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故地的人们，至今仍怀念宋襄公，在他的墓地建起宏大的门阙。墓园建起的广场也命名为“仁义广场”。图为宋襄公墓园大门襄陵门。
□首席记者 姚伟 记者 陈海峰 文图
引子
千百年来，豫东地面抬高了10多米，大地沧桑巨变，睢水等众多河流沼泽全部消失了踪迹。但让人震撼的是，在睢水之阳建立睢阳城，却一次次在原址重建，形成“城摞城”的文化奇观。
城基延续，源于文化代代传承；而千年不移的城基，又成为文化赓续的形象代言者。
数千年，虽然经历无数次灭顶之灾，商丘一带的民风和文化特色，却一以贯之，千年不易。
这是比“城摞城”更伟大的文化奇迹。
宋襄公时代，管仲在《管子·水地篇》中，以各地之水，论天下民风，“独赞楚而美宋”：“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
此后500年，司马迁再次赞美豫东民风，他没有归因于“水”这样的自然因素，而归因于这里是古代先王频繁活动的地方：“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游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
“简易而好正”、“重厚多君子”，听着像不像在夸今天的商丘人？
商丘过去沼泽密布，河流纵横，有“八水过宋”之说，而且“宋之水轻劲而清”，如今“八水”不存在了，但商丘人“简易而好正”依然，朴实厚道依然。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商丘人对谁好，是直好，不拐弯的好。”
跟两位商丘好朋友说起这话，他们的反应颇不一样，一位很高兴：“谢谢你这么说！”另一位则有些许不悦：“你是在说商丘人傻？”
虽然反应不同，但他们都没否认这句话。显然，内心深处，或者说潜意识里，他们都认为商丘民风“简易而好正”。
这是很难得的品质。中国人太爱拐弯抹角了。奇正之间，我们太偏好前者。
记者真心赞美：真好！
宋国亡国较早，又是殷商“亡国之余”，先秦文献中，关于宋国的消极资料较多。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即便这样的资料，也能发现宋国文化闪烁的光芒。
狂狡：
“平民宋襄公”
宋襄公死后约30年，宋国士兵狂狡同样因在战场上对敌人施仁义而被人耻笑。他们虽然是极端的个案，但从价值观和道德法则来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宋人方正阳刚、坚守规则、诚信宽厚的特质。
狡，古代有多种意思：传说中的兽名，见则其国大丰收；健壮；年少而美好。然后才是狡猾诡诈。
宋国有个叫“狂狡”的人，为人极厚道，一点不狡诈。名字与为人的反差，让我奇怪，动了翻查《辞海》的念头，才知道原来“狡”在古代曾有这么多意思。
狂狡因“大棘之战”留下名字。宋襄公死后约30年，郑国受命于楚，前来攻打宋国，两国在大棘（今河南省柘城县安平镇西南。一说在睢县城南15里处）交战。
狂狡十分强悍，混战中，他驾着战车猛烈撞击郑军，将一辆战车撞翻，车上的郑国兵滚下车来，跌进一口井里。狂狡稳住战车，前来查看，只见郑国士兵在井水中挣扎，井壁滑溜溜无处攀爬，眼看就要淹死。
狂狡没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也没有“痛打落水狗”，他把长戟倒过来，让郑国士兵抓住戟柄，将其拽了上来。但郑国兵趁势夺过了戟，架在狂狡脖子上，反而将他俘虏。
在这个战场版“农夫和蛇”的故事中，被救的郑国兵没人指责，狂狡却成了嘲笑的对象。古往今来，很多人把狂狡与宋襄公相提并论，认为战场上滥施仁义，咎由自取。
大棘之战，也以宋国战败告终。对于战败失利的宋国，宋襄公和狂狡的厚道，太奢侈了。所谓“成王败寇”，当胜败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其他都被忽略不计，勇敢、宽厚和善良，成了笑料。
春秋是个大动荡的时代，礼崩乐坏，无法无天，原来的价值观和道德法则，被弃若敝屣。在这样的背景中，宋国文化有所不同。尽管宋国人对襄公和狂狡也大为抨击，他们只是极端的个案，但他们的存在，如冰山一角，显露出宋国文化的一些特质：方正阳刚，坚守规则，诚信宽厚。抛开战争这样的特殊场景不论，就民风而言，宋国很男人、很绅士。
