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梨园新村的“住房革命”
■本刊记者 贺海峰
8月15日，正值盛夏时节。梨园新村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各家各户都在忙着建小院、盖偏房、装修、乔迁。
这里隶属于安徽省泗县草庙镇草庙村，紧邻303省道，东行10里即进入江苏省泗洪县境内。2010年下半年，经过统一规划，镇里决定在贺梨园自然庄基础上，兴建梨园新村小区。如今，一期131套徽派风格的居民楼已全部竣工并交付使用。
此前，这些村民住在数百米之遥的贺梨园庄，甚至两公里之外的王岗庄、小李庄。那里不仅地理位置偏僻，而且住房布局凌乱，多数建筑仍是20多年前盖的老瓦房，村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生产生活多有不便。
“能住上这么漂亮的楼房，真是做梦都没想到！”一位74岁的老大爷激动地比划着双手。而由此激起的层层涟漪，仍在持续扩散之中。
村民“上楼”
这场“住房革命”酝酿已久。当地政府的初衷是，建设若干个中心村，引导周边及偏远分散的自然村住宅整合、集中到一起，使之成为环境优美、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为完善的农村新型社区。
2010年秋收前夕，草庙村干部向贺梨园庄所有村民打了招呼：“镇里准备在村子南边那块地上建集中居住小区。建成之后，每家每户都要把旧瓦房拆掉，全部搬进小区住小洋楼。”
村干部透露说，小区居民楼分上下两层，每套建筑总面积为170平方米，带一个8米长的小院，总价11.6万元。
而宅基地拆迁补偿标准，则是红砖瓦房320元/平方米，大砖瓦房120元/平方米。“拆迁之后，每户都能补偿三四万元。”村干部给村民吃下了定心丸。两个月内，所有的农户都签下了拆迁意向书。
很快，镇里便安排一家开发商，在村口省道旁边打起地基。同时，还在工地上树起了一块近三米高的公示牌，把小区的规划图、效果图、住宅方案全部挂了出来，使之做到家喻户晓。
此举在村民中引发广泛讨论。楼房户型如何？漂亮不漂亮？实用不实用？院子能否养猪、养鸡？手扶拖拉机能否开进去？水、电、路等公共设施能否配套到位？……这些话题，时刻牵动着村民的神经。
2011年春节期间，村干部开始向村民预售新房。131套小楼，三五天内就被订购一空。
贺梨园庄共有农户80来家，其中90%以上都在小区订购了楼房。另有2户经济条件较好，前些年已在镇上安了家。还有几户，则认为“楼房太贵、家里没钱”，无奈之下，只好放弃了。这些村民将落脚何处？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而业主最关心的问题是，何时才能拿到新房？村干部答复说：“快了，快了，再等个一年吧。”
从那以后，村民有事没事就到工地上去转悠转悠，看看工程进展如何，监督建材质量是否合格。一旦发现自家楼房工程质量出现瑕疵，村民总是责令施工人员及时返工，为此难免发生争执，有时甚至拳脚相向。村民认为：“这可是要住上好几十年的呀，哪能疏忽大意、掉以轻心？”
进入2012年，小区建设进度开始放缓，尤其是主干道西侧30多套楼房，更是时常停工。开发商解释说，因为资金供应不上，周转困难；村干部则催促业主尽快交清余款；村民反复抱怨，财务不公开、不透明。如此又拖了约一年之久，工程才算基本竣工。
2013年4月，镇村干部开始主动登门，动员村民尽快拆除旧房、搬进小区，以便把腾出来的宅基地复垦种植庄稼。
然而，部分村民“上楼”之后发现，小区尚未通水，连烧饭、洗澡等都成了大问题。此外，因为没有专人负责清理，小区生活垃圾成堆，乱扔乱放现象愈演愈烈；临时公厕更是苍蝇乱飞、臭气熏天，令人望而生畏，一些村民宁愿绕好几百米路，返回旧宅子上厕所。
“这几个问题不解决掉，老宅子恐怕也拆不掉。”多位村民表示。
钱从何来？
尽管如此，当地村民对楼房的需求仍然极其迫切。最近，镇里决定启动梨园新村二期工程，共拟开发50套楼房，价格也上涨到16万元/套，但仍被十里八乡的村民抢购一空。多数购房者说，主要考虑到幼儿园、小学、中学近在咫尺，孩子念书极其便利。
楼房价格持续走高，农户能不能负担得起？会不会导致村民“上楼致贫”，沦为农村“房奴”一族？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从贺梨园庄情况看，半数以上农户都因此而负债，只是程度深浅不同罢了。
村民贺小维算了一笔账：每套楼房总价11.6万元，除去3.6万元拆迁补偿款，实际支出8万元；建小院、盖偏房，支出3万元；装修顶棚、墙面、地面，安装铁大门、防盗窗，购买空调等电器、床柜等家具，支出4万元。合计下来，一个农户“上楼”的成本，至少为15万元。
此外，贺小维全家总计六口人，包括两个小孩。平均下来，家庭日常消费、人情往来、小孩吃穿零花诸项支出，每年约为6万元。稍有懈怠，极可能入不敷出，更别奢望“上楼”了。
那么，村民的收入又从何而来？
首先是传统农业。贺小维家共有10亩承包地，种植作物主要为小麦和玉米，正常年景亩产可分别达800斤、900斤。按照2012年行情，小麦、玉米可分别卖到1.07元/斤、1.02元/斤，二者全年毛收入为17740元。如果再除去种子、磷肥、化肥、农药、机械翻耕等各项成本5000元，贺小维家农业年收入仅12 740元，利润十分微薄。
“今年大旱，种玉米还要折本。你看，地里玉米早已干枯卷叶，大部分都没结棒子。”他失望地说道。另外几位村民恼怒之下，干脆把玉米杆全砍掉了：“反正收不成了，不如把田平整一下，到时早点儿种小麦。”
在发展现代农业上，贺梨园庄并无太大亮点。有一两户村民种植大棚蘑菇，也未形成气候。工业经济更是无从谈起。更多的村民转而通过务工的方式增加收入。这又分为两类，一是外出打工，约占80%；一是就地打工，约占20%。
外出打工的村民中，一般只有女孩子才愿意进厂。工厂里月工资最多三四千元，而且纪律严格，不够自由。男性劳动力更倾向于做建筑工人，他们辗转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地，月工资正常可达近万元，足以补贴家用、购买楼房。
而留在家里的村民，除了种田之外，女性一般选择到超市、服装厂上班，男性则大多数具备一技之长，职业多为建筑工、修理工、驾驶员等。一个家庭如有1-2人务工，每年可以增收三五万元。
以贺小维为例，尽管今年只有28岁，但已干了近10年水电工，之前还曾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打过工。由于技术过硬、为人实在，主动找上门的客户源源不断。现在，他带着两个年轻人，在附近几个村镇揽下不少水电活。
据他描述，只要客户需要，不管风霜雪雨，还是烈日炎炎，都必须起早贪黑确保工程进度与质量。最近的三伏天，他仍坚持拼命干活，汗水甚至顺着裤角不停地往下滴，腿上都长起了痱子，每天至少喝掉十几瓶矿泉水。
我建议道：“天太热了，不如在家歇上几天再干。”他却笑着反问：“不干，一家好几口人吃什么呀？!”
