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张永文
“执行任务时可能会有些紧张，毕竟按钮一按，不到1分钟人就没了。”郑君从警十多年，作为省内某市中级法院的一名普通法警，他多次参与死刑犯的处决任务。最早是枪决，如今多是注射处决。
郑君是一名普通的司法警察，即外界熟悉的法警，日常工作主要是警卫法庭、维持审判秩序，“就是值庭，除了控制到庭的被告人，庭审时也要传带证据材料之类的文书和带证人。法院判决强制执行时，查封、扣押、没收和转运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郑君说，对死刑犯执行最后判决只是法警工作的一部分。
生命只有一次，错过就没有机会重来。作为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刑罚方式，死刑被称之为生命刑。作为死刑犯最终处决的执行者，行刑者不但要严格执行所有法定流程，而且更能感知死刑犯在人世间的最后时刻。
受严格工作纪律的约束，行刑者极少对外袒露心声，对在自己伸手可及的方寸之间让一个个生命转瞬即逝，行刑者大多承受着常人无法体会的心路历程，更抑制着自身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个生命本能的怜惜，因而也更多了对生命和生存的朴素感悟。
执行任务一旦确定不能请假
经半个多月的沟通，郑君和同事终于同意在单位附近的一家茶馆接受采访。
比约定时间迟到了30分钟，郑君和同事坐定后点了一壶汉中午子仙毫。寒暄了一会儿，伙计端着茶壶敲门进来，摆好茶杯，又把一个小扁盒放在郑君跟前。郑君看着东西，笑着说：“你们现在都机灵得很，知道我爱这个。”
那是一盒半旧的塑料质地军棋。年届四十的郑君，业余时间喜欢和同事们喝茶、下军棋。他解释说，很多死刑执行的案子都是零点开始，为不影响家人休息，法警们一般晚上会早早出门，在等待时，多聚在一起下棋打发时间。
此前联络中，郑君多次询问采访动机，并要求看过采访提纲再决定是否见面。作为敏感话题的死刑执行，郑君在近十多年来每年都有参与。“这就是一份工作，我们只是国家暴力机器中的一个普通行为人。总有人要做，我们只是恰巧承担了这部分工作。”
按现行的法警工作职责，理论上每位法警都可能参与执行死刑工作。“但不一定，有的可能就从来没有编组参加过，平常大家也不怎么聊这些事情，只有同组的会偶尔因为别的事情说起来执行。”郑君说。
早在十年前，郑君就参加过执行死刑工作，“提前三四天法警支队领导就会通知，什么时候有任务，执行几个。任务一旦确定，我们就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不能请假，到时说有事要请假是不允许的，那就属于事故。毕竟这是一份特殊的任务，临时换人绝对不可以。”当时执行都是枪决，郑君说自己受领任务后从没请过假。
“这就是一份工作，能做不好说的工作。”郑君对死刑执行工作内容，从不给亲友们说，妻子也是结婚后很久才偶然知道的。
在死刑犯面前我们代表司法正义
“到看守所提出死刑犯，上了车就直接去刑场，我们执行的拿枪坐后面的车。刑场都是几天前选好的，也有备用刑场，但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临时换刑场的。”当时的要求就是一枪毙命。
“扣扳机后，后坐力会让你往后使劲，前面的就往前走。没有社会上传说的开完枪扭头就走。其实一般都要在位置上看着等一会儿，执行得到确认，补枪我是没遇到过。”郑君解释说，处决时法警等执行人员一般会佩戴口罩和宽边墨镜，是为了阻挡被执行人在瞬间溅洒的东西。执行完任务回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换衣服，脏衣服一般也都是他们自己洗。
“戴口罩眼镜是为了保护，根本不存在谁看谁一眼或者怕的说法，在死刑犯面前我们代表着司法正义，他伏法是咎由自取，是对受害者的交代，是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也是对极端犯罪的惩处。”郑君语速很快，声音很硬。
郑君2006年左右开始参与注射死刑执行，此前曾受过严格的培训。
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方式执行。这是我国首次将采用药物注射执行死刑的行刑方式写入法律，并于1997年1月1日正式生效。
