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公安部统一安排后，各省统一进行抓捕行动，“之所以要统一行动，就是要造出声势，给犯罪分子以震慑，也给群众以鼓舞”。
1983年上半年，曹千里(化名)从省警察学校毕业，因为成绩优秀，他被一省级公安部门调去做刑侦工作，是公安战线上的老人手，曾经是严打的参与者。如今，身材微微发福的他，对于三十年前的这一行动，既有很多感慨，亦不乏卓有见地的深思。
作为老公安人，曹千里对于三十年前的这一行动，有很多感慨，也有些深思。
“严打前，刑事案件多发，老百姓意见很大，尤其一些敲门入室、翻墙入室的犯罪，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曹千里警官说，当时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以青少年为主，严打过后的两年，“社会风气的确为之一转，又重新回到了文革前夜不闭户的状态。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犯罪率又有所抬头了，而犯罪分子，大都是‘二进宫’或者‘三进宫’的人……”。
8月中旬的一天，在曹警官办公室，他若有所思地说，怎么样对犯罪分子进行彻底改造，是个复杂的问题。
严打第一夜，统一行动进行抓捕
1983年上半年，曹千里从省警察学校毕业，被一所省级公安部门调去做刑侦工作。而工作之初，主要是配合完成一些联络和后勤协调任务。
“因为是管理部门，主要是对下面的公安工作进行指导，所以除了大要案，具体参与的案件不多。但严打启动那一夜，我参加了。”曹千里回忆，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之前，经公安部统一安排后，预定在次日晚上，各省统一进行抓捕行动，“之所以要统一行动，就是要造出声势，给犯罪分子以震慑，也给群众以鼓舞”。
尽管是统一行动，可还是有些省份提前一天开始了。西安则是按统一行动的时间启动的。行动之前，各级公安部门已经接到命令，对辖区内的犯罪人员予以统计，确定了抓捕方案。曹警官说，开始抓捕的那天晚上，天上下着雨，他和一些同志被安排在中山门派出所，与政法系统干部以及当地街道办工作人员一起实施抓捕，“大概参加的六十多人，三个人一个组，按照名单和地址去抓。”
当时的曹千里只有23岁，他所在的组要去尚勤路抓捕一个在新疆杀过人的男性犯罪嫌疑人，结果去了之后，其父母却说，人已经去宝鸡了。同一组的街道办人员在跟犯罪嫌疑人的父母说话时，曹千里发现对方眼神有些游移，便来到院中，正巧门外进来一个年轻人，也许是看到了雨衣里撑着的大檐帽，转身便又往出走。
由于之前已经熟悉了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曹千里用擒拿动作中的一个抱摔，迅速上前将其按倒在地，屋里人听到动静，大家一起将其控制了起来。
严打中出现省内第一例碎尸案
打拐是严打期间的“重头戏”。当时，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陕南居多，后来关中也有了。曹千里曾经多次前往河南、安徽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我和同事去河南解救过两个被拐卖的女人，其中一个，还是我家乡的一个村民的妻子。她被拐走后，被去外面的做生意的一个村民看到，随即报案解救了回来。可是，回来没有一年，那个女人又走了，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曹千里说。
他说，再次离家出走的那个女人，原本在陕西生有两个儿子，被拐后，又在异地给别人生了一个孩子，“解救之后往回带的时候，心理上很矛盾，因为毕竟两边都有孩子，这样一走，后来生的那个娃，也许一生都见不到妈妈了。”
草千里记得，严打开始后，各种以前没有出现的刑事案突然呈上升趋势。“比如碎尸案，严打以前，陕西没有过，但严打那一年，第一例碎尸案出现了。”
据曹警官介绍，案件发生于宝鸡的一家工厂。工厂单身宿舍里，住着两个工人，其中一个工人有女朋友，另一个没有。由于生活条件所限，那个有女朋友的工人除了宿舍没有地方可去，女友一来，只好在宿舍留宿。而没有女友的工人因为舍友的举动影响了自己的休息，慢慢与其产生了矛盾，最后，他将舍友杀害并分尸，尸块被他装进了一个大编织袋中。这个编织袋，又被他偷偷放上了火车的行李架。火车将编织袋拉到了四川成都，当被乘务员打开时，差点将周围的人吓昏过去。后来，犯罪嫌疑人被执行了死刑。
魏振海第一次杀人因占凳子起纠纷
在被执行的死刑犯中，让曹警官印象最深的，就是魏振海。
“魏振海是第一次严打后期出现的犯罪分子，但因为手段残忍，影响大，因此能让人记住。”曾参与抓捕魏振海的曹警官回忆，魏振海因为有过越狱经历，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其实，除了凶残，他和其他犯罪分子没有什么不同。
“满脸的络腮胡子，眉目清秀，脸也比较白，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押他去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比较坦然。”曹警官说。
“截至目前，已经有很多文艺类、纪实类作品写过魏振海的抓捕，实际上，有一个细节没有被披露过，就是他之所以杀人，源于他来陕西前，曾因在吃饭时与人抢占凳子，从而把对方杀害。
到陕西后，一个朋友无意中跟他开玩笑说，‘我可知道你在河南杀过人’，又被其灭口。”曹警官认为，魏振海心胸狭窄，手段极为残忍是不争的事实。
“要说他略微与其他犯罪分子有所不同的，就是他比较爱看书。”曹警官回忆，在第一次越狱后，他主要潜藏在市内的情妇家里，几乎不出门，不出门就看书，主要以小说居多，“被抓住后，在手脚被控制的情况下，依然要用一手拿着书看。
40岁妇女跳贴面舞被判“流氓罪” 现在看略显过重
“因为是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犯罪分子，难免会让个别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量刑稍显过重。”曹警官坦言，很多案子在当时看，并不觉得严判、重判不应该，但数年之后，却又常常不得不反思。
在他印象中，当时市一级的公安机关中有一位民警，因为平时为人比较跋扈，并有私自配枪的行径，故而在严打中被重判，并立即执行了死刑。
“这个民警群众反映很差，私自藏有枪支，还养着一条狗，并有致人重伤的情况，这些情形在今天而言，也许不会死，但在严打中，就被处决了。”曹警官说，虽然这在当时群众反响好，也极大地端正了公安队伍的风气，但显然，“要从法律本身讲，判刑过重了些”。
让曹警官更为印象深刻的是未央路的一个女犯罪嫌疑人，当时四十多岁，身材高挑，因为在舞厅内跳“贴面舞”被人举报，后遂以流氓罪被判了两三年。
“类似这种情况，当时并不在少数，很多人量刑时被判了两到三年，这两三年社会治安暂时是好的，但他们一从监狱里出来，违法犯罪的又往往是这些人。”曹警官深有感触地说，在当时，如果有条件对其中一些人说服教育，而不是一刀切地采用判刑来改造他们，或许后来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会少一些。
而这些人被判刑进了监狱后，有一些非但没有被改造好，反而在狱中相互沟通，出来后，又成了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而且，手段比以前更老练，犯罪手法也比以前更老到，其中一些人，甚至就是这么着一辈子就在监狱与社会之间，耗了过去。”曹警官说。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潘京 采写
(原标题：严打第一夜统一行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