跟贺小维一样，“上楼”之后的村民，普遍感觉到“压力山大”。眼下，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尽可能地多挣点钱，为此甚至不惜透支健康，高温作业、疲劳作业、带伤作业等情形早已是屡见不鲜。
新参照系
目前，梨园新村利用上级拨付的40多万元资金，沿主干道修建了一条长100多米、宽4米的水泥路，安装了4盏太阳能路灯。每到傍晚，村民就聚集在这里，打打扑克，拉拉家常，交流对村里大小事务的看法；孩子们也围拢过来，嬉戏、追逐、打闹。
毫无疑问，引导村民集中居住，目的不仅仅是土地增减挂钩、村民搬进楼房，更重要的则是完善配套设施，改善公共服务，使城市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让村民享受到城里人的生活。
不过，在这两个方面，梨园新村仍然进展缓慢。例如，规划30米宽的主干道，仅修了4米宽；公共厕所项目，垃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均未落实到位。所有这些，都给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
“主要原因在于建设资金匮乏。例如，只有在宅基地置换之后，相关补偿款项才能到位，镇里和村里一直在等待这笔资金。另外，各支农部门为新农村建设制定的规划，未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从而导致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知情人士分析认为。
在多位村民指引下，《决策》记者来到20里外的江苏省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考察一番。
垫湖村虽然号称“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但直到2007年仍穷得叮当响，是江苏省1011个经济薄弱村之一。当时，村里刚启动集中居住区建设。如今，全村1440个农户全部搬进新房，小区各类公共设施、各项服务功能一应俱全，村民生活质量大为改善。2010年，垫湖村成为泗洪县唯一的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2012年，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专程到这里驻点调研5天，以此探求加快苏北全面小康建设的路径和举措。
梨园新村与垫湖村相比，无论是自身的基础条件，还是上级政府帮扶力度，都不在一个层级上。比如，泗洪县委书记徐德承诺，2014年，垫湖村将在苏北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作为先发地区，垫湖村的经验，却足以给梨园新村提供若干借鉴。
首先，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是充分调动村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关键。否则，村民就会感觉一切都是政府强加于我，难免产生抵触情绪。在集中居住区建设方面，垫湖村“两委”提供房屋建设要求和施工图纸，鼓励村民自拆自建，节约了大量的开支。
“还是自己盖楼放心。既减少了中间环节，质量也能得到保证。”当地村民任再超介绍说，“我这套楼房面积总计200平方米，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建成了，花了不到11万元。”
在推动土地流转方面，垫湖村同样可圈可点。
截至2012年，全村1.1万亩耕地，已流转5000亩，建成了2000栋钢架大棚、500栋日光温室，主要种植各类反季节蔬菜和精品花卉。任再超家共有10多亩土地，每年可获得上万元租金。平时，家人在村子里打打零工，每人每天也可获得好几十元收入。
不过，在垫湖村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流转出去的土地，已是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据说，原因是一些承包商经营不善，抛荒反倒亏损少些。看来，土地流转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后患无穷。
此外，垫湖村的工业项目也取得新突破。2009年，村里启动了农民创业园。目前，共有垫湖春稻米加工厂等5家企业落户，同时兴办了剃须刀加工等“三来一加”项目，每年可增加几十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
“原先村里共有1200多人外出打工，最近两年，已有700多人陆续回乡就业创业。”上塘镇党委书记蔡敦安说。
由此可见，以土地、人口、工业项目“三个集中”为统揽，让少部分村民留下来搞现代农业，让更多的村民从事非农产业，致富家庭、繁荣农村，同样也应当成为梨园新村的努力方向。
8月20日，宿州市委书记张曙光在泗县调研，明确要求“泗县赶泗洪，宿州学宿迁，泗县突破，全市跟进，全力打造宿州效能建设升级版，实现效能建设新突破”。
那么，作为宿州东向发展的桥头堡，草庙镇能否一马当先，在新农村建设方面迈出更快步伐、实现更大突破呢？
原标题：漂在城市的“农二代”
■实习记者 钱 阳
“干我们这行，不需要有那么清楚的目标，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明天还在不在这个城市。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是我们的家。”谈起两年多在北京、合肥、常州等城市漂泊的感受，90后农民工程涛说。
2年前，21岁的程涛大专毕业，到北京一家超市做收银员；5年前，18岁的韩旭高中毕业，留在老家的工地上学做施工员；8年前，16岁的张飞飞初中毕业，南下苏州学起油漆手艺。
在各自漂泊几年之后，这三个本无交集的农村小伙子，在江苏常州相聚，开始了新的漂泊之旅。
“农二代”的城市梦
1990年出生的程涛，是个典型的“农二代”。唯一不同的是，他学历较高，用他的话说，“在建筑工地上，我也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和安徽老乡韩旭、张飞飞住在同一宿舍。韩旭，工地上的施工员，张飞飞，工地上的拉货司机兼老板的专车司机。
他们的宿舍是四人间，有空调，有电视机，他们的食堂每天菜式各样。闲暇时间，他们偶尔一起打麻将，或者一起逛街、买东西、看电影、唱歌。程涛说，“现在年轻人到工地上来是很挑的。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还读过几年书的，你工作环境不好、伙食不行、住宿条件差，根本不稀罕来。”
