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拟的世界里，竞争、合作、利益、道德审判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交杂在一起，显现出今日中美网络暗战的复杂与真实。
记者｜邵乐韵 实习生｜韩洁颖
在香港待了34天后，“烫手山芋”斯诺登飞往了俄罗斯，中美暂避了一场可能升级的外交摊牌。
连日来，斯诺登的重磅曝料，让美国从网络道德的制高点跌下。据香港《南华早报》获得的资料，美国政府多次入侵中国手机运营商的服务器，以窃取“上百万条短信内容”，同时还对中国顶尖高等学府清华大学的主干网络发起大规模的黑客攻击。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挺气急，明说斯诺登是美国叛徒，暗指这小子是中国“间谍”。对此，中方回应显得淡定，除了回以“无稽之谈”，反过来“对最近所披露的美政府有关机构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等情况表示严重关切，这再次证明中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并向美方提出交涉。
“一度因其自由、创新和繁荣成为各国之中一道亮光的美国，现在正经历一个衰落帝国的死亡阵痛。”《华盛顿邮报》如是说。
不管怎么样，斯诺登选择到香港“抖包袱”，有意无意地给一直处于中美网络战守势的中国提供了一张好牌。按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戴维·皮林的说法：“美中围绕网络间谍争论的形势已被改写，再也不会回到从前。”
“受害者”之辩
2011年3月，美国前外交官、莱斯大学信息技术和公共政策专家斯托弗·布隆克在美国空军刊物《战略研究季刊》发表了题为《炸毁：中国的网络战争(2020年8/9月)》的文章。
文章中，作者极尽想象描述未来美国及其同盟国和中国之间爆发网络战争的种种场景，作者甚至假想未来10年，中国会以“挑战者”身份，主动引爆中美网络大战。对于布隆克的假想，很多人不能认同，尤其是对谁率先发起“网络安全战”这个问题，中美双方各执一词。
回顾数字版冷战史，可以发现美国一直扮演着受欺负的“小媳妇”形象，为了所谓的网络理想世界奔走呼号。从“谷歌事件”到“网络窃密”的指控，从“网络安全最严重威胁”的界定，中国只有被动接招的份儿。
自2008年起，“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到《纽约时报》、CNN都在暗示，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网络黑客，做出了窃取美国军方信息和大型企业技术等危害美国网络安全方面的行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院长韦宗友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
2010年3月23日，Google总部发表声明称“Google及另外20余家美国公司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复杂的网络攻击”，随即谷歌公司正式退出中国内地市场。
小事逐渐演变为大事，就在G粉与百粉(百度的粉丝)骂战正酣之际，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迫不及待插上一脚。除了对谷歌自称遭受的黑客攻击表示“关注”外，前者更发表了关于网络自由的长篇大论，“从事网络攻击的国家或个人，应当面对后果和国际谴责”，“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上，对一国网络的攻击可能是针对全球社会的攻击”。
希拉里的“新冷战”论调激怒了一直想低调处理此事的中国政府，中方的回应强硬但针针见血，“中国的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黑客攻击行为，同时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将商业问题政治化”。
《世界报》认为，谷歌这场高调退出的闹剧标志着中美在网络领域全面角力的开始。
如果说谷歌晦涩不明的结局是人为造成的，那么山东蓝翔技校和上海浦东的一个老社区就是躺着也中了枪。
2011年6月，美国媒体大肆炒作中国山东蓝翔技校是“中国黑客大本营”。之后，美国人突然发现中国遍地都是网络高手，河北衡水某企业、河南郑州某高校教师纷纷被冠上了“网络民兵组织”和“黑客高手”的称号。
危机在今年2月份进一步扩大，美国电脑安全公司曼迪昂特发布了长篇报告《曝光中国网络间谍组织之一：APT1》， 这个花了6年分析了141家企业长达76页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APT1可能是(中国)政府资助的，是最持续的中国网络威胁行为体之一。
