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成片的石库门屋顶。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约有20万幢石库门，量大而广的石库门整合着上海的城市性格。
图2条石砌成的石库门门框。 “石库门”即以坚固的砖墙和石质的大门框得名。
图3亭子间人家。亭子间随石库门而来，后来的很长时间里，成为环绕上海人的记忆。
图4新式里弄。改良版的石库门，在上世纪30年代左右成为上海民居的主流。
上海，标准的四方杂处之地。上海的石库门，则是四方平民汇聚之区。石库门早已不仅是种建筑，而是一种文化。无论是名声显赫的大艺术家，生活拮据奋斗不止的“亭子间作家”，还是形形色色的“二房东”都是“石库门文化”的经营者、参与者。石库门对于上海城市性格的养育不可低估。
晨报记者徐运
石库门整合上海城市性格
“石库门体现出的是一种海派文化，它包含了包容、坚忍、和谐以及不断创新求发展的精神。”上海市档案馆文史学者、作家陆其国告诉记者，石库门建筑发展本身就是出于居住需要和适应环境而不断创新的过程。
最早的石库门建筑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的战乱迫使江浙一带的富商、地主、官绅纷纷举家拥入租界寻求庇护。中国人对于住宅的私密性向来就有很高的要求，但这与租界内有限的土地资源发生了矛盾。聪明的房地产商通过一种建筑式样的创新解决了这个矛盾——这就是石库门——具有浓厚江南传统民居特色，又按照西方联排居住的方式进行紧密布局，浓厚的中西合璧色彩的石库门在建筑史上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的传说。
陆其国说，早期的石库门建筑完整的格局是：进门后为一天井，天井后面为客厅（上海人叫“客堂”），之后又是后天井，再后面是灶间和后门。天井和客堂两侧分别为左右厢房，二楼的布局与底层相近，后门楼上有“晒台”。
20世纪初后，随着上海居民家庭向小家庭结构变化，居民生活习惯也发生明显变化，石库门住宅的结构和样式发生变化，有适宜小型家庭居住的“单进”（无厢房）、“两进”（一客堂一厢房）。其代表建筑有南京西路上的“静安别墅”、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等。
上世纪30年代后，上海住房再次紧张，部分住户又将多余的房间出租给别人，所以大多数石库门改变了设计的初衷，成为多户同住一间的住宅。
这一时期正是石库门建筑的成熟期，“石库门文化”也最终在这时成型。“石库门住宅既有私密空间，又有公共空间，居民在享受个人生活的同时，也更容易培养出更融洽亲密的邻里关系。”于是这家今天烧什么菜，那家明天有什么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随着居住密度的不断增强，居民便逐渐把本属家庭内的活动搬到了弄内的公共空间进行，加固了原有的亲密度。
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约有20万幢石库门房子，占当时上海民居的四分之三以上。量大而广的石库门整合着上海的城市性格。陆其国说：“石库门的有限空间养成了居住者的精致化处事方式，石库门的中西合璧松动了原有的价值观念、审美态度、文化立意和城市理念，磨砺出新的城市人文精神。”
人文荟萃的石库门
文化人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石库门里也是文化人集聚之地，可谓人文荟萃。住过石库门的文化名人——蔡元培、章太炎、柳亚子、邹韬奋、夏衍、田汉、丰子恺、刘海粟、周信芳、胡蝶、赵丹、陈蝶仙……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名单。
石库门建筑从诞生之初似乎就已命中注定饱含人文元素。陆其国介绍说，山西北路是最典型的早期石库门诞生地。这类石库门多为五开间，（后期石库门建筑一般都是三开间）。比如，山西北路551弄2号、3号、4号是“复式”石库门。护墙高而陡，采用西式彩色玻璃窗，屋内大堂四面和顶部有精致的浮雕木刻。梁柱窗栅，无所不雕，无处不刻，雕刻图案主要是寓意节节高的竹子及体现富贵吉祥的花卉。
很快，这片石库门建筑就迎来中国近代艺术大师、海派国画的重要代表人物吴昌硕。
1913年，69岁高龄的吴昌硕从苏州迁居上海，住进了吉庆里923号（今山西北路457弄12号）。他的书画篆刻独辟蹊径，深受大家欢迎，影响遍及日本、东南亚各国。另一位海上画坛大师王一亭与他是挚友。山西北路这幢石库门，房东是王一亭的侄媳，通过王一亭介绍租借给吴昌硕的。
吴昌硕卧室兼书房在二楼东厢房，画室则在二楼中间，朝南临窗放着一张大画桌，上面放着画具以及西泠印社社友的来往信札。这里也是他会见艺术界人士的地方。比如梅兰芳，就在这里见了不止一次。吴昌硕在吉庆里住了l4年，于1927年病逝在这里，享年84岁。