工地上的节奏永远要比外面的世界要快。无论阳光多么热辣，早上5点，工地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晚上太阳落山，一天的工作也就结束了。每天如此，循环往复。
尽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己在工地上的具体职位，程涛表示，他也说不清楚。韩旭和张飞飞戏称他是“老板秘书”，他说自己就是给老板跑腿的，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干。“我现在就希望跟着这个老板后面好好干，然后挣钱在城里买房。”
韩旭在常州待了已经近两年的时间，“虽然工地生活也挺无聊，但毕竟是在城里。相比农村，肯定还是更喜欢城里，这里很多东西都是新鲜的。”他说。
相比之下，张飞飞看起来则稳重、成熟很多。他说这可能跟他出来早有关。13岁时，张飞飞就和家里面亲戚一起到合肥捡破烂卖钱，初三毕业以后就带着240块钱来到苏州打工。“那是2005年7月14号，我问我妈要了钱，就和家门口人一起走了。小时候每次过年，都看到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开车回家，觉得他们很威风，也很羡慕。”
张飞飞戏称他当时成绩是全年级“第一”。他觉得读书也是浪费时间，于是开始了打工生涯，一晃8年过去，去过的地方包括苏州、合肥、上海、湖州、北京，而常州则是他的第6站。
“有时候也挺感慨的，跑了这么多地方，没有一站是我的归宿。我现在就想好好挣钱在城里买房，然后把老婆孩子接过来。我感觉，在城市里，有钱你就是老大，没钱你就什么都不是。”
但是，与父辈们不同，他们进城的目的，不仅仅是赚钱。
程涛之前在北京打工，和一个女孩好上了，就在她家开的超市里面干活。女孩爸妈很喜欢他，只是要求他以后留在超市帮忙。“我不愿意，那不是我想做的事情。虽然跟她在一起对我前途有好处，但整天在超市里，就像被关起来一样。我不喜欢束缚，我要出去闯一闯。”
自那以后，女孩父母对程涛的态度也是180°大转弯，随后女孩就跟他分手了。“我觉得我就是个矛盾体！”程涛感慨地说。
融入城市之痛
韩旭认为，有些城里人挺排外，尤其是一些有钱人，瞧不起农村人。有段时间，为了能融入城市，他自学常州话，但却从来没张口说过。“觉得很别扭，那不是我的语言。现在想想挺可笑。”
他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个城市也不属于自己，或者说，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尽管他很想在这里扎下根。
“老家人有一种共识，就是一个小伙子年纪轻轻，不出去闯荡，待在家里干活没出息、窝囊废。我们老家渔网厂很多，但做活的基本都是妇女，男的很少。”
谈起打工原因，张飞飞说，似乎从一开始，他就是被这样一种打工“风尚”带动出来的，其实在心理上，他并没有做好融入城市的准备。
“我们在城市里享受到的唯一福利，就是干活赚钱的机会，没有其他了。没有签劳动合同的，五险一金不要想了，老板给你买个工伤保险就算不错的了。工地上打工普遍都这样。”程涛说。
作为农民工，他们在城里所能享受到的福利微乎其微，城里人有的他们几乎都没有，一方面这是由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比较低端，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是农村人。
尽管地方政府近年来在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问题上都降低了“准入门槛”，但都或多或少附加了各种条件。而正是这些附加条件，共同筑起了城乡二元体制的围墙，将农民工堵在墙外。
程涛说，一天深夜12点，他突然发高烧，于是就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到临近的卫生院看病。医生总共给他开了200块钱的药水，要交钱的时候医生问他有没有医保卡，有的话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但因为不是本地人，他的医保卡不能在这儿用。
“那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是因为发烧不舒服，打点滴的时候一个人莫名其妙眼泪就下来了。当时就是觉得有点心酸，那应该也是我来常州这么久最想家的一次。”
渐行渐远的乡村
“虽然在农村长大，也干过农活，但是什么时候要下种，什么时候该施肥，这些我一点也不知道，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都不配做农村人了。”程涛苦笑着说。由于父母宠爱，他自小就没有吃过苦。
程涛老家所在的广寒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留守儿童、妇女、老人构成村子里的主力人口。“虽说村子这几年发展也挺好的，但从没想过要回去发展，也许未来回去养老倒有可能。”
“在城里待习惯了也觉得蛮适应的，反倒是过年回家没待几天，就觉得有点待不住想走了。”在程涛看来，农村里唯一让他还觉得有所依恋的，也只有亲人和家乡的空气。
家是什么？对于程涛这样的“农二代”来说，既熟悉而又陌生。
“我们跟父辈想法不一样。他们觉得赚钱回农村盖房娶妻生子，是一生最重要的大事。不过我还是想在城市里生活。”
“城里的同龄人从小就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我们既然不能决定出身，那就要试着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最起码让自己的孩子，以后能跟城里的孩子一样生活。”
对于张飞飞来说，让自己2岁的儿子未来能在城里念书，是他最大的心愿。“农村的教育终究不如城里。现在压力挺大，想在城市落户，捷径就是在这儿买房，努力争取吧。”
谈及未来的梦想，韩旭表示自己还很迷茫，走一步看一步，是他们这群人目前最现实的生活状态。
“我爸妈在老家给我买了套新房，过年回家我就结婚了，他们希望我以后老老实实在家里找点活做，但我觉得这只是暂时的。我还是想在城里买房买车，我不确定是不是常州，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的下一站会在哪里。”
乡村教育之痛：生源越来越少了
■本刊记者 查 英
隶属太湖县大石乡西湖村的华立自然村，坐落在长江水系的泊湖边上。今年暑假，华立村民议论较多的是房屋拆迁、土地流转和乔迁新居的事，而谁家孩子上大学的声音不见了，“华立的学生这一届考得不太理想。”一位村民说。
地处皖西南的太湖，没有区位优势，也没有优质产业，却有句奋进的口号“穷县办成大教育”。尊师重教是太湖的文化传统，“穷莫丢书，富莫丢猪”也是当地人出人头地的信条。