“在上海浦东一个老社区内，在遍布餐馆、按摩房和酒店的大同路边，一栋白色的12层楼，就是解放军61398部队的总部所在地。”《纽约时报》对曼迪昂特公司指控的所谓“中国军方黑客”所在位置做出上述精确描述，该报网站上，甚至刊发了这栋楼的图片。
相较于以往说法的隐晦含蓄，这次报告如少年壮士般激愤，“是时候认识到威胁来自中国了，我们希望做出自己的努力，让安全专家们武装起来并做好准备，以有效对抗该威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迅速驳斥了这一不实的攻击，甚至援引一份报告称，在中国2012年遭遇的网络攻击中，源自美国的网络攻击数量名列第一。
但是这一辩驳收效甚微，美国的同盟国纷纷加入指责中国政府的行列，西方的媒介审判让中国在这场“网络战”中暂居下风。
哪怕就在习近平走进安纳伯格庄园的前夕，美国朝野还在热炒中国网络间谍案。连美国媒体都认为“他(习近平)将面临挑战”。
战场上没有永远的输家，斯诺登的横空出世给在网络战舆论攻势上处于守势的中国送上一张好牌。他的曝料适时地暴露出美国对中国发动“网络战”的事实，揭示出了美国政府近半年多来密集地指责中国犯有“网络罪”背后的虚伪。
其实美国情报部门在网络监控及窃密方面是不折不扣的老手。早在冷战时期，美情报部门就曾联手美国西方联合电报公司，偷阅了不计其数的电报。如今，美情报部门简单地换了个“马甲”，便又开始在网络空间兴风作浪。
不过这次，相比欧洲国家的口诛笔伐，中国政府的回应格外低调。
“西方国家之所以大规模地批评奥巴马，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忍受美国居然会对自己的盟国做出这样的事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朱峰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这样表示，“中国政府做出谨慎的回应是很正确的，这次的口水战虽然给中方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炸弹，但是中国需要很好地利用这张牌，中国一方面需要提供一个伤害报告(damage report)，评估美方的行为究竟给我国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提出条件，让美方做出让步。”
许多人把“贼喊捉贼”这个评语送给了山姆大叔，不少人乐见这场“口水战”愈演愈烈，但其实没有谁能够成为这场大战的赢家。
一直渲染网络空间“中国威胁论”的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6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美国亚太区域安全政策”演讲时表示，网络入侵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
而习近平在庄园会后和奥巴马一起出席的联合记者会上也恳切表示，由于网络还是不断更新的新技术，(中国)在管理中确实还存在问题，中国同意就相关问题做出调查；会在相关问题做出调查的基础上和美国就网络行为的规则和规范问题上进行对话。
竞争不可避免
如果将斯诺登事件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框架下，其历史性的作用并不是他如何成为中美网络口水战的炸弹。与此相反的，这场世界性的震荡，极有可能成为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对规范和管理网络空间活动的一次契机。
“目前的网络空间就像太空和海洋一样，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全球公域。”韦宗友将无政府状态下，网络空间的中美两国关系归纳为“利益的竞争与合作”。
信息技术发源于美国，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最自豪的“文明成果和文化资本”，因此美国人很早就懂得了“信息优势”的重要性。
2005年6月，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计划永久保持对互联网的监管，成为域名的主人。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一方面鼓励扶持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号公路沿线这样的信息技术创新基地，一方面政府在政策上鼓励创新，在资金上提供研发资助，鼓励先进军用技术民用化，大量网罗信息技术人才。
而对于一直处于网络产业链下游市场的中国，即使想努力成为信息时代的弄潮儿，但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还是难逃望“美国”项背之宿命。
按照斯诺登的说法，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美国在线、Skype、YouTube、苹果等美国9家最知名的IT公司均参与了“棱镜”项目，而思科这样的美国巨擘更是长年在中国参与诸多要害部门的网络通信项目。联想到华为、中兴这些年在美国市场因为“危及美国国家安全”而在进军美国市场的道路上屡屡受挫时，美国想一家独大的野心昭然若揭。
