销自己，会主动打来电话联系做讲座的青年学者；
在媒体圈里，加藤在接受采访时喜欢不时抖出一些金光闪闪名字的习惯，也是出了名的。同时，他也赢得了撰稿很“执着”的名声：有一次他写了文章想发表，就跟编辑苦苦哀求，请编辑看稿；
在学校，他是在一堆休闲打扮的人群中，穿着西装走过去上课的正装男生；是身着显眼运动装跑步的长腿长跑运动员。
有朋友说，一年过后再看加藤，他变了，“虽然语速还是那么快，讲观点总是一二三，但姿态柔软了许多。”也有人说他没变。还是那个晚上早睡，早上4点半起床开始工作的“日本产”连轴转机器。
接受壹读独家采访当天下午，和记者聊完之后，他需要先去参加一个商业活动，然后在晚上有两个会谈，深夜再和媒体编辑、出版社商谈改稿和出版细节。这个晚上他整宿不睡继续工作，以便第二天坐飞机倒时差。身体不好，他请来中医，在治疗的两个小时里，加藤也是一边治疗一边对着电脑。
加藤自认自己在这一年里，有了重新审视自己的心态，也感受到了即便只是远观中国，也躲不掉因中日关系阴晴而圆缺的个人遭遇。
这一年，他面对了自己的虚荣、不自信、可笑，以及没有一天感到过快乐。
在美国，“日本人”身份不管用了
用加藤的一句话来形容这一年，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日本人到美国研究中国问题”。
在他的描述中，加藤在美国的寓所，位于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间的街区，是一个30平米的一居室，没什么阳光。除了会客沙发，一张不太舒服的单人床，书桌，餐桌，小书架，别无他物。
他没有衣柜，几个盒子里装着不到20件的衣物，便是全部行头。在北京时，他就是如此。
离开北京前，加藤在给FT专栏读者的公开信中写道，希望自己对中国做到“保持有距离的关怀”。距离显然可以更客观，更少纷扰，不过也带来了孤独感，这有时候或许也是聚光灯消失后的落寞在中国，他的身份是一个研究中国的“著名日本人”。而刚到美国时，他是一个不知怎么乘地铁、不知怎么与人接触、不知怎么给小费的“外国人”加藤半开玩笑说，在美国没人拿他的“日本人”身份说事，有点没劲儿。
他也深深了解旅居中国的“日本人”身份，给他带来的大把便利“其实在中国，有很多人给我帮助。也有机构把我的出现和言论，作为一种信号和重要的表达途径。”
当然，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甚至在日本，他始终都是一个没有单位和机构可以保护的身份。这更加重了他内心的孤独感。
在哈佛，加藤也没有什么朋友。他说，在哈佛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他们的交往也充满了实用主义精神，这让人不习惯。他一个星期最多与一位学者坐下来深谈，“他们也忙”。
所以加藤在哈佛每天的生活常态就是：晨起先写作三四小时，接着跑步，阅读，吃午饭自己下厨。下午去学院和同事见面，探讨工作进展。晚上回家，当然还是自己做饭。
相同的时间里，去年这个时候，加藤正忙着在北京写专栏、攒论坛、上电视。
“我抱着高度的惭愧”
从2012年的8月到2014年的7月，加藤嘉一在哈佛的访学分为两个阶段：头一年，在肯尼迪学院的Ash Centre从事中美战略研究；第二年在Asia Centre进行对中国民主化问题的研究。
研究中美战略的这一年，加藤处处感受到中国的价值：在美国刚学了一年中文的白人本科女生，汉语水准不比学习了十年中文的加藤逊色。他每天去肯尼迪学院翻美国大报，版面上和中国有关的新闻尽管不及中东阿拉伯的多，但显然比日本的内容分量重。
更为直接的是，和中国有关的研究项目容易拉到赞助。加藤说，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同时，他也注意到，美国不少人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从悲观转向谨慎乐观。过去质疑中国的美国知识分子，似乎逐渐开始理解中国的逻辑。加藤认为，在这背后，中国政府在美国的游说与公关，以及大规模、多层面的民间对话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此看来，中国还是一个有战略的国家。”基于这两点，这个日本青年学者感慨道：“作为日本人，我抱着高度的惭愧。”论调还是一样的熟悉，对中日而言，都不过分。
加藤“空窗”的2012年，既是美国的换届年，也是中国政治味道相当浓厚的一年。在去年年底的一篇文章里，加藤嘉一写道：“(关于中国)我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不折腾的社会不会进步。”
当然，此“不折腾”非彼“不折腾”。这一年，中日关系也处于各种“折腾”中。
回日本出差时，加藤时刻体会到自己与中国的联系：“起床后到便利店买咖啡，服务员是中国留学生；上午到一家企业做报告，话题是中国市场的机遇与风险；下午在议会会馆，与日本政界人士讨论的是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学界与媒体的知识分子聊的是，中国经济下滑会不会硬着陆，会不会像日本一样泡沫崩溃；傍晚接受日本大学生集体访问，他们关心‘日中关系如此恶化，中国学生的对日交流会不会受到政治限制？’；晚上跟几个投资界的前辈吃饭，探讨了日中企业互相并购的可能。”
我们无法判断加藤对自己描述的生活状态的真伪，不过可以看出来，至少在他的描述中，在日本，他还很受欢迎。
而对他本人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他的两本简体中文书籍因“形势严峻”而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加藤曾试图向中国官方询问原因，一位官员说：“你问问野田佳彦(前日本首相，因为钓鱼岛事件中对华强硬而著名)，他知道理由。”
