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上午8点30分左右，广西东兴市一农村男子持砍刀到当地计生局，砍死2名计生干部、砍伤3名计生干部，还砍伤一名律师。当地警方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迅速处置，9点30分左右制服并抓获嫌疑人。杨强 摄
杀人纵火只为宣泄不满 影响恶劣成为社会噩梦
中国公安部25日强调，对实施个人极端暴力行为的犯罪分子必须坚决依法严惩，对扬言实施放火、爆炸等极端暴力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伤及无辜的个人极端暴力行为，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是不能容忍的。在韩国，人们把没有固定伤害对象的反社会犯罪称为“不要问”犯罪，曾有年迈的纵火犯被判处10年徒刑。在日本，无目的性的任意杀人行为被称为“无差别杀人”，法院曾维持对在闹市区泄愤凶犯的死刑判决。在欧洲，德国媒体把这种“犹如噩梦一般”的安全隐患称为“互联网一代”的激进行为，而荷兰人对这种犯罪的态度是“零容忍”。中国一名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人们不能去同情和纵容反社会和极端暴力行为，今天受伤的是别人，明天受伤的就可能是你自己。
秋叶原惨案给日本留下后遗症
近年来，日本发生多起“无差别杀人事件”，即无目的的任意杀人。2008年6月8日，在东京闹市区秋叶原的步行街发生7人死亡、10人受伤的惨案。年轻的凶犯加藤智大性格孤僻，工作没保障，自称“平常没有一个可以谈心的人，去商店买东西跟店员说几句话都觉得幸福，甚至在网络上预告要去杀人都没人理会”。同年7月22日晚，在东京八王子车站附近的一家书店，一个自称“工作不如意，很孤独，很压抑”的青年男子将在书店打工的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大学生杀死。
新潟青陵大学一名临床心理学教授在《谁都行就是想杀人》一书中分析了“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八王子马路恶魔事件”中行凶者的共同心理：杀人泄愤，杀谁都可以。这两起事件引起日本社会舆论的关注，很多人在谴责罪犯的同时也表示应关心眼下年轻人的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对一些不如意的人要多关心和帮助。日本法律对这种个人极端暴力行为不会留情。秋叶原凶犯加藤智大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来他要求减刑，但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决定维持原判。
7月到9月是个人极端暴力案件多发季
“世界各地安全机构的噩梦!”德国《图片报》今年5月24日以“个人肇事者，孤独的狼”为题，描述世界各地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伤及无辜的事件。文章说，挪威枪杀案、美国波士顿爆炸案等，反映出个人极端暴力行为无法预知，它给各国维护社会治安带来挑战。德国媒体还分析说，这是“互联网一代”的激进行为，他们可能是社会的受害者，但当他们反社会的举动走出一步时，他们又成为社会的毁灭者。
在德国，反社会案件近年来也频频发生，不仅造成不安定的社会气氛，还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2012年1月，在从海德堡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上，一名戴深色手套的男子向乘客发放纸条，一些人以为是宣传单就顺手接过来。一小时后，该男子在下车时突然对车厢里的人说：“你们所有人都中毒了。”接纸条的乘客很快出现双手刺痛、麻木等中毒症状。《法兰克福评论报》在报道该事件时说，这是犯罪分子对民众实施的“毒药攻击”，说不定谁下次就成为类似“攻击”的受害者。
韩国《每日经济》今年6月报道，韩国大检察厅分析研究了2012年55个“不要问”案例，发现采取极端暴力行为的人中，无业者占63%，打零工者占24%。精神疾病患者占35%，对社会不满者占25%。从年龄上看，社会压力较大的中年人居多，30岁至40岁的占63%。犯罪类型52%为伤害，32%为凶杀。受害者中女性占58%。在犯罪场所方面，大街上占51%，地下通道、公园等公共场所占16%。调查显示，“不要问”犯罪多发生在7月到9月的夏季。韩国刑事政策研究院崔仁燮博士认为，如果个人的压力长期得不到释放，累积的压力会伴随对社会的仇恨情绪日益增加，一点小小的刺激就会爆发出来。
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公布的一份官方调查显示，80%的英国民众认为反社会行为在过去一年增多。美国《时代》周刊7月18日的一篇文章称，研究表明，男性的反社会行为明显高于女性。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介绍，反社会型性格障碍通常始于儿童或少年时期并持续到成年时期，其长期行为特征为：无视法律、侵犯他人权益、操纵或利用他人，当他们将他人置于危险境地时并无负疚感。美国司法机关将反社会行为定性为“心理变态”的表现形式之一。
德国柏林社会学家马塞尔·哈森24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反社会行为不仅在发展中国家频频出现，在欧美国家也越来越多。哈森认为，该类事件多发，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因为社会转型引起，而在发达国家，主要原因是各国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拉大。近年来，德国焚烧豪华车辆的极端事件多发。2011年，柏林有近200辆汽车被烧。德国“科学信息”网曾以“心理学：反社会行为的起源”为题分析说，“无情和不负责任，无视社会规范，对自己的行为不悔恨、不内疚等都是反社会分子的特征”。
用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
德国《明星》周刊去年12月3日以“对抗反社会分子的计划”为题报道说，个人极端暴力行为已成为欧洲国家面临的非常严重的新问题。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对可能构成犯罪的反社会行为实行“零容忍”。马塞尔·哈森认为，要减少这种突发的伤及无辜的反社会行为，关键是打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缩小贫富差距，社会结构应该从“金字塔形”向“椭圆形”发展。各国政府应该更多关注底层民众的福利、孩子受教育机会、住房等问题。此外，还应发挥各种社会机构的作用，比如加强对人们的心理辅导等。
各国都在寻求帮助百姓解决问题的渠道。以韩国为例，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运营一个名为“国民申闻鼓”的综合信访网站。登录这个网站，任何受行政机构不当行为损害的人，都可以要求政府调查;对公职人员的不法行为也可以进行举报。该网站最大亮点就是“限时处理”——所有信访要求在登录7天内必须回复。根据国民权益委员会7月22日的报告，今年第二季度“国民申闻鼓”网接受上访27.3万件，平均回复时间为4.8个工作日。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王宏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发展中积累了一些矛盾，而且很多矛盾是因为缺失公平、正义造成的。要从根本上化解这些矛盾以及减少个人暴力事件频发的问题，还需要政府跟群众打成一片，解决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
王宏伟说，我们的社会系统越来越开放，但也越来越脆弱，我们面临的危险和风险都高度不确定。这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它带有全球普遍性。比如今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犯罪嫌疑人使用压力锅装置炸弹，这种手段在2005年10月的印度新德里爆炸案中也被使用过。公众非常容易从互联网上获得相关制造简易炸弹的信息。因此，重点部门要有一套相应的防范措施。对个人极端暴力行为，人们也不能去同情和纵容。【 环球时报驻韩国、日本、德国、美国记者 万宇 黄文炜 青木 丁雨晴 本报记者 胡笳】
（原标题：个人极端暴行在全球遭围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