中国电信专家项立刚的微博写道，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通过ClSCO路由器监控中国网络和电脑。骨干网上的路由器被黑，意味着任何一台电脑都被NSA联在一起，一个国家的骨干网的建设，确实存在重大的安全问题。美国人之所以抑制华为与中兴，也说明他们自己知道是怎么干的。未来的核心网络采购会越来越封闭，这可能是一个方向。
有专家建议官方对网络安全立法，对政府、央企、军方等网络产品采购的国产化作出明文规定。但朱峰对中国现在是否完全有能力进行研发表示了担忧。
除了技术的博弈，在互联网自由和网络主权问题上，中美两国也互不相让。
深谙互联网威力的奥巴马上任不到4个月就大力推行网络外交，组建网络司令部。2011年5月美国政府出台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指出“网络空间的基本自由应该得到保障，连接自由和信息流通自由不应受到阻碍”。
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表面打着捍卫互联网绝对自由的旗号，实则批评中国搞“技术过滤和网络审查”是在树立“网络柏林墙”，称中国“分隔互联网上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做法“无法持久”，且“最终将付出经济代价”。
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在网络主权问题上总体处于劣势，但是立场却十分鲜明。
中国政府认为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避免信息网络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新工具，尤其不能以“网络自由”为名，行“网络强权”之实。
2011年9月12日，中国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驻联合国代表在第66届联大上提出确保国际信息安全的行为准则草案。这份文件呼吁与“散布旨在宣扬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或破坏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信息”做斗争。
与此同时，网络军备竞赛的加温也助推了网络安全问题的爆发。正如核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蒙上了毁灭的阴影一样，信息和网络技术在促进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同时，与之孪生的网络武器也开始困扰国际社会。
为了确保自己在网络空间的绝对优势，美国政府砸重金推行“国家空间可信身份国家战略”和“爱因斯坦计划”，着重网络武器的研发和使用。目前，美军在全球4000多处军事设施中建有1.5 万余个计算机网络，装备了“特洛伊木马”、“逻辑炸弹”等2000多种病毒武器，并频繁进行以实战为目的的“网络风暴”系列演习。
《纽约时报》曾经披露，对伊朗核电站造成重大损失的“震网”病毒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研发的，并由奥巴马总统下令投入实战。
“美军在网络空间的扩张可能会引发网络军备竞赛。如果美军参与攻击性的网络行动，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跟进”，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对未来可能产生的网络军备竞赛漩涡表示了担忧。
中国国防部于2011年5月宣布设立了“网络蓝军”，目的在于提高部队的网络安全防护水平。但这没能让五角大楼安心，美国防部出台的《中国军力报告》宣称网络战是中国正在积极发展的一种作战能力。
《时代》周刊网站写道，尽管中国的“网络蓝军”名义上是自卫，但考虑到中国丰富的人才储备和政府慷慨的资金投入，中国能够在虚拟战场上进行迅速和匿名攻势，这一前景将令世界其他领导人坐卧不安。
但就中美两国的网络军备竞赛是否会一发不可收拾，两位专家都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
“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一国经济发展和安全密不可分，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更是会未雨绸缪。”韦宗友说，“中美之间，至少是中方没有把美国界定为敌人，而美国也没有明确地把中方界定为敌人。加上中美两国人与人在内的社会层面交往密切，所以中美两国都不会采取这种自杀式行为。”