这些年来，重视教育的太湖县，为社会输送了不少“勤奋好学”的人才。而当教育的城乡差距越拉越大时，乡村教育的现状到底如何？
“学生越来越少了”
上世纪90年代，每逢暑假，西湖村里都是敲锣打鼓将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学生家中，孩子们便循着锣鼓声去等着发喜糖和喜烟。最近几年来，西湖村一位负责张罗喜事的村民发现，“考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过去，西湖村有4所小学，分别设在原来的华立、湖边、沙咀、门楼4个自然村庄内。2005年，4所小学合并组成新建的西湖小学，这一年“全校学生519人。”西湖小学校长查创华清楚记得这个数字。“最近两三年的学生人数一直在240人上下。”
目前的西湖小学有6个年级8个班，其中包括两个学前班，共245名学生。近60%的学生是留守儿童，流动性较大。从外县外地来本校“投亲”读书的接近5%—10%，每年被父母带走的占5%。“来了就读，走了就走了。”
因正在进行“千村整治示范工程”，西湖村的自然村落整体在向村路两旁集中迁移，而西湖小学就在村路的中心段。“合并之后，上学放学皆由家长接送，午饭在校吃。”西湖村民说。
西湖小学学生毕业后按行政地区划分，直接升入所在大石乡的初中上学。在大石乡，有7所完小、2所初小、1所初中。2005年之前大石乡另外2所初中陆续并入现在的大石一中。
“农村里过去小学和初中的生源关系是‘这边出、那边进’。现在每年会有一些家长带孩子到县城或外地城市上学。”大石一中叶耀松校长介绍，该校学生人数在今年出现了“巨变”，“前年全校有2200多名学生，去年1200，今年下半年全校只有540名，包括今年新入学的145名新生。”
145名新生，只有过去两个班级的人数。按照以往每个年级设6-7个班级，“现在平均每个班不到30人。”叶校长说，“正常学校人数应该在七八百人，今年情况尤其特殊，根据小学生源情况判断，明年可能会好一点。”
小学、中学生源减少引起的是连环反应。中考之后，在保证第一批次招生学校生源人数，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普高与职教生源1:1的分配政策之后，普高的生源出现直线下降。紧邻大石乡的徐桥高中今年新招生人数只有361人。2005年-2013年，新招生人数都在550-650人之间，今年跌入最低点。
“学生是学校的生命。”徐桥高中校长叶冬艳告诉记者。“在生源总体减少的情况下控制普高的招生人数，普高生源将成问题。”而在叶校长看来，当地一些民办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资源，远远跟不上学生求学的愿望，“家长和学生都更愿意上普高。”
由生源减少引起的经济压力，也是困扰校长们的难题。按照目前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扶持政策，九年义务教育的公用经费小学生每人每年525元，初中生每人每年725元。高中教育向学生收取学费，每人每学期一千多元。
叶冬艳校长向记者算了一笔账，除去教师工资由财政每月按期支付，学校的基建投入、教学设备的更新、激励性奖励、运转开支等全部由学校自筹。“无论是义务教育的公用经费，还是高中教育收缴的学费，生源逐渐减少，自筹的经费远远不够刚性开支。”
学校经费不足，教师待遇因此下降。“正常的激励性奖励都难以保证”成了校长们的难言之隐，“因条件艰苦、待遇不如城里、子女上学等多方面原因，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受到影响，优秀教师的流动性加大。”大石一中近几年流出至少20名教师，徐桥高中的老师则流向县城高中。
面对城乡教育差距，太湖县教育局王森华局长告诉记者：“城乡整体发展水平存在差距，教育也不例外。生源减少，家长也在追逐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一直是努力的目标。”数据显示，今年太湖县城内的晋熙初中计划招生430人，有524人报名。
“学生就近上学与教师条件艰苦”、“进城学生增多与农村地区教师编制效用降低”等问题，困扰着当地教育管理者，究其原因，王森华认为是“普遍存在的农村教育资源滞后于城镇化的需要。”
“读书没受的苦，找工作时要受了”
与县城相比、与过去相比，农村地区教师教学的整体积极性相对后退，但熟人社会的农村也是熟人教育，“不能让村里人骂我们误人子弟，要强调‘人归校，心归教’”西湖小学校长说。
在初中和高中，班级管理重任则落到班主任头上。生源好的太湖中学每年1080名毕业生近1000名达二本线，学生管理方面相对轻松。而二批次招生的徐桥高中班主任对比过去感觉变化很大。一份徐桥高中班主任管理论坛心得汇编里，有位班主任写道：“当初的激情涌动逐渐消退，已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从容’，岁月与经验一同增长，却没有让我过多收获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和喜悦，总是新的困扰和问题接踵而至。”
这位班主任自编了一首“闻鸡起床”歌：一天开始，寝室催起，检查卫生，看谁晚起……巡视自习，提防早退，劳神费力……快要上课，先去看看，谁缺课谁瞌睡谁生病谁在玩手机？直到深夜，不得歇息，偶尔半夜，也被叫起，惊魂未定，又闻鸡啼……
看到这首“歌”，放假在家的西湖村学生海洋回想起自己的过去。
上高中前，海洋是西湖村初中生里成绩较好的。瘦高个的他习惯留短发，穿一身校服。中考以优秀成绩升入高中，他的分数在新班级排名前十，然而他高中最好的成绩也止于此。
脱去中考的缰绳，处于青春期的海洋缺乏自制力，学习失去劲头。他开始接触网络，并向父母要钱买了一个手机，“晚上用手机看小说、上网，白天缺乏睡眠便在课堂上睡觉。”他告诉记者。
由于白天经常缺课睡觉，第一次期中考试，海洋的成绩便直线跌到班级第50名。
班主任虽一再警示，没收他的手机、要求写检讨，海洋的母亲也多次被叫到学校配合教育，却仍没能再激发他学习的动力。学习上失控海洋犹如站在滑坡道上，一落千丈，按他的话即最终“在高中混了三年。”心思不在学业的他花钱“厉害”，交友恋爱，注重打扮，打工的父母也只是一味地满足其经济索要。
3年后的2011年他，勉强参加了高考，填志愿时委托同学代他填了一个职业技术学院。记者见到他时问：“曾经成绩那么好，结果却没有坚持下来，后悔吗？”他回答：“上学时没吃苦，现在找工作就要吃苦，这个以前没受的现在就要受了。”
众多西湖村的家长们一边希望孩子们能“读书来考个好大学”，一边却也渐渐接受了孩子考不上本科、考不上普高的情况。
