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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失腿小伙子积极生活 但爱情工作都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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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发生的事情是没办法改变的,那就只能自己去适应。”龚桂林说

从四川回来,我总惦记着那个叫龚桂林的小伙子。6月快到了,5年前在地震中失去双腿的他,如今工作又成了难题……

但看着窗外枝头冒出的新叶,我想,只有总在追求阳光的叶子,才能最先褪去沧桑。

文/图 羊城晩报记者 邓勃

1

笑容后面的伤痛

她的笑容,是我在灾区3天来见到的最朴素也最令我感动的。

她有一个健康的儿子,曾经。

“那男孩一米八多,可帅气了!”一个偶然认识的姑娘,跟我讲起了她之前邻居家的男孩,他在地震中不幸失去了双腿。

姑娘给我带路。一家干净整齐的超市,她在柜台后面。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轮廓,就先遇到了她的笑脸。她叫黄佑英,家在绵竹,2008年的“5·12”,这里还是重灾区。

说起5年前,她笑着,说如今一切都很好。

说起在地震中失去双腿的儿子,她笑着,说他现在恢复得不错。

但她的眼神,真实地告诉我,在5年前的那场灾难中,她失去了太多……

她的儿子叫龚桂林,地震那一年读高三,18岁,拥有花一样的年华。我到的时候,桂林刚出家门。龚妈妈知道我想见见桂林,说:“我打电话看他走远了没。”她一直都保持着热情和平静,但是当她拿起电话,居然拨错了儿子的电话号码。

2

上天似乎没有从他身上拿走什么

见到龚桂林是在晚上。他直接到我住的宾馆找我。宾馆大厅的沙发旁靠着一个年轻小伙子,旁边还坐着一个娇小漂亮的女孩子。

一件浅灰色的休闲T恤搭配一件红白格子衫、一条磨旧牛仔裤。

我忍不住嘀咕了一句:“果然是帅小伙。”

见到我,他自然地站了起来,笑得很坦然,反而是我刻意没低头看他的腿。他介绍:“这是我女朋友。”虽然猜到了,但我着实替他高兴。

我们3个一起走着,女孩子并没有去扶桂林。他走得很好,看不出太多的破绽。我担心他走路久了会累,提议打车去吃晚餐。桂林却连忙说不,他告诉我,不久前他还和女朋友一起去了大理旅游,就是这么一路走着。

第一眼见他,我就被他身上的阳光自然气质所吸引。

装上假肢的龚桂林骑自行车带着妈妈

3

“我在地震中还救了一个同学”

那天是周六,吃晚餐的时候餐厅的服务员在看电视,我忽然想起来:“今晚有《非诚勿扰》啊!”龚桂林笑我说:“那是大叔爱看的节目,我们都看快乐大本营。”

知道我从广州来,龚桂林说:“哦,我的腿就是在广州做的。”随后,像点评某盘菜如何的样子,他提起:“我在地震中还救了一个同学,那时候也上了报纸。一开始我没说,后来在广州有记者采访我,我才第一次说了。”“地震的时候我刚好出去上厕所,后来被晃到了楼梯间。我们教室在顶楼,走廊的屋顶塌下来,有3个同学压在我腿上当场就死去了,我旁边有一个同学被砸到腰,当时也没了动静,我以为他也死了,没想到傍晚他居然醒了过来,但是不能动了,幸好他离我近,我就把他挖了出来。就那么坐着,挖了几个小时。”

他们的教室没塌,但当时几个跑得快的同学都被压死了,包括他的同桌。说起这些,他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刚好预制板斜着砸下来,只砸到我的腿,如果没有腿上面压着的3个同学,可能我的腿情况更不好。”

4

5年前那一刻,他没有哭

5年前我也在灾区,桂林的话把我带回那个非常时期。不断发生的余震和太多未知的危险,让人总是有命悬一线的心惊。难以想象一个刚成年的男孩,坐在摇摇欲坠的教学楼几十个小时,经受了怎样的恐慌。

5月13日晚上,等了快30个小时的桂林终于被救了出来,“腿就是麻木了,没骨折,也感觉不到痛。”??