“中美两国与其隔空打口水战，还不如大家回去坐下来认真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相互的妥协和退让是必要的。”朱峰表示。只有中美两国为建立和践行网络安全规范首先建立起合作的楷模，网络空间才能真正成为21世纪世界稳定与繁荣的全球公共基础设施，网络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得以保障。
合作是未来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通过国际合作维护一个“安全、可靠、公正、和平”且保持开放的网络环境，将成为中美共同的命运之唤。军事科学和安全问题专家亚尔诺·利姆内尔说：“两个超级大国都明白，合作是应对网络挑战的唯一方式。”
2011年1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伦敦互联网自由大会上承认，“互联网本身不是消耗性和竞争性的，一个人利用对互联网的使用并没有减少其他人的机会”。
韦宗友认为，中美网络安全合作“需要双方平等协商，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2011年11月1日至2日，在伦敦召开的网络空间国际会议，是首次由政府召集的网络议题国际会议。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派代表参会，美国副总统拜登还通过视频形式向大会的召开表示欢迎并致辞。虽然与会的近60个国家达成完全的一致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向制订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迈出的第一步。
一个月后，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和美国微软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在华盛顿举行，来自中美互联网业界、学界和政府部门的180多名代表与会交流，议题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社会责任、社交网络发展、互联网治理、网络安全等。该论坛成为了中美在互联网领域沟通合作的重要平台。
今年6月初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哈格尔表示中美建立网络工作小组是促进双方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对话的有益举措，美方愿与中国等伙伴在建立网络空间国际准则方面加强合作。
有法可循只是故事的开始。同为网络犯罪的受害者，中美两国在开展网络安全执法的问题上有着不少共同语言。
世界上第一个针对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网络犯罪公约》是由美国与欧盟等国共同草拟的，目的是寻求应对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问题的应对措施。对参与《网络犯罪公约》的经验数据的分析表明，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和支持是应对网络攻击和网络犯罪的重要条件，而且合作越紧密，防止网络攻击的应对能力就越强。
2011年8月，中美警方联手破获了全球最大的中文淫秽色情网站联盟——“阳光娱乐联盟”，这一举动成为双方合作打击跨国网络色情、人口贩卖、诈骗、赌博和黑客攻击破坏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基石。
2012年5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访问美国，在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时，双方亦同意就应对互联网安全威胁进行合作。帕内塔说，为避免将来数字化威胁导致的危机，美中两国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梁光烈在表示中国是近年来网络入侵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的同时，也明确表示北京愿意参与加强网络安全的共同努力。
政府层面的联手如火如荼，两国智库和民间机构的沟通渠道也日益顺畅。
截至2012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已联合举办了六届“中美网络安全对话”学术交流会，围绕中美如何在网络空间构建互信关系、网络空间国际准则的制订、中美打击网络犯罪执法合作以及应对网络安全新威胁等议题展开讨论和对话，并联合发布了《网络安全合作双边对话备忘录》。