放在过去，“没考上大学的学生都不敢出门见人，父母也觉得脸上无光。”现在考不上二本的读三本，不够三本的读大专。“今年的大专线是150分。3年坐在班级里闭着眼也能上大学。”叶冬艳校长告诉记者。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过去上大学是“有和无”的区别，而现在是“好与坏”的区分，这种落差在渐渐缩小。经济条件的改善与时代的变化让农村孩子有了读书之外的选择，然而，另一面让人看到的则是物质丰富对贫寒出贵子的冲击。
“天道酬勤”本是农村学生最大的竞争力，时下优质教师资源向城里集中，留守的中学生缺乏自制力又少有家长管教，当过早接触社会禁不住诱惑、父母用经济来补偿情感时，农村孩子的竞争力却被无形地稀释掉了。“有什么竞争力？什么竞争力都没有。”叶冬艳校长毫不讳言。
暑假过后海洋就要开始找工作了。晚上，他和家人商量想用家里的几亩地搞花艺种植，但这个想法遭到了亲人的反对。家人认为他缺乏社会经验也缺乏创业成本，对当地花草绿化的市场需求更是一无所知。
他和同学曾去县城调研，发现花艺店铺很少，于是认为“这是一个占领市场的先机。”虽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但他转念说：“还是先找工作锻炼几年再说吧。”
问及找工作的简历，他自嘲道：“像我们这样的，哪里用得上简历。”他指的是“没学历，没技术，也没有经验。”
“那3年你有什么收获呢？”“3年把你放在哪里都会成长。”海洋告诉记者。
“家庭教育几乎为零，外来干扰特别多”
从西湖小学、大石一中到徐桥高中，今年高一的淑君一路读了过来。
周日上学前，道莲给儿子淑君炒了两样菜：咸豆角和辣椒炒鸡蛋，菜比平时多了一层油。淑君边收拾课本和换洗衣物，边打电话给面包车司机约好下午3点送他去学校。出门前，道莲按例给淑君一百元钱，这是他一周的伙食费。
开学的前几天，室外38度高温，道莲还在工地给泥瓦匠挑水泥、拌石子，65元一天。早上6点起床做好一天的饭菜，吃完早饭喂饱猪，她便骑着电动车去了隔壁村上工，晚上7点收工到家。连续高温上工，道莲“感觉有点吃不消”，晚上回来她只喝了点稀饭。
道莲一家四口，丈夫在外地打工，两个孩子上高中。即便高温难抗，她还是希望每天都有活干。“现在土地流转庄稼不种了，流转出去的5亩田地每年只有不到三千元的租金，不干活哪行呢。”短头发，晒黑的皮肤，汗衫加武装裤，干起活来道莲好像从没当自己是个女人。“这活做完就接别的活，下雨天可以休息。”
聊起她为什么这般拼命时，她回答：“只有死做事(拼命)挣钱给他们读书，想他发狠(努力)念书，别的不会管，也管不来。”道莲和孩子们在学习上的唯一交集，就是挣钱。
小学文化的她，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没有意识要去教孩子如何学习。孩子学习成绩好不好，全靠孩子自己和学校里的老师。为了让老师对自己孩子多尽心，道莲会在淑君上初中时给班主任送点家里的土产品。“上高中就管不了了，班主任也不认识。”道莲说。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淑君的学习辅导道莲帮不上忙。不会做的题目问问姐姐或者干脆放弃，内向的淑君也很难向授课老师开口求助。虽然成绩不好，但庆幸的是，道莲知道淑君“还是比较乖的，他不会去玩手机、网络和游戏。”
淑君和海洋都是西湖小学劲松老师的学生。对于这十年来教育环境的变化，劲松老师感觉一言难尽。“执教20多年，带过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尤其近十年的变化最大，不论小学生还是初中生，总体感觉现在的学生不如从前学生刻苦，也较难管理。”
劲松老师认为“农村教育，家长、学生和老师之间缺少了联系”，“父母重视孩子的教育，但爷爷奶奶不重视。父母金钱上重视，但行动上无法落实。”依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劲松老师感觉“农村孩子的家庭教育不是跟不上，而是几乎为零！”
在家庭教育出现“真空”时，社会环境却给学生提供了无法抗拒的诱惑。劲松老师说，“学生很聪明，但是接触社会过早，手机和网络的影响较大，外来因素对学生的干扰特别多。”
虽然家庭教育不能完全决定孩子成绩的好坏，但将教育全部委托给学校，这是农村教育一个危险的弱点。对即将离开自己进城上大学的女儿，劲松老师说了对孩子的两点要求：“多接触社会但要谨慎接触；将学业认真完成。”劲松老师也显出“担心她在接触社会时吃亏。”但同时他也知道，社会教育是孩子成长教育必需的一部分。
在一座拆了一半的小学院墙上，一条未拆去的标语令人沉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乡村水利调查：20多年无变化
原标题：乡村水利：兴盛还是凋敝？
■本刊记者 夏自钊
8月中旬的皖北大地烈日炎炎，热浪滚滚，农业大县蒙城县双涧镇王楼村有数千亩玉米亟待灌溉。当《决策》记者走进王楼村时，却没有看到热火朝天的抗旱景象，村民们三五成群，坐在树荫下纳凉闲聊，玉米地里几乎见不到人影。
“我们也不想闲着，也想抗旱，但没有水啊。沟沟渠渠都干了，涡河也没水了，机井就几眼有水，只能靠天吃饭，等天下雨。”王楼村村民吴旺福无奈地说。
在今年历史罕见的高温干旱下，破败不堪的农田水利显得不堪一击，水利的欠账让旱情雪上加霜。皖北是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对旱灾的发生本应有预期有准备，但此次旱灾却暴露了农田水利公共服务的诸多问题。
“水利多年没有变化”
王楼村虽然离淮河主要支流涡河不过十几里路，该村农田灌溉却基本不靠沟渠，完全依赖机井。然而，机井绝大多数已失修毁坏，双涧镇不少村仅几眼井有水，最多的也不过十几眼能使用。
“建设新农村，什么最重要？现在都讲城镇化，房子是越盖越漂亮了，农田水利却一直在吃老本，下点雨就涝，十天半个月不下雨就旱，长期下去，怎么得了！”王楼村党支部书记吴勇说。
8月14日，双涧镇老集村开始抗旱了，村民们齐上田头接管引水。水从何来？原来，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前几天联系了打井队来洗井，原来淤积的十余口机井终于出水了。
玉米终于浇到水了，村民张万存却高兴不起来：“太迟了，旱得太狠了，早半个月灌溉就好了，你看看这玉米，估计得减产三四成。”
他随手掰开几个玉米棒子，棒子比正常的小不少，干巴巴的，瘪粒严重。张万存还跟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去年的行情，种一亩玉米毛收入大概1000元左右，除去种子、化肥、农药，一亩地纯收入约600元，他家有15亩玉米，今年因干旱减产四五成，种玉米就比去年要少收3000多元。“去年我家种地总收入才不到2万，三千多一下子就没了，心疼啊！”
有村民告诉记者，2000年以前还算风调雨顺，大旱大干的年份很少，那时候基本用不上水利，靠天下雨就可以了，真要旱了，90年代初新打的机井都还能用得上。但2000年之后，气候越来越反常，仅新世纪头10年中就有8年是灾年，4旱4涝，加上农田水利跟不上，种田风险越来越大，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跟赌钱差不多”。