他被送到医院。

14日凌晨1点钟,医生走过来对桂林的妈妈说:“伤口感染,小腿保不了,必须截肢。”

于是,这个男孩第二天在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一双小腿。

桂林说,看到妈妈哭得伤心,自己心里就有了底。妈妈说,腿没了。他没有哭。“看到妈妈哭得伤心,才是让我觉得难受的。”

截了小腿并没有让桂林渡过危机。地震的慌乱让医院超负荷运转,药品也供应不上,他的伤口感染严重。到了命悬一线的时候,痛苦不堪的妈妈甚至有了放弃的念头。她说:“不要再转院了,路上的颠簸,说不定会让我儿子走得更早,不如现在能多活一会就多活一会。”

“后来是我爸坚持要转的院,他说有一点希望就去看看。”

截去小腿,他默默接受了,他告诉自己,幸好大腿还在。但是转院后得到的却并不是好消息。因为伤口持续感染,医生说大腿也保不住了。

“那时候我才真的觉得伤心。但是我看到连我爸也在哭,我就只能收起眼泪,安慰他们:没事啊,命还在!”

如今,装上假肢的龚桂林走在路上几乎看不出破绽

5

“最难熬”的时候

6月2日,桂林被转到了广州医疗条件较好的医院。但这也是他“最难熬”的时候。在广州醒来时,他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大腿能保住,但是如果保大腿,以后腿是没有功能的。那样的话就只能坐轮椅。

龚妈妈说:“手术动了几次,腿上的肉割一刀不好,割一刀不好,刀刀都比割在我身上还痛!”妈妈一直哀求医生,尽量保住儿子的腿,可现实有时就是那样的不通情达理。

最后儿子对妈妈说:“截了吧,不截就要坐轮椅、拄拐杖活一辈子,还不如截了,装假肢也是一样的。”但事实就像龚妈妈说的,“怎么可能会一样”!

上天要拿走桂林的大腿,桂林接受了,但是在他打电话回老家,跟爸爸商量这件事的时候,他却止不住掉了眼泪。他说:“我听到我爸说他在修地震坏掉的房子,那时候还有余震,我想到他可能会有危险,就哭着要他下来,别修了。”那一次,爸爸在电话里沉默了,只是说了句:“你都这么大了,自己做决定。”

6月3日,手术后的龚桂林醒来,左腿的大腿没有了。那时他19岁。

在广州,清创持续了一个多月。每次医生一来,桂林都要紧张得先出一身汗。“太疼了,清完衣服都会湿透,他一来我就害怕。”他咬着毛巾坚持,他说,不能叫出声,不好打扰旁边的病人休息。

我问他,那是怎样的一种痛,他只是告诉我,有一次医生检查伤口,发现伤口里面也有感染,就直接把长好的伤口撕开了,然后进行清创。

桂林没哭,在病床旁的妈妈却总是心疼得掉眼泪。

桂林的爸爸是个少言的人,还要打理店里生意的他,只是在一旁听着,低着头,不作声。

连续地清创,加上麻药的作用,让桂林几乎每天都是在迷糊中度过,“睡着了就不愿意醒来”。饭不想吃,也吃不下,“消沉”,是他自己形容的状态。

龚桂林的妈妈说,那时候桂林听不进她的话,多亏了有很多好心人帮助他们,开导他。

“那个时候同学们也给了我很多关心,他们很多人打电话过来鼓励我安慰我,还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打电话过来问我缺不缺什么。我就开玩笑说什么都不缺,就是现在没有内裤穿,裸着。然后没几天,他们真的寄了条内裤过来!”