网络技术手段为基础的对信息的监控、获取和利用能力，正在成为国家间竞争最为激烈的“看不见的战线”。虽然共享网络技术对美国而言意味着一项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让位，但是通过“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思路照顾世界其他国家，有助于提高国际互联网治理的合法和公正性。
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共同倡导下，中美计算机科学高峰论坛2006年开始举办。2011年10月21日，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中美联合主办的硅谷高科技创新和创业高峰会议上表示，信息技术领域空间巨大，中美在该领域并非“零和游戏”，两国应该创造更多机会分享彼此的创新成果，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创造就业等服务。
兵不见刃而须臾天下定，得网络者得天下，这是一个毫不夸张的趋势。美国担心其日益依赖的信息系统可能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中国则担心“美国在操作系统中留下的后门”会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竞争、合作、利益、道德审判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交杂在一起，显现出今日中美网络暗战的复杂与真实。
过去的秘密如今已成为公开的历史。1844年，流亡在伦敦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革命家朱塞佩·马志尼揭发英国政府私自拆开了他的邮件，这起国家监控案轰动一时。这是人类历史上公众对“官方机密”的第一次指摘，在公众中引起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尽管，事实上，政府签发命令私拆公民信件的行为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
撰稿｜田 晟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关于“政务机密”和“公民隐私”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始于19世纪中期，至今有不到两百年的历史。
源起1844年英国马志尼事件
1844年在英国曾发生过一次轰动一时的监控案：流亡在伦敦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革命家朱塞佩·马志尼揭发英国政府私自拆开了他的邮件。
马志尼是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重要人物，在意大利和法国都坐过大牢，并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死刑。马志尼称伦敦政府对他实施了“邮件刺探”，他确信英国的内政大臣詹姆斯·格拉汉在奥地利大使的要求下，命令检查他的通信。奥地利大使一直担心，发生在意大利的暴动将引发遍及欧洲的革命运动。
马志尼设计使邮局露出马脚：他在信件中加入几颗罂粟籽、几根头发和一点沙粒，用蜡封好，然后通过邮局将信件寄给自己。但当封口完好如初的信件抵达，被马志尼拆开后，他却找不到自己的那些小记号。马志尼之后通过自己的朋友、国会议员托马斯·邓库姆向下议院提交请愿，要求格拉汉回答英国政府是否真的下令私拆公民信件。格拉汉给出今天美国国家安全局仍在使用的答案：“此事机密。”
不过，过去的秘密已经成为公开的历史。
马志尼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官方机密”的第一次指摘，在公众中引起广泛影响。英国下议院最后成立了“机密委员会”来调查国家法律中关于“邮局扣押和私拆公民信件行为”的法规，并调查当局如何行使运作此种权力。
1844年8月，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邮政局内部如何运作的冗长无聊的调查报告，指出马志尼的信件的确被拆开了，而且在邮局中存在着一个“秘密部门”从事此种活动。但是这种行为也绝非在大范围内展开。“我们现在签发的拆信命令每年不会超过8次。”报告这样写道，“也大概只牵涉到16人左右。”报告指出，那种声称邮局的秘密部门有时将“一整袋的信件”送到内政部的说法纯属谣言，这很令机密委员会松了一口气。
当时的美国对此事密切关注。《纽约论坛报》谴责私拆马志尼邮件的行为是“对信用和礼貌的野蛮破坏”。事实上，政府签发命令私拆公民信件的行为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但在马志尼揭露这一事实之前，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马志尼揭露邮局监控事发两个月之后，邮局的秘密部门被撤消了。但是监控行动却没有停止。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秘密的做法。