“这些年国家富了，种田也不用交皇粮国税了，我们农民打心眼里拥护，但水利这块基本上没变化。我也知道一号文件，啥时候咱农村水利能上一号文件就好了！”曾经当过多年生产队长的村民张满道不无困惑地说。
其实他不知道，2010年我国夏粮因干旱减产1680亿吨，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聚焦农田水利，但两年多年，农田水利建设仍然滞后。
老生产队长张道满还极有兴致地跟记者分享了他的水利史。他印象中有两次兴修水利的高潮，第一次是六七十年代，“我们干劲可大了！”上世纪60年代，他正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双涧镇现在很多废弃不用的沟渠上曾经都有他挥汗如雨挖土方的身影。
“80年代分田单干后，粮食产量一下子上去了，国家就把农村水利抛在脑后了。整整10年，我们都没修过水利。直到90年代初，国家又开始重视起来，我们镇利用外资项目打了不少机井，这是第二次高潮。但20多年来，农村水利基本上就没做什么事了。”张道满皱着眉头回忆道。
双涧镇现在绝大多数能用的机井基本上是上世纪90年代初打的那一批，但因年久失修，多数已经毁坏淤积，需清洗后才能出水。不少村民反映，能用的机井出水量也比以前少多了，以前一眼机井能灌溉七八十亩，现在只能灌溉四五十亩，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机井也越挖越深，王楼村新打的机井挖到40米还没有水。
令人欣慰的是，记者发稿前，双涧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过莹告诉《决策》，今年县农委准备在双涧镇新打330眼机井。330眼相对于双涧镇近8万亩可耕地来说，虽然不多，但只能在目前的基础上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虽人员缺编、经费不足，但仍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女站长的烦恼
蒙城县双涧镇农业综合服务站，是乡镇机构改革后，于2008年成立的，目前在编7人。站长过莹学水利出身，1992年参加工作，在蒙城最偏远的立仓镇水利站一呆就是15年，2008年才调到离县城较近的双涧镇工作。
“立仓镇是蒙城县第一农业大镇，南靠茨淮新河，芡河穿境而过，有大片的行泻洪区低洼地，涝年多。90年代以来，国家对农田水利投入很少，但我们是农业大镇，水利不能不管，工作量大，又没钱，那15年真叫一个累啊！”过莹回忆说。
2008年过莹调往双涧镇农综站任首任站长，因为是站里唯一有水利工作经历的，所有与水利相关的工作都压在她身上。除了水利工作，她还是农技员，农技咨询和培训工作也要做。
“人少事多不怕，较低的工资待遇和杯水车薪的经费是我们最大的困难。”过莹告诉《决策》。
据了解，农综站人员每月到卡工资1500元左右，每月500元左右的绩效工资。除了工资，还有些极少的额外收入。每人包10个科技示范户，每月一考评，如不被扣分，每人每月100元经费。另外，考评好的人员，年底还会有两三千元的奖励。各项加在一起，一年总收入不超过3万元。
经费少又是一大难题。蒙城县农委每年按人均1500元拨给农综站经费，小麦良种补贴每斤1分钱，双涧镇农综站每年总经费加在一起2万元左右。
“平时下乡都是没经费的，这点经费有时上面来人还要招待，还有各类办公用品和电脑耗材都在里面。”过站长无奈地说。值得一提的是，双涧镇是蒙城县副县级建制镇，该镇尚且如此，其他镇的困难就更可想而知。
今年大旱，过莹最苦恼的还是农田水利设施跟不上。“机井有好多都不能用，但这样的旱情不抗又不行，只能找有水的先抗着。”
水利专业人员不足是另一个大难题。过莹告诉《决策》：“我们站专门管水利的就我一个，其他人都不懂，我是站长，平时其他琐事也多，很多事情顾不过来。”
为了弥补基层水利人员的不足，蒙城县水务局在全县聘用了22个水利协管员，都是从2004年乡镇机构改革下岗分流人员中招聘，主要负责水利建筑物的管护。双涧镇仅有一个水利协管员，月工资1000元，平时也不参加镇里点名，因工资较低，县里镇里对他们的考核也不严格。因工资低，协管员的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结果，很多工作还是靠水利员去做。
由于水利工程多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农综站又普遍没有配备交通工具，在日常监管上很是乏力。“镇里七站八所都配车了，就我们没车，我们平日下乡，自己有车就开自己的，没有就骑电瓶车，遇上冰雪、大风大雨，电瓶车都不敢骑，我就不小心摔过几次。”过莹对没有交通工具很是苦恼。
水利技术人员年龄结构也不合理，年轻力量薄弱。“你去其他站所看看，每年都有年轻人进来，只有农综站，都是中年人。全县30多个水利员，30岁以下的一个都没有！”农综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没有钱。目前各级政府究竟在农田水利上投了多少钱？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缺口呢？
“没有钱哪有水利”
《决策》记者从安徽省水利厅农村水利处2011年的一份调研报告了解到，在农业税改革之前，群众集资、三提五统可以提供近20亿元资金，加上水利设施建设劳动积累工按每个工作日10元计算，每年5亿个工作日折合50亿元，相当于一共投入近70个亿。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取消了“两工”以后，目前的水利建设资金主要来源加到一起，也只有20亿不到的资金。相比税改之前的投入，每年还有40到50个亿的缺口，维持都很困难，更谈不上发展。
近年来，中央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加。但除了中央的投入外，每个工程的建设都需要省市县各级政府的资金配套，省里的配套资金通常可以落实，但到了市县，由于财政吃紧，配套资金迟迟难以到位。很多水利工程未能上马，主要原因都是地方配套资金未能足额到位。
不少项目还需要农民自己配套部分资金。“农业税取消后，搞建设只能靠一事一议，但政策规定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收15元，每个村只能凑几万块，根本不顶用。目前的一事一议，很多是投在不需太大资金的短距离修路上。”蒙城县双涧镇老集村党支部书记张占峰说。
尽管中央和省动辄公布农田水利投入数百亿、数十亿元，但真正到每个乡镇，资金却是杯水车薪。蒙城县双涧镇是副县级镇，按常理县财政会有所倾斜，但每年也不过几十万元，其他乡镇的情况可想而知。