国内首次采用注射死刑执行是1997年3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中院对两名死刑犯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2002年4月25日，陕西省首例注射死刑由渭南市中院执行。
受多方面条件限制，截至目前，我省仅渭南、汉中和西安等地在死刑执行中出现注射执行。
“注射执行，大家压力都小些，也文明些，更人道，用这种方式也可以剥夺了罪犯的生命权，受害者家属也应该理解。”一起来的郑君同事插话说，他自己已经数年没有去过枪决刑场。
大多数死刑犯都有忏悔
“开庭案件多的时候，执行死刑和普通案件开庭都是穿插进行的，时间长了也不是多紧张，这就是一个工作，每个工作都有紧张和疲劳的时候，里面也有喜怒哀乐，人的情绪心理都是有曲线的。”郑君和同组的法警有时上午还在庭审现场，下午就陪同法官去看守所提死刑犯，当场对其宣读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通知。
一旦罪犯的死刑复核通知上写明“死刑，立即执行。”原审的中级法院就会由法官和法警去看守所，提人通知。“法警支队这时就通知执行任务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三天时间完结这次执行。”
这三天通常这样安排：第一天通知死刑犯，第二天安排亲属会面和物品移交，第三天执行。
“通知死刑犯回到单位，我们就要检查行刑注射车的车况和操作系统，专门有人在院里走手续，申请执行用的毒剂和器械。如果还安排有家属会面，一般都是组里的女法警联系，并安排对方食宿和会面时间之类的细节。”
注射死刑使用的毒剂都是从最高法院申请，通过保密途径运输，每剂的申请和使用有着极为严格的控制规范。
亲属会面是法官和法警最需要格外注意和警戒的环节，地点都在看守所内指定房间。
“其实只有赶来的亲属不知道这是和他们亲人的最后一面，其余的人，包括死刑犯都知道。”郑君说，由于警戒工作需要，现场法警能听见每个人的每一句话。
“绝大多数的暴力和毒品犯罪死刑犯，还算相对平静，一般能劝说和嘱咐家人一些事情，也就是最后遗言。这个时候大多都能看到死刑犯的忏悔，这与他们在押期间的改造和心理转变有关。也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原因。”
而一些反人类底线的死刑犯，一般不会要求会面。
“大家都是人，一些死刑犯年纪很轻，或许是家中独子。有些人孩子还小，都还没懂事。转眼就生死离别，再也没有机会见面。”郑君说。
郑君并不回避自己有时会在会面现场有强烈的情绪波动，他说更难的是那些女法警们——家属要她们组织带来又要亲手带走，“一般人很难承受这样的情绪波动”。
从注射到死亡多在一分钟内
这种现场氛围，有时也会让法警们想到受害者，都是人，无端剥夺他人生命者，自己也将被剥夺生命，从而陷入同情和愤恨的情绪。但长期的工作经历会让法警们很快跳回工作和执行任务的心态上，让一时心绪上的矛盾和冲突快速消退。
执行当天，法警们会早早和指挥执行审判人员和法官赶到看守所，同级检察院也派员到现场监督。
在将死刑犯提出死囚后，看守所民警会指示卸掉死刑犯的脚镣等戒具。如果有家属带来的换用衣物，会被准许更衣。随后，头戴防暴头盔的法警会押死刑犯验明正身，后者被告知死刑执行通知内容，签字确认。随后，死刑犯会被押上执行车，被束缚在执行床上。
行刑车到达规定地点后，执行法警会在死刑犯肘关节附近用针头扎进静脉，这被称为“打个通道”，和打静脉点滴一样。随着监控车的现场指挥者执行命令下达，多名法警中的一人会按动注射键。工作的注射泵会有很轻的噪音，“出现声音就说明药已经打了。”
执行时，郑君和同事们更留意脑电波波动声音变为直线的连续声音——这意味着死刑犯已经在医学上宣布死亡。从注射毒剂到死刑犯毙命，间隔大多不到1分钟。“除了必须的口令，一般不说话。遇到特别紧张的被执行者，会说几句和案件本身没关系的话，转移注意力。很多时候，说说就没有声音了。”
行刑者会定期接受心理干预
执行任务时，郑君说会有压力，主要来自执行步骤的精确要求和对意外的心理准备。
“现场指挥者，我们私下叫监斩的，他的手机必须畅通，应对执行时的突发事件，即来自更高一级法院的存疑临时通知，一旦出现执行要暂停。外地出现过，枪保险都打开了，最高院把电话打到刑场，要求暂停执行。”