“爱虚荣，吹牛吧。现在想起来很可笑”
而这次，重返北京，“坐上出租上高速，就感觉到了那股劲儿。这里和波士顿完全是两个世界。”
他说：“北京还是北京”，他迷恋这种特殊的节奏感，“很欣慰，我愿意。”在加藤嘉一看来，过去的一年他既沉浸在哈佛的治学研究中，又觉得这种相对闲散的状态过于“无聊”。他对充满生机和喧嚣、涌动着无穷机会和资源的北京心心念之，又感慨自己在中国的日子，往往被工作安排和求胜心驱动，太少评估过言行的效果和后果。
许多回想，会带来心态上的翻转。
比如，他坦白自己以前喜欢主动表示认识谁谁，“是一种很不自信，希望通过这个给自己底气。爱虚荣，吹牛吧。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心态不正。”
在与朋友的私下聊天中，加藤也会说明一下“学历门”。他也将其归为虚荣心在作祟刚到北京时，跟朋友闲谈，吹牛，跟别人说被东京大学录取了。他会给朋友解释，当时他也有考虑申请东京大学，而且觉得自己有信心被录取。
回想过去，加藤给自己的成就感(充实和满足)打3分，后悔感打7分。“那时的我就忙着上电视，不知道自己的角色首先是个学生。”在北大时没有多和老师、同学聊聊天，梳理思路，他深以为憾。壹读记者问他，“是否享受现在在美国的状态？”
他回答：“我不能说我不享受。”
“那从前在北京忙到疯狂的状态呢？”
“那个我肯定享受。”
【对话】“我是‘学历门’唯一受益者”
Q：有说法指“你的美国之行将是给自己买的一个政治保险。终点还会是日本。”是这样吗？A：我想，美国之行是早晚要落实的。我不否认美国之行对我的将来来说是必要的，但说不上政治保险。终点是否在日本，我认为是，但什么时候，以什么身份，怎么做，还在探索中。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是什么，河在哪里，我很清楚。
Q：但在美国，你的日本人身份显然淡化了。A：对，在中国，“日本”两个字总是受关注。托日本的福，我总说“先有国家，才有国民”。不过在美国，我再也感觉不到自己是个日本人。没人拿这个说事儿，有点没劲。
Q：能否谈谈在哈佛，和美国学者们的交往？A：美国人还是美国人，包括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的交往范式充满实用主义与战略考虑，我不习惯，也不适应。
我更喜欢游走，不管在波士顿还是其他地方，与偶遇的普通美国人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这个收获更大。
所以，一个星期最多与一个学者坐下来深聊。他们也忙。
有一些学者能够很好地运用中文，也很了解中国，随着中国的崛起(不管是什么样的崛起)，他们的工作与话语权也似乎日益增加。
大多数学者不否认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尽量探究如何与之打交道。不过，他们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好，发展前景也好，也没那么乐观，还是认为中国需要“民主化”，否则行不通。我从他们身上也感觉到制度与民族的双重优越感。
Q：你说对于中国，时间越长，越发“看不透”。这里的社会形态和价值观，对你的个性、人生观究竟发生了哪些影响？A：所谓的价值观，倒没有。不过，我来到中国之后学到了许多谋生的哲理(对国家来说就是统治的逻辑吧)，比如，顺其自然；实事求是；有些事情想也没用，只好等待；欲速则不达等。
Q：你曾经写过，在北京的那些年，“很疯狂，膨胀，失控。”这个“膨胀”，是一种飘飘然？A：我指的是，我从来没有评估过自己的一举一动意味着什么。都是媒体帮我评估。嗯……还有你问到的别人说我搞公关关系，我承认我有自己的人脉。不靠一点资源是不可能的。但我以前喜欢主动表达我认识谁谁，是一种很不自信，希望通过这个给自己底气。爱虚荣，吹牛吧。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心态不正。
Q：《甄嬛传》里你最欣赏的是端妃，为什么？A：(笑)我是从自己选老婆的角度考虑的，我喜欢熟女。端妃不出众，但内心很有智慧和力量，懂得退让，从不抱怨，总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做出关键的举动。可以说她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
Q：不少中国人(包括日本人)都对你的东大学历造假和不够彻底的道歉颇为介怀。他们认为你的诚信出了问题。对于这次人生中的“滑铁卢”，你今天怎么看？A：这件事的发生是好事，我感谢那些坚持不懈地批评我的朋友们。那是我人生的必修课，不上必修课是毕不了业的。它能够让我成长，我是这次事件中最大，也是唯一的受益者。我很幸运，令人欣慰。只要勇敢面对，挫折总归变成过程。
Q：你不愿意肯定地说“享受现在在哈佛的状态”。你怕什么呢？A：是的，我怕。我怕我的节奏、力度会因此变弱。美国的这种“安逸”状态会给我一种不安全感……我的压力从来都只来自于我自己。所谓“忙”字，不就是“心亡”吗？其实，如果把时间表拉长来看的话，此刻我的这种(相对不忙到极致)的状态是有意义的。只是，或许过去在北京的10年，我过得太充实了。
Q：那，你过得快乐吗？A：(沉默)老实说，我从来没有一天感到过快乐。像咱们今天这样聊天的小快乐，我能感觉得到。事业上的成就感，我也有。但那些有什么意义呢？
真正踏实、厚重的快乐，对于我，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