马志尼信件私拆事件和美国棱镜门都昭示了“秘密”和“隐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秘密是很小范围内的共享信息，而隐私则是只属于个人的东西。马志尼认为自己的通信是隐私，而英国政府一直隐藏着私拆其信件的秘密。
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最近起诉奥巴马政府，称国家安全局的监控行为是对“个人隐私权”的“粗暴侵犯”，奥巴马方面则辩称，无论是监控计划，还是监控行动，虽然未对公众公开，但是经过国会授权，并置于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监管之下。
“透明政府”的理念被广泛认同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秘密和隐私的关系可以被看成是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对隐私的保护总是发生在秘密行动被曝光之后，从未超前。换句话说，人们总是在自己的隐私被曝光之后，才开始各种各样的防卫。
“秘密是阴谋的工具。”1843年(监控马志尼事件发生的前一年)，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公开性》的文章，文中写道：“因此，这不应成为政府的工具。”边沁所说的“公开性”基本等同于现在的“透明度”或者“开放性”，“没有公开性，任何美好事物都不会长久，有了公开的监督，邪恶无处藏身。”边沁因此呼吁，立法机构应当吸收普通民众参与，立法机构的辩论也应当公开。边沁认为公开性不仅能够教育民众，使公众通过阅读政府议题来了解政治过程，并且公开性还能够改善政治决策的内容，因为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在监督之下，会表现得更好。
1844年的马志尼事件中，许多人表示认同“公开性是秘密的敌人”的观点。马志尼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为什么这些人对待自己国度的同胞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公众需要公务员承担职责和义务，并且这些职责和义务必须公开。‘秘密’是‘恐惧’的代言词。”
边沁的观点不仅影响了议会和大众对马志尼事件的反应——民众对于终结政务机密、提供透明度的呼声不断，而且也影响了美国人对民主观念的理解。神秘的神授君权已被民主所取代，统治者因选举而产生，国家事务应向民众公开。在民主国家，公开性是政府应该具备的美德。
隐私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
比边沁关于公开性的观点更有影响的是随着家庭生活而产生的对于隐私的要求。隐私权随着个人主义的诞生而诞生，并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声势日隆。19世纪的美国人对随着家庭生活的界限而产生的隐私权相当重视。
1890年，两名波士顿律师塞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在《哈佛法律评论》中发表了一篇名为《论隐私权》的文章。
布兰代斯的父母来自东欧，曾经支持过发生在1848年的奥地利的一次失败的起义(这次起义就是1844年督促英国内政部私拆马志尼信件进行调查的那位奥地利大使所担心的事情——四年之后这场革命还是发生了)。伴随着对起义的镇压而来的是一场反犹太主义运动，这导致了布兰代斯一家移民美国。布兰代斯于1856年出生于肯塔基州。1870年代的时候，他和沃伦同学于哈佛法学院，并协助创办了《哈佛法律评论》。毕业之后，两人一起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沃伦来自波士顿的婆罗门阶层，于1883年和一位参议员的女儿梅布尔·贝尔德结婚。1882年到1890年之间，共有近60篇关于沃伦一家家庭生活的消息见诸报端，其中包括分了两期刊发、对沃伦夫人的母亲和姐姐葬礼的头版报道。沃伦为此勃然大怒。
在《论隐私权》一文中，沃伦和布兰代斯提出了一种从未被界定过的权利——隐私权。他们认为，隐私权是保护“不可侵犯的人权”的必要手段。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出现在以后每一次关于侵犯隐私权案件的判定中。
沃伦和布兰代斯认为，隐私权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产生，最终成型于现代社会。他们认为，隐私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公开性”的含义和本质的演变而逐渐生成的。伴随着文明演进而来的是越来越紧张和复杂的生活。受文化的影响，人们对公开性变得更加敏感。对个人来说，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己的空间，独处和隐私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威胁侵犯着人们隐私的各种方式就存在于现代生活中，给人们带来比肉体伤害更加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和错乱：报界的照相机长镜头伸进了人们的个人生活，越来越多的机器发明使得本应局限于家庭范围的隐私成为大众街头巷尾的谈资。