宋国是殷商的后裔，他们继承了商人强悍尚武的特征，在西周时期，与东南夷作战，藩屏周王室，就以勇猛著称。春秋时期，虽然与大国作战屡屡失败，但仍顽强坚毅，不愿蒙受任何人的欺凌。
或许可以做个类比：宋国有点像现在的韩国，涉及尊严和荣誉问题时，很强硬，很强悍。
“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在那个诸侯征伐、尔虞我诈的年代，身处楚、晋、之间的宋国，先后两次促成诸侯国“弭兵，使中原地区半个多世纪少有战争，这应该说是春秋中期宋国最卓越的国际成就。
春秋中期，楚庄王问鼎中原，国力达到鼎盛，完全不把中原小国放在眼里。当时的规矩，某国的使者路经别国，要办个“借路”的手续。楚庄王派申舟出使齐国，却交代不要向路过的宋国“借路”。
申舟路过宋国时，宋人果然扣留了他，执政大臣华元对宋文公说：路过而不“借路”，楚国人这是把宋国看成了自己的地盘，视我们如亡国；杀了使者，楚国必然攻伐宋国，最坏也不过是亡国。于是，宋文公下令杀掉申舟。
消息传到楚国，庄王怒气勃发，“投袂而起”，当即决定起兵攻打宋国。但宋国并不好打，楚国从秋天打到第二年夏天，也没能攻下宋国国都。楚军锐气大挫，决定撤围回国。
申舟之子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说道：我父亲当时明知必死，却不敢违抗王命，可您忘了您说过的话了吗？
楚庄王无言以对。有大臣提议，令士兵盖房子，让逃跑的农民回来种地，装成长期留下的样子，吓唬宋国投降。
宋国人在城上望见楚人如此这般，果然十分恐惧。华元趁夜出城，找到楚军主帅子反说：我们国君让转告你，敝邑现在十分困难，“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但我们宁愿灭亡，也不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如果你们能够撤退到30里外，一切都好说。
子反被华元骨子里的强硬打动，私下与华元订约，然后说服了早萌退意的楚庄王。第二天，楚军退兵30里，与宋和平谈判，华元作为人质，随往楚国。双方的盟誓中有这样一条：“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后来华元回到宋国，深感宋国身处楚、晋、齐三个大国之间，备受战争之苦，于是游走于诸侯间，促成晋楚在宋会谈，订立停战盟约，史称第一次“弭兵”，这次停战持续了三年。后来宋国大夫向戌再次奔走各国，促成第二次“弭兵”。据商丘师院李可亭教授介绍，这次“弭兵”规模很大，除燕、吴、越等偏远诸侯国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参加了，反映了当时普遍要求“息兵”的社会愿望。盟约订立后半个多世纪，中原少有战争。可说是春秋中期宋国的卓越成就。
先秦寓言折射宋国文化
在先秦寓言中，尽管宋人多被编排，但很少和奸诈狡猾、不择手段沾边，更多的则是单纯、仁义，这同样显现出宋国作为殷商后裔的文化特质。
战国之后，百家争鸣日趋激烈，诸子讲学论道，游说之士陈情说理，都喜欢讲故事。这些含义深刻的小故事，今天称为先秦寓言。
学者陈晰认为，实用的功利目的，使先秦寓言具有两大特点。第一，为了让人印象深刻，必须更典型和更震撼，这就需要加工，有所夸张和强化，使之戏剧性色彩更浓，因此寓言中的具体历史事件不足为信；第二，故事要符合人们的认知，隐含人们对事物的基本观念。就好像动物寓言中，狐狸都是狡猾的一样，说到不同诸侯国的人，也会有概念化的印象。
先秦寓言中，被编排比较多的是宋国、齐国、楚国和郑国。这些国家要么亡国较早，要么是传统的东夷或南蛮的地盘。诸子和游士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讨治国方略，自然给予更多关注。编排宋国，更跟宋襄公有很大关系。宋襄公固守传统，霸业早衰，更成为人们探讨的对象。
寓言编排宋人虽多，但先秦寓言中常见的自作聪明、弄巧成拙的愚人，宋国却几乎没有。寓言中宋国的愚人很单纯，不但和手段不沾边，还给人淳朴善良的印象。
陈晰认为，实际上，寓言中的愚蠢是被强化夸大的，剥离开这个因素，可以看出当时宋国的一些文化特点：有些迂腐守旧，但民风淳朴，有注重仁义的深厚传统。（全文完）
（原标题：商丘自古民风很“爷们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