“2013年春，县财政补贴我们镇70多万元，疏浚了红旗河，又补贴40多万元维修了桥梁和拦水坝。百十万的补贴在近年来算多的，听起来不少，但用于建设又能做多少事呢？”双涧镇农综站站长过莹说。
镇财政更是紧张，基本上没有农田水利资金。双涧镇党委书记王家骥告诉《决策》：“去年我们镇财政收入700多万元，县里只返还了100多万元。这点钱能干什么事？很多公共服务，譬如农田水利，只能靠我个人的资源和面子去争取立项，争取资金。”
“没有钱哪有水利！水利投入，数以千亿计，大江大河的投得多了，真正到农村的有多少？河道淤积，农渠损毁，机井损坏，水库塘坝带病运行，农村遇旱无水，遇涝淹地，这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最末稍环节，上面漏点吐沫对于基层来说都是及时雨。”有乡镇干部抱怨说。
农田水利面临如此多难题，究竟路在何处？一些基层干部向记者说出了他们的一个解决办法。
基层干部普遍认为各项惠农补贴集中起来可以办大事，集中使用的效益远比目前遍撒胡椒面的现状要好得多。
蒙城县双涧镇王楼村党支部书记吴勇告诉《决策》：“农民种粮补贴、良种补贴，每亩地六七十块钱，不管种什么，买不买良种都发。结果是钱花了不少，遍地撒了芝麻，对产业结构调整、稳定粮食产量起到的作用，真是可以忽略不计。”
“种粮补贴现在每亩田几十块钱，农民都不大在乎。如果把这些钱集中起来，每个村就有了几十万元的经费，用这些钱搞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改变靠天吃饭局面，确保丰产保产，这样做，与不问效果逮住人就给几十块钱，哪个更好一些呢？”一位乡镇干部说。
村民的看法却与基层干部南辕北辙。
“虽然现在不交农业税了，国家还给我们各项补贴，但化肥、农药的价格一直在涨，那点补贴都差不多抵消了。搞水利本来就是国家的事，我们没钱，但我们愿意出力，只要国家出钱搞水利，要劳力的话我们没话说，肯定上！”王楼村村民吴旺福说。
农村干群关系调查：许多村民不知谁是村干部
■黄 健 王志恒
最近10多年来，基层干群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新世纪之前，农村最有威望的人当属村干部，村干部的工作直接关系到群众的日常生活，尽管当时干部和群众之间有不少矛盾，干群之间还是有着较强关系的。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免除农业税后，干群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过去的强关系变成了一种弱关系，甚至是“没关系”。
“谁也不理谁”
河南周口一个村庄的老书记说：“现在(干群关系)淡了，大家都忙着抓钱哩，谁也不理谁。即使是你上门收医保，本来是为他服务，他还是不理你。”老书记为村干部地位和威望直线下降而倍感失落。
过去，干部工作多，需要不断和农民打交道，特别是收税费和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废除农业税后，农村干部已无多少实质性工作要做，经常要处理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湖北黄陂木村，村主任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解纠纷，比如有两个农户因为一家的鸡在另一家门口排泄粪便而吵起来，最后差点大打出手，村主任出面劝和后，双方才罢休。
许多村民因为常年在外打工，长时间没有和村干部打过交道，以至于都不知道谁是村干部。在一些有资源的村庄，利用村庄公共资源，发展村庄经济，分配集体利益，成为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而有了这些资源可以利用，干部便有能力做事。而对于没有资源的村庄来说，没有经济收入，村庄公共事业也难以做起来，干部的工作范围就极为有限。
在黄陂木村，村干部将村集体的部分荒山承包给人种植树苗，然后协调部分农民流转一些土地给承包商搞经济作物种植。木村主任说，他们村干部很谨慎，虽然流转的土地很少，租金也不多，但是一旦不能如实兑现租金，村民就会闹起来，而且第一个找村干部闹。木村村主任面临的困境是，他自己不能从中获利，反而还要承担风险，除了帮助农民增收以外，对集体也没有多少好处。周口老书记将此总结为“谁干事谁惹事儿”。
从干部自身来说，倘若不是有一腔热情帮助农民致富，发展农村经济，大部分农村干部都懒得做事，特别是自发的做一些对村庄有益的事情。这进一步加剧了干群之间“没有关系”的现状，因为和群众发生越多关系，对干部来说意味着更多的麻烦，特别是上访成为农民普遍的维权方式后，农村干部更加害怕惹事。
湖北孝感井村的岳书记介绍说，村里面有两人凑一块儿喝酒，结果一人喝死，于是这家人开始上访，天天在镇政府吃喝拉撒，镇领导干部和村干部都得陪着，原因是谁也不敢大意，怕他们去市里或者省里上访，这直接关系到基层干部的前程。在上访行为的催化之下，农村干群关系不仅客观上疏离、冷漠，主观上村干部也在回避，他们不想招事而惹事儿。
对于一般中西部农村来说，大体上干群关系都呈现这样的状况。在少惹事的观念之下，村干部和农民之间，都在减少接触，干部和群众的身份也都在模糊，他们都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挣钱之上，越来越不关心集体公共事务了。
为何疏离？
干群关系发展到这一步，原因有很多。
首先，村庄集体资源缺乏，干部没有了开展工作的经济基础。很多村庄在税费改革之前欠下不少债务，其中一部分靠变卖村庄集体资源等方式来偿还。没有了集体经济来源，村干部各项工作就缺乏了基础。
如今，大部分的干部工资都是依靠国家转移支付，而这部分资金，发干部工资都尚嫌紧张，更不用说挪出钱来用于其他公共事业。周口的那位老书记说，“屁钱没有，哪儿有权！”没权又没钱，自然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孝感井村书记说，他们的工资都是镇里用转移支付的钱来发放的，所有的账目都归镇里财务口管理，他们无权过问，村里办公等各项开支，都需要从镇里报账。村干部自由行动的权力进一步受限。
其次，农村各项工作逐渐转移到各个具体的政府职能部门，而村干部更多的是以一种配角的身份参与其中。比如农村低保问题，许多地方政府考虑到村干部利用低保资源谋取私利而改变了过去的政策，将低保审核的权限大部分回收到政府民政部门，村干部所能做的就是协助农民申请低保，并帮助政府部门审核。
过去，村干部说他们的工作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的各项工作，最后都是他们在做，而现在他们能为村庄做的事情在不断减少。这在缓解基层干群矛盾的同时也减少了干部和农民打交道的机会。
