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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报记者采访十数人 独家讲述崔琦和他母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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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今报首席记者赵嫒(左)采访崔琦先生

获得诺贝尔奖后,崔琦曾接受过著名主持人杨澜的专访。“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面对杨澜的提问,崔琦流泪了,他给出了一个让世界动容的回答:“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死。”

□东方今报记者 王秋欣

首席记者 赵媛/文 记者 沈翔/图

崔琦先生虽然在美国功成名就,但他心里永远抹不去未曾尽孝于双亲的遗憾。他说他宁愿在河南当一辈子农民,也不想与父母天各一方,永不能相聚。他的母亲,是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人。如果没有母亲执意送他到香港求学,他不可能完成学业,更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东方今报记者靳晖珍藏的照片背后,有着怎样动人的母子情深故事?东方今报独家了解了崔琦母亲王双贤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母亲系出名门,家族从开封迁到宝丰

1998年,崔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曾含泪回忆起难忘的童年时光和母亲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小时候在乡下耕田、割草、放牛,能从中学毕业已算幸运,但是母亲有远见,自己不识字,却坚持要我上学。”

“舅舅资助他上学,母亲和舅舅是对崔琦姐弟影响最大的人。”当年靳晖采访崔琦的表姐王筱兰时,她这样说。

崔琦的母亲王双贤是河南省宝丰县肖旗乡人。当时,王家拥有数百亩良田,旧居从大门楼到后院,有数亩地之广。王双贤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她凡事不喜与人争,独爱一个人静静地做事。

当年,王筱兰还向靳晖透露:“王家是北宋以来世居开封的犹太人后裔,后来因为黄河水患,才来到了宝丰。”

本来,王双贤有的是读书习文的机会,然而,她的父亲却固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不让她跟着3个哥哥进私塾。王筱兰说,王双贤不识多少字,但这并不影响她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广远见识和博大胸怀。

虽不识字,母亲却坚持送崔琦香港求学

在王筱兰看来,在与哥哥们的相处中,王双贤深知教育对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意义。

崔琦的舅舅王治军1906年赴日留学,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舅舅王治安曾任宝丰县教育会会长;舅舅王治寰曾任郏县中学校长,还当过河南省教育厅督学。

王筱兰回忆说,她曾听过老家的一个传说,当年宝丰闹匪患,经常抢婚,很多大户人家为了女眷免受骚扰,就会匆忙找个老实本分的农民,把女儿嫁给他。

崔琦的父亲崔长生是个地道的农民,以种地养家。王双贤在有了4个孩子之后,不管生活多艰难,都坚决要求他们跟着三舅读书。

崔琦的3个姐姐崔颖、崔珂、崔璐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先后大学毕业的。

“这在当时是轰动方圆数百里的特大新闻。”王筱兰说,崔琦也正是在母亲的要求下,才离开家乡到香港求学的。

母亲要求极严,为了“偷瓜”罚崔琦下跪

“崔家的家规严,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王筱兰说。

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听说崔琦和村上几个孩子偷她地里的瓜,便在王双贤跟前告了一状。崔琦放学回家,母亲叫住他:“驴娃儿(崔琦的乳名),你偷人家的东西啦?”

崔琦没搭腔。母亲说:“去吧,门楼底下墙角里跪着!”

崔琦便放下书包,自己拿锨弄了些炉渣放在门楼底下,跪在那儿一声不吭。过了好长时间,王双贤才叹口气喊他站起来。

崔琦低着头来到母亲跟前,母亲问他以后还偷不偷人家的东西了,崔琦说:“娘,俺以后不和他们一路上学了。”

事后,王双贤才知道崔琦根本没偷瓜,只是在路上和偷瓜的孩子们碰到一起罢了。母亲问崔琦为什么不说明情况。崔琦说:当时娘正在气头上,说了也没有用,再说我毕竟跟他们在一起,即使没偷也说不清楚,就想干脆认了算了。况且娘这样要求我也不是坏事,偷人家的东西到哪儿说都丑,我不想让娘为我担心。

靳晖采访时,当地很多老人回忆起崔琦的母亲,仍会说:“驴娃儿他娘真是好人呀!别看说话慢声细语的,可教孩子真有一套。”

去香港读书,太想母亲两次写信要回家

1949年前后,崔琦的几个姐姐先后移民香港。正是1949年,崔琦高小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三舅又全家移民澳门,所以,崔琦只好辍学在家。

两年过去了,当地依然没有成立中学,这可急坏了崔琦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1951年,王双贤决定让崔琦投靠香港的两个姐姐以完成学业。

当年,崔琦的外甥王达人(崔颖儿子)曾撰文回忆,临行的前几天,崔母一针一线地为崔琦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诀。

这年秋天,崔琦进入香港培正中学读书,因为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原因,崔琦强烈思念在家乡的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

母亲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崔琦刻苦攻读,靠全额奖学金完成中学学业,并于1958年到美国留学。

这时,他的父亲崔长生已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作为唯一的儿子,崔琦本应回国为父尽孝,但母亲却对他隐瞒了这件事,直到1959年夏天父亲因病去世,母亲都没对他透露一点消息。

母子一别再没相见,母亲茅草庵中辞世

随后的9年间,母亲不管自己受多大的罪,甚至在81岁高龄时住茅草庵,都没有影响儿子的学业。

王筱兰说,崔长生去世后,崔母无人可依,只得拖着老弱之躯,千里迢迢去北京和他们一家一起生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崔母又拖着残躯回到家乡,自己的两间草房也塌了,只好住在生产队的一间庵里。“庵就是搭起来的窝棚,四面透风,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回忆至此,王筱兰伤心不已。

一年后,崔颖为了照顾母亲,辞去工作,陪着她在宝丰度过了最后的艰难岁月。

1967年,崔琦在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一年后,母亲王双贤寂寞地离世,当时只有大女儿崔颖一人守在她身边。

合葬完父母,崔颖返回北京,因积劳成疾,过分悲伤,不久也去世了。

镜头

他一遍遍摩挲着母亲的照片

昨天上午,当崔琦看到母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时,他久久站立,捧着母亲的照片用手一遍遍摩挲。他仔细端详着照片,似乎要把母亲的笑容铭刻进脑海中。当记者靳晖告诉崔琦,照片背后是他大姐崔颖留下的字迹。崔琦轻轻地说了声“姐姐”,半天无话。

记者连续问了几个问题,崔琦一直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摇了摇手,然后细心地把照片收藏到了上衣口袋里。一键分享到【网络编辑:郑国锋】【打印】【顶部】【关闭】

(原标题:今报记者采访十数人 独家讲述崔琦和他母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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