布兰代斯于1916年起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判决了1928年奥姆斯特德诉美国政府一案。奥姆斯特德曾是西雅图的一名警官，后来违反了禁止进口和销售酒精的“禁酒法令”，成为一名私酒制造者。奥姆斯特德于1924年被捕，指控他的犯罪证据正是通过窃听得来。1928年，最高法院需要判定的问题是，通过窃听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或者说，这种收集证据的手段是否违反了第四和第五宪法修正案。最终，法庭以5:4的判决，裁定对奥姆斯特德的窃听符合宪法，奥姆斯特德被判有罪。(奥姆斯特德在服了3年苦役之后，于1935年被罗斯福总统特赦。)布兰代斯对奥姆斯特德的定罪投了反对票，他认为窃听奥姆斯特德的电话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今天，正如布兰代斯所预测的那样，随着科技的进步，政府的监控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窃听。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说法，棱镜计划“直接对美国九大因特网公司的中央服务器进行监控”，虽然所有的公司都声明这并非实情。
当今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最大一个悖论就是——晒信息和藏隐私：人们一边形形色色忙着保护自我隐私的人们，透过一面设计荒诞的棱镜，无止尽地看着自己和他人折射在其中的面目。
斯诺登们的故事，电影里应有尽有
不得不感叹电影人的敏锐，什么样的现实都能在电影里获得镜像的照应。正如最近到上海参加国际电影节的大导演奥利弗·斯通所说，斯诺登的故事早在十年前已经被好莱坞用一种喜剧化的方式呈现给民众。
记者｜阙 政
美国政府窥私，这不是件新鲜事。其实，人类热爱窥视，也早有无数的证明。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度，为了满足“知己知彼”的兵家技战术，文艺作品曾幻想出“千里眼”、“顺风耳”，不出帷幄，已知天下事。
即使在科技不怎么发达的年代，人们仍然可以借用一些简单的材料，达到窥探他人的目的。比如望远镜——这是希区柯克的《后窗》；比如窃听无线电波——那是《听风者》。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物质条件极其贫乏的监狱，仅仅是一块拇指大小的镜子碎片，加上一支牙刷柄，就能混搭出最原始的窥视工具——反光镜——这也正是1960年法国电影《洞》中，最精彩的段落。
监视、监听、监控，类似故事如此频繁地在影视剧里发生，只能说，它们在真实生活中已经醒目到无法漠视、无法回避。
斯诺登只是再一次提醒
香港导演杜琪峰说他来内地拍戏，第一惊讶的是“马路上有那么多摄像头，不会觉得隐私受到侵犯吗？”当被问及会不会考虑以斯诺登事件为蓝本创作新片时，他反应很平淡：“这些事情不是一直都在发生吗？有什么好拍呢？”
不可否认，摄像头在“罪案终结”中的作用实在巨大，乃至会有“破案全靠摄像头”的说法。即使神一般的CSI，从上世纪90年代末演进到现在，同样离不开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事实上，侦破剧作为美剧的一大剧种，故事、套路、主角、背景都可以换，唯一难以撼动的，就是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摄像头”——科技时代，一个人身边有太多东西可以充当窥视的眼睛：手机位置、信用卡记录、汽车导航……真要找一个人，总有找到他的方法。
互联网的强大，更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无所遁形。“黑客罗宾汉”——比如《犯罪心理》中的小胖妹Penelope、《疑犯追踪》中的特工Reese，或者《猫鼠游戏》里的“蚊子”Mozzie——可以黑进任何一个网站后台，翻看用户资料。港剧《谈情说案》最终回的大boss较量，用的也是互联网战术——悍匪在搜索“Anitopiarin”时掉入了设好的陷阱——这个不存在的单词让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会在网上输入它的IP地址。