再次，农村社会和村民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曾经大部分都是种粮为业，而现在种粮农民已经很少，要么是老人在种田，要么是流转给了大户集中种植。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都出去打工，因为收入更高。
按照孝感井村干部的说法，“现在农村满眼望去没有几个人，有的也是老人，没事他们不找你。而年轻人，在外面挣了钱，回来风光，你看起来都羡慕，他更不理你。”农民的生活中心逐渐退回到家庭，而村庄公共生活几乎消失。缺乏公共生活的村庄，家庭与家庭之间，更加孤立；个人与个人之间，也更加淡漠；村民与干部之间，极少有公事可打交道，也没有必要常相来往。
权力的诱惑
面对这样的现实，是不是就没有人愿意当村干部呢？答案并非如此。表面看起来，在农村当干部，无论是在声望还是在实际利益上并没有多大实质好处，但仍然有很多人想当。大部分人想当村干部，并不是因为他有一腔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而大半是因为一些隐性的诱惑。
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当个干部，是一种荣耀。这不仅证明自己在村里面还是一个“人物”，而且对宗族来都是一件好事。
想当村干部的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村庄或者村庄附近地域有自己的生意。在这个熟人社会里，“当个村干部，总比不当好，况且手里有个公章，(对自己的生意)还是有些作用的。”在有资源的村庄，这个公章的作用就更大了，因而村干部竞争也就越大。
在不少农村，村庄富人与其村干部的身份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长期担任村庄主要干部的人，虽然在税费改革之后权力大为削减，但他们较一般村民仍然有更多的致富机会。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中西部地区有一定的地理资源或经济优势的农村，特别是城郊、城乡结合部或有矿产资源的村庄。
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业村庄，村干部仍然有较多的致富机会。湖北黄冈柏村是典型的农业村庄，党支部书记郑某担任村干部20余年，同时还有一个副业，就是利用农用拖拉机在本地搞运输。在近10年的建房热中，柏村很多农户请郑书记为其运送建筑材料。村民反映，郑书记收取的运费一般要比同行高出20元左右，每车的运载量也比正常的偏少，但没有人当面向其提出这个问题。郑书记在村中还经营两个鱼塘，主要是给县里面的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垂钓。他不仅有一辆小轿车，还建成一座四层楼房。
村里有一人在本县担任领导职务，2006年为柏村争取了农村卫生清洁项目，打算在柏村修建五座公共厕所，每座预算5000元，由村里操作落实。但实际情况是，柏村将原有的五个厕所进行了一次翻新，即宣告项目完成。为此柏村也有了一个笑话：“柏村的厕所真贵，5000元一个”，村民们普遍怀疑村干部捞了油水。
借助村干部的身份及这个身份之下的隐性好处，村庄富人在自己的生意中更加行动自如。
公共事务旁观者
贵州一个苗寨，从2008年开始进行民族旅游开发。随着旅游开发的推进，村干部成了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
由于经济条件整体较差、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贵州这些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资金主要靠各级政府拨付，包括一些支持项目的经费。村干部是少数与上级政府有沟通交流机会的人，能先一步获悉地方发展政策、扶持信息和经费等，西江的村干部就是第一批农家乐扶持户，由于外面熟人多，领导下乡也首选村干部家，村干部家的农家乐在前期获得了更多的接待机会。从2008年开始，苗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扶持资金，旅游收入一跃成为本县第一名，村干部也随着开发富裕起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了很多村民的不满，抱怨“村干部跟我们不是一条心”。
黄冈柏村和贵州苗寨的村干部依靠自己的身份，在村庄发展中能较早的获得信息，并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是依靠村干部身份致富的人，却对村庄公共事务没有太多的贡献，可以说是公共事务的旁观者。
村干部、村庄富人、农民三者之间，看似没有太大联系，实际是通过村庄这个平台发生着关系。农民如今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农民生活也更加个体化，因而极少关注村干部和公用事业。村干部则在农民的“忽视”下，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机会，帮助自己获得利益，进而成为村庄的富人。村庄的发展机会被少数人利用，村庄的发展资源逐渐转化成了个人的发展资源。
如今，很多基层干部认为农民不好管，而且随着上访这一博弈渠道的拓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上访者，让基层干部头疼不已。面对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农民的素质不高，或者说他们“贪婪”，根源在于农村治理制度。
一方面，定位于基层自治单位的农村，并没有真正成为自治单位，导致很多农村内部问题不能通过内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而时常扩展到村庄之外；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各项农村政策的变革，逐渐削弱了村庄干部的治村能力和基础，导致村干部声望衰落。干群关系在这两个大的变化形势中，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
干群关系从过去的“紧张”，到现在的“冷漠”，下一步将走向何处呢？
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分别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政府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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