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文彬
“亲子鉴定”这个时髦的词儿与偏远农村联系起来是什么感觉？现实中正在上演这样的戏剧：在广西省南宁市周边偏远农村，不少孩子因在家出生直至上学前才想起办出生证明上户口，结果被要求做亲子鉴定。（6月12日《南国早报》）
悖论出现了：因为地处偏远，生活规范意识淡薄，所以未给孩子及时上户口；因为地处偏远，在家生孩子自然没有医院证明；同时，也是因为地处偏远，生活贫困，亲子鉴定的数千元费用实在是不可承受之重。
必须如此吗？村民忽视落户政策，村委会不能督促吗？如果不及时上户口现象在当地已是普遍，这个工作理应纳入村委会的工作范畴。即便是已经迟了，在农村鸡犬相闻的环境中，一个孩子的来历也有诸多可证明的手段吧？当然，不排除个别疑难案例，但现在的状况，显然不是针对“个别现象”。
当地称，这一举措是为防范儿童拐卖等犯罪现象，但如果防范犯罪需要一个因贫穷而在家生孩子的农民来拿几千元的话，这样的现实未免太残酷了，更有违“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
遗憾的是，广西的情况并非特例，而是符合卫生部相关文件，这种将民众基本权益与一个含义敏感的手段强行挂钩的做法令人忧虑。不可否认，亲子鉴定在一些领域有其独特的功用，但它对家庭伦理、对人际交往底线的冲击更应引起重视，据称强制亲子鉴定的不妥之处已引起相关部门注意，正在研究改进措施，但从文件出台至今10年，未见任何动作。现在，广西偏远农村的无奈现实将这一问题再次推到台前，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做出呼应，尤其对一些部门明里暗里要求的、大范围使用亲子鉴定的情况做出清晰界定，防止出现对社会风尚的负向引导，对民众权益及利益的无端伤害。
（原标题：“在家生孩子需亲子鉴定”不应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