所以，尽管奥巴马声称美国的互联网监控计划是为了保护民众安全，但我们都知道，网络战争，绝不会仅限于正邪黑白分明的美式侦破剧。更何况即使是美式影视剧，也会告诉我们FBI私自搜集普通读者的图书借阅记录是不合法的(《七宗罪》)，也会明确对美国政府在9·11之后所实施的大规模电话监听提出质疑(《国土安全》)。究其原因，或许正如曾经让奥巴马吃过药的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所言：互联网的传播力庞大到可以推倒普通民众与强势政府之间的柏林墙，正因为它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如果不予以控制，随时也会成为强权的武器。
现实生活与恐怖片的距离
在追问自由与安全孰轻孰重之前，我们可以先来重温一些重口味的惊悚片：《电锯惊魂》、《针孔旅社》、《偷窥狂》、《九人禁闭室》、《终极面试》……为什么那么多惊悚片都以被窥探、被监视为题材呢？
这大抵是因为，人，爱窥视，却不喜欢被窥视。不管我们追求怎样的生活，都一定不会向往《楚门的世界》。背后那双窥探的双眼，让我们不安，让我们惊惶。更令人恐惧的，还有其中隐含的那些未知、那些变数，那些打着正义旗帜而来，最终却不知会引向何处的不确定。
1974年，美国导演科波拉的名作《窃听大阴谋》，已将摄影机镜头对准“窃听”的暗黑——私人侦探负责监听一对男女的对话，不料节外生枝，掉入更大的阴谋。2009年，香港导演庄文强麦兆辉也讲了一个节外生枝的监听故事：情报科窃听小组三兄弟，负责调查上市公司违法交易内幕，无意中监听到其他情报，在巨额利诱面前贪念四起，人生也随之风云突变。
斯诺登曝光“棱镜”计划后，在德国引起了愤怒情绪，据说是因为令人联想起德国本土的历史悲剧——1984年，在“斯塔西”(东德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下，东德秘密警察遍布大街小巷。2007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德语电影《窃听风暴》，虽然与港片《窃听风云》只差一个字，讲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故事——
特工魏斯曼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及其女友、演员克里斯蒂娜的生活。表面上，这是高压极权统治的一部分。内里，却包含着文化部长丑陋的私心：企图通过监听找到克里斯蒂娜的污点，逼她就范。而出人意料的是，特工魏斯曼却在监听的日子里对这两个人产生了人同此心的认可与同情。
看过影片的观众想必对剧作家德莱曼家中密密麻麻的监听线路记忆犹新。看似完好的墙纸、地板、插座，当一切整洁有序被秘密警察掀起，普通人的世界天塌地陷。影片的德语片名，直译过来是“他人的生活”——不管你是在同情还是在觊觎，这些都应该是他人的生活，不应受到任何名义的干涉。
有意思的是，一个人的窥私欲，几乎和他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欲一样与生俱来。前些年天涯论坛上有个网民在线直播服毒自杀全过程，细节到吃了什么药引发什么身体不适症状都一一叙述。跟帖、顶帖的人远比打110、120的多，无疑也是因为始作俑者迎合了大众的窥私欲。近年来时不时有人在网上发布虐猫虐狗的照片与视频、“人肉”某某某，背后恐怕都有类似的心态作祟。
这样的事情发展到极致，就又成了恐怖片——美国影片《Live杀人网站》讲的正是从直播杀猫，到直播杀人的“进化”。
以预防恐怖袭击为初衷，以网络恐怖事件为收场，这样的题材，想必也不会很远。奥巴马口中的仁政，在斯诺登眼里就是暴政。此时此刻，斯诺登内心的独白一定是：安全，有多少极权假汝之名。
孤胆个人对抗国家机器的结局
有一个很喜欢在电影里观照历史与现实的美国导演，最近也到了上海，他就是奥利弗·斯通。都说美国人爱曝料，出现一两个斯诺登不足为奇——他却不同意。
“斯诺登事件恰恰显示了揭发内幕的人并不多。”斯通说，“要真正揭发内幕很难，特别是在奥巴马的管理之下。在奥巴马的任期内，美国已经有6个人因为间谍罪或叛国罪被判刑。”
有趣的是，在斯通看来，好莱坞早在十多年前就预言了斯诺登式的故事，那就是1998年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电影《国家公敌》。片中，威尔饰演的黑人执业律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一个记录有国会议员被谋杀全过程的硬盘，由此遭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严密监视和亡命围捕，甚至还被诬陷谋杀前女友。
有时候不得不感叹电影人的敏锐，什么样的现实都能在电影里获得镜像的照应。正如斯通所说，斯诺登的故事早在十年前已经被好莱坞用一种喜剧化的方式呈现给民众。事实上，当年同样激怒了美国政府的阿桑奇，也曾被控以强奸罪名，不得不四处寻求政治庇护。
斯诺登接下来将会面对的，正是被百年电影史孜孜不倦拍了又拍的大课题——当一个人被逼无奈要以个人力量来对抗整个国家机器的时候，会遭遇什么，会有怎样的结局——《金色梦乡》、《汉江怪物》、《谍影重重》……日、韩、美都拍过类似的故事，结局却有喜有悲。29岁的斯诺登此番出头，但愿他和他的亲朋不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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