另一位画坛大师张大千也曾经寓居石库门。那是1932年，24岁的张大千从四川内江来到上海，住进了马浪路西成里（今马当路278弄）l6号底楼客堂间。隔壁的17号住的是张大千的哥哥，以画虎著名的张善孖。两幢石库门天井是打通了的，客堂间也打通了。17号的客堂间成了兄弟两人的画室，周围挂满了他们的书画。
事有凑巧，蜚声画坛的黄宾虹于1930年寓居西门路216号（今自忠路420号），相隔不远的两幢普普通通的石库门里，居然同时住下黄宾虹、张大千两位大师级人物。
“二房东现象”的盛行
现在的房屋租赁市场上出现的“群租”现象，其始作俑者正是出自石库门，而且多半是“二房东”所为。旧上海房屋租赁关系因层层转租、分租而复杂化。随着房荒严重，二房东以房牟利，以不同程度的中间剥削补贴一部分家用，也有不少以此为生的，成为石库门中的畸形儿。所谓的“二房东现象”也从中而生。利之所在，引诱人趋之若鹜，演绎出许多奇怪的世象。例如石库门里出现了“七重天”。七重天原是南京路上永安公司新楼七层楼上一家歌舞厅的名称，当时算是一个高档的娱乐场所。用在石库门里，却是二房东的“杰作”。20世纪20、30年代，许多石库门建筑搞“违章搭建”：天井、晒台被改造成房间，客堂间、前楼、厢房都可以一分为二，屋脊倾斜处可以搭出两个阁楼。这样一来，原来只能居住一家八九人的一幢房子，可以分租四五家乃至八九家，足足容纳二三十人。原来的两层楼房也成了四层楼，三层的变成六层楼，使用面积往往增加一倍有余。
做二房东成了稳妥的生财主道。20世纪40年代时，二房东一般超收房租400％-1400％。1944年江宁路一幢石库门里，二房东每月付给大房东134元，却向住在灶披间和亭子间的三房客收180元，这两处仅占全部居住面积的六分之一。此外，二房东还有更多的来钱门路，如抬高租金、加摊水电费、预收押金、收取装修费等等名目。
凡事不能一概而论。二房东中形象恶劣者不少，可也有些好人。著名剧作家洪深编剧的老电影《新旧上海》里有个二房东，就是一个善良的妇女。电影里表现的是房地产不景气，职员失业，教师拿不到工资，卖笑生意也不好，这个二房东就收不到房租，同样十分痛苦。不过一般说来，二房东总是赚钱的时候多。
“亭子间”见证作家奋斗
说到石库门，就不能不说“亭子间”。小小一方空间“冬凉夏暖”，待一会可以，要长年累月住在那里真是吃不消。“亭子间最早都是佣人住的，一般正对前楼，主人叫唤起来比较方便。”陆其国说，亭子间几乎都是朝北的，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二房东现象”盛行时，亭子间常被二房东租给一些囊中羞涩的租客，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亭子间文化”，也是“石库门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陆其国告诉记者，“亭子间”租客中，不少都是文人，尤其是还没有成名的“二三流作家”，他们收入拮据，生活清贫，不得不暂时“蜗居”于亭子间，“亭子间作家”们的生活非常艰辛。用煤球炉烧饭，到老虎灶倒水。钱不够了，吃一碗阳春面。即便这样，仍不免有一顿没一顿，交不出房钱还要被房东赶出来。
1934年11月，萧军、萧红抵达上海，起初两萧住进一家公寓，但公寓租房费昂贵，两萧难以承受，最后萧军的脚步停留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283号前的“招租”纸条前，说是小店后面二楼有个亭子间要出租，房租每月9元，外加水电费等，总共十几元。这对于两萧来说还是一笔可观的开支，但他们还是立即把它租了下来。拉都路的亭子间里没有阳光，刺骨的寒风肆无忌惮地钻进窗缝。
就在拉都路的亭子间里，萧军一口气创作了短篇小说《职业》、《樱花》、《货船》、《初秋的风》、《军中》等，其中《职业》经鲁迅介绍，刊登在《文学》第4卷第3号上。这是他在上海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拿了38元稿酬，足足可以交3个月房租了。萧红也开始在上海的文学创作活动，撰写了《小六》、《过夜》等散文。
小小的亭子间见证了这些作家们的清贫，也铭记着他们的奋斗史。
本期受访者
陆其国
上海市档案馆文史学者、作家。作品多见于《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副刊，《书屋》、《历史学家茶座》、《寻根》等刊物，发表过《旋转的舞场：上海往事》等多部著作。
推荐书目
《上海近代建筑史稿》陈从周、章明 主编
《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陆其国 著
（原标题：梦里云归石库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