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网8月20日综合报道 记者秦悦】红卫兵对中国的当代历史进程影响深远，还原那一时期国家领导人建立这一组织的初衷，追溯红卫兵的发展及消失，对当下仍有深刻意义。
毛泽东扶植红卫兵的初衷：防止中国被和平演变
1966年5月29日晚上，圆明园废墟边，几位来自清华附中的学生秘密集会，卜大华、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陶正、张承志等人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成一个组织。在小组名称问题上，有人提议叫“向阳”，有人建议叫“卫东”，但大多数人赞同老名字“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在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稚嫩而庄严的红卫兵，就在这群大的不过19岁、小的只有13岁的孩子们的童音中诞生了。5月29日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日。
学生的造反运动终于导致停课后，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等组织了一条防线，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展。6月初，他们向造反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以指导“文化大革命”，试图把运动控制在有益的范围内。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红卫兵也把工作组看成是党中央对造反的支持而备受鼓舞，但很快工作组与学生的对立矛盾产生了，并不断升级。
6月24日，卜大华等人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署名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与工作组的宗旨相违背，遭到了工作组的反对和质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0#39;造反&0#39;二字怎么解释？”但卜大华等人却是有备而来。早在6月5日，他们就在《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问题的文章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当时报纸凡是毛主席语录都用黑体字印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于是，正在困境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又与工作组玩起了先“请君入瓮”，再“瓮中捉鳖”的游戏。他们在大字报中故意不写毛主席语录，引诱工作组上钩。
果然工作组反击了。“造什么反、造谁的反，社会主义时期还造反？”
在几天的辩论中，卜大华等人引而不发，故意让工作组表演得充分一些。就在他们以为这场风波要圆满结束的时候，7月4日，卜大华等人以同样的署名写出了第2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在大字报一开头，工工整整抄录了毛主席那段语录。
看到这张大字报，工作组一下子愣住了。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如何反得？就在工作组考虑对策时，红卫兵又抛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7月17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畅游长江之后，回到了中南海。毛主席返京后，听取陈伯达等人的汇报。江青、陈伯达一伙在毛泽东面前大加指责工作组的错误问题，谎报情况，给工作组罗列了种种罪名，恶毒打击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于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将要求支持的目光投向了最高统帅毛主席。
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会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慷慨激昂地控诉了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骆小海、旷涛生也上台发言，并把几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交给了江青，请她转交毛主席，让他老人家看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
8月1日，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给他们看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二《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惩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本人的坚决支持，等于宣布了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一时间，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首都的各大、中学校里，并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红卫兵以其特有的狂热，在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主宰”了中国，在神州大地上大显“神”通。
1966年8月上旬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使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2位降至第8位，林彪跃居第2位。在组织上做出重大变动的同时，为了动员全国的青年参加“文革”，天安门广场上又召开了大会。
文革中毛泽东8次检阅红卫兵总人数超千万
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红卫兵。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既是庆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闭幕，也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
毛泽东乘车来到天安门后，并没有马上登上城楼，而是首先来到了群众中间。此时的毛泽东特别希望接触群众，以便将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愿直接诉诸群众。
就在几天前，即8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正式公布的那天晚上，毛泽东突然走出中南海西门，来到门外临时搭起的中共中央接待站，与在那里庆祝《公报》发表的群众见面。在场的群众几乎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激动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青年学生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特意让大会安排了1，5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能够近距离地看到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这对他们说来真是天大的荣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清华附中、北京大学、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校的红卫兵代表作了亲切的交谈。7时16分，毛泽东单独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40名师生代表。
正如新华社所报道的那样：“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0#39;红卫兵&0#39;们，英姿勃勃，生龙活虎，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从以后几天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这次大会就是要给红卫兵组织一个突出的地位。
7时30分，庆祝大会开始。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会议。林彪和周恩来先后讲话。林彪的讲话声嘶力竭，湖北口音极为浓重。过去人们听说林彪体弱多病，他也因此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如今登上高位的林彪，似乎底气十足，传说中的病态也都不见了。而周恩来的讲话则显得低调得多。随后，北京大学代表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也分别讲了话。
庆祝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望着广场上浩浩荡荡的人群，毛泽东高兴地对站在身边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红卫兵破四旧时毁坏了多少珍贵文物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声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伴随着“文革”风暴的出现，破“四旧”运动兴起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年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0#39;四旧”，中央没有说明。1966年8月18日，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从这天起，受毛泽东接见的30万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他们的目光从店铺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
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十万多户少了家。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新闻舆论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会《好得很》，社论指出：“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在红卫兵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析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账拿出来展览……”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抄家。按周恩来总理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本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文物古迹，图书字画，成为破“四旧”的重点打击对象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但它们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红卫兵却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为“中国最后一个&0#39;大儒&0#39;”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0#39;封建主义的玩意儿&0#39;。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么有，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0#39;万世师表&0#39;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对于这个“致敬电”，毛泽东末予置词。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声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
“时髦”的改名浪潮
为了显示“革命”，破“国旧”开始后，红卫兵在神话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
改名运动早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就已经开始了。这天，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载在了左胳膊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
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明”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成了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8月19日晚，上千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将挂在店门口已经70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主席画像，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8月20日一大旧，经过红卫兵小将”革命“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前门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风俗习惯大“改革”
破“四旧”中有破除四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小将们提出，要求改变我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求是革命规则，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交通规则说明，红灯停绿灯行这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破“四旧”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肆虐神州的。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共400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有。”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教育”去了，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随着陈卫兵运动的衰落，破“四旧”运动逐渐烟消云散。
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
在“八一八”接见中狂热一时的红卫兵们，随后的结果也是可悲的。起初，这些自封为是“红五类”的青年以天生的革命者标榜，但随着在几个月后运动的深入发展，多数领导干部受到冲击，他们的子弟也在一夜间变成“黑五类”。例如红极一时的“宋要武”，自己的父亲宋任穷后来也被打倒。
“革命”革到自己家庭和本身的无情事实，让他们不能不起而抗争，结果一些人自己也被斗被抓。到了后来，早期的“文革”响应者大都成了“文革”的反对者，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1978年8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红卫兵组织可不再继续存在了。文件下达后，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至此，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这个大部分成员为年轻学生的组织从历史舞台中消失。(综合新华网、人民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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