郑君说多年来尚未亲身遇到，但职业要求他们一直高度留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人死不能复生。
毒剂注射执行泵被关闭后，法医会被通知检测死刑犯的生命指标，检查结果要求详细记录。这些数据，以及执行车上脑电波检测仪打印出的连续波形图，会被现场签字封存。
最终和死刑犯临行前签字确认的死刑执行通知书一并上交给最高人民法院以备查验。尸体随后被殡葬车拉走，收拾行刑车后，法警们的一次执行任务才算结束。
工作的特殊性，让郑君和参与死刑犯执行的同事们，按期接受专业心理干预。细节他没有透露，仅称每次执行完任务都会接受一对一的心理干预；此外，平时还有心理测试和辅导。
“本身这个事情是正义的。在没有废除死刑之前，你不做，别人也要做。想通了，就好啦。”郑君说最初，他曾有过心理障碍，甚至想改行，但渐渐地就过去了。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今天也没有错”
郑君当年高考结束后，班主任说的两句话：“一句是善待你身边和你遇到的人，另外一句是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
老师还解释了第一句话，说你们在一起三年，毕业后天各一方，一辈子或许都不会相遇。
对于“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郑君有自己的解释：“能独善其身就是兼济天下了，一个人诚恳做事而不做坏事，就是在做好事。”作为法警，很多被执行的死刑犯庭审，郑君都参加过，许多人就是追求自己所谓的“达”，而失去太多甚至是仅有一次的生命。
“以前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今天也没有错，判死刑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再就是激情杀人，一时想不明白，就杀人了。”
他说，并不想给死刑犯找理由，而是一次次见证死刑犯的人生最后两三个小时，有感而发。
“大多数最后时都比较平静，不多说话，对自己犯罪所应受到的惩处也想通了。”对死亡的恐惧，一些死刑犯最后时刻连步子都迈不出，整个人都是恍惚的。
他参与执行的多起暴力犯罪且手段极端残忍的死刑犯，有个别人死到临头会有一些故意的夸张行为，“其实是做出来的，对自己的生命都不尊重，还能说什么呢。”郑君说，他不愿意过多评价。
临刑前，驻足看天足有两三分钟
“涉及毒品和激情杀人死刑犯，对生命的眷恋更为强烈。”郑君说。两年前，他曾参与执行一次死刑任务，该犯是个大学生。那次执行任务中，郑君只负责押运带人。接过犯人时，犯人回头感谢了管教民警和看守所几位负责人。收押已半年多，他对自己的罪孽有了深刻忏悔，并对管教怀有敬意。
“死刑犯交给我们，管教转身就走。大家都很熟悉，以前还说两句，这次一句话都没说。也许都觉得这个孩子很可惜吧。”履行完各类手续后，死刑犯换了套新衣服，就被郑君和同事押着上行刑车。
“这时他突然说了句天真蓝呀，一边走，一边看天。”全副武装的郑君和同事几乎同时放慢脚步，最后停下。大家静静地待着，没人说话。那个曾是大学生的死刑犯就那样站着，一动不动看着天空，足足有两三分钟时间，才被要求上路。十几分钟后，他被确认脑死亡。
“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判决上，是不是该思考和讨论一下这个事为什么出来，社会得到了哪些教训。”“人活着才有希望，才有机会改变生活。”能否向社会提出一些忠告，郑君想了一会儿，说没有，“还有谁不知道贩毒、杀人要判死刑？侥幸，都是心存侥幸，想用一个错掩盖另一个错。”
郑君说他的工资稍微好过普通工薪阶层，家中没有私家车，但他很满足。“别把自己弄得太累，把身体搞好，多活一年就多挣一年钱，很多人算不来这个帐。”郑君的特殊工作，妻子婚后才知道，不需要太多解释，在家里，他们从来不谈论这些。
郑君和同事参加一次执行，就多记一次加班，补贴和其他职业加班差异不大。
相比2008年以前，如今每年执行任务次数在减少。“2008年奥运会前后有了明显变化，此后死刑立即执行判决比此前少了一半。这就是慎杀。”去年执行的任务次数只有2007年的三分之一，绝大部分是严重暴力犯罪，经济犯罪类的，少了。（注：应采访对象要求，郑君为化名。）
（原标题：这就是一份工作能做不好说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