“能走出来,更多的是想到了家人。如果我一直消沉下去,这个家也就一直灰暗下去。自己努力一点,装假肢就还能走下去。我这样做至少能让家人好受点。”

6

在广州装上假肢

地震让桂林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龚妈妈说桂林上学的时候喜欢打篮球,甚至有想过考体育特招生。

高中的时候,桂林在文科重点班,为了考更好的学校,加上自己对篮球的热爱,他确实练过一段时间的体育,准备考艺体特招生。高三下学期,西南航空学院到桂林学校招生,桂林也成为少数通过面试的学生之一,当时报名费都已经交了。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感觉。”回忆起当初,桂林说。

地震后去广州,是他第一次坐飞机,不是作为空乘,而是作为伤员。“当时我们还在飞机上开玩笑,我们这不是坐飞机,是睡飞机。我们是在上面睡过去的。”

8月,广州假肢中心。涅槃重生。

但这重生的道路走得磕磕绊绊,满带伤痛。

在假肢中心等了一周,桂林每天都在训练上臂力量,为“站起来”积极准备。

一周以后假肢做好了,这个兴奋的小伙让妈妈拿来假肢就要穿。

“我以为我可以走路了,就撑着双杠站起来。”结果,他等来的是一阵钻心的痛,穿了一会脱下来,腿就全部紫了。身上出的汗打湿了衣衫。

第一次穿假肢的疼痛,让桂林对假肢产生了抵触情绪。妈妈咬着牙每天要求他穿。桂林也知道,妈妈看着这一切,只会比他更难受。

桂林1岁的时候,妈妈一步步教会了他走路。而在他19岁的时候,妈妈又一次陪他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在桂林刚能适应那种感觉,可以多站一会的时候,他们接到假肢中心的通知——因为一些协调关系,他们不得不回四川老家了。

说是“家”,却连房子都没有。余震不断,加上没有钱,无法修整屋子。8月炎夏,桂林一家人就挤在帐篷里面住。这一住就是一年。

震后之路到处不平,无法推轮椅出门,桂林整天就在床上坐着,再热也没办法。

后来家里人担心桂林装的假肢就这样废掉了,开始发动关系联系医院,得知,四川省人民医院正在接收桂林这样的伤员。

龚桂林一家在自家的超市前合照,对着镜头,他们笑得很温暖

7

重伤员中,他第一个站了起来

“那时候医院有一个香港的康复慈善中心,我能走这么好也多亏了他们。在医院的时候,每天上下午各有3个小时的锻炼。他们专业地教会我怎么站、怎么走路、怎么蹲,还有摔倒了怎么站起来。”

“经常摔,现在也经常摔。”桂林说有时候假肢关节没有锁住,就会摔下去。他给我看他裤子上的磨洞,“这就是摔破的。”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摔倒,拿着拐杖,撑一次站不起来,再撑一次还是站不起来……后来只能挪到墙边,扶着墙爬起来。面对这样赤裸的现实,他说:“那时候心里很痛,都有想哭的冲动。”

后来桂林去找了康复师,在那里学会了摔倒怎样一步步站起来。就是这一个动作,他学了好几天,回病房也一直练。

刚一个月的时间,桂林就会自己拿着拐杖走了。康复师当时建议桂林一直用拐杖,可是,半年,桂林就丢掉了一个拐杖。到了一年左右,他就把两个拐杖全都丢掉了。

当时,重伤员中只有他一个人站了起来。

桂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摔跤,是在他现在培训的学校,当时摔得比较夸张,假肢摔扭了。而且学校那边没有修假肢的地方。于是,第二天桂林就让同学带着他一起去学校附近买工具,自己给自己修腿,修好了穿上试试,不合适就再调。从那以后,假肢哪里磨腿,哪里不舒服,他就自己贴一贴补一补。

8

这个没腿的男孩又骑上了自行车

学会走路的两三个月后,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桂林拄着拐杖到外面练习走路。在医院的墙边,停着一辆自行车,像是故意没有上锁在等着他。

勇敢的男孩都是爱冒险的,桂林也不例外。他晃晃荡荡地骑到车上,虽然行驶得很不稳,但兴奋掩盖了一切,这个没有腿的男孩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可以再骑自行车!他告诉我,骑一圈拐弯的时候摔跤了,虽然摔得很痛,但第一次穿假肢摔跤带给桂林的是心痛,这一次,却是幸福的疼痛。

“我可以骑自行车了!”他就像个刚学会骑自行车的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他一圈一圈地骑着,然后直接骑到了病房。

“我推着车进屋里的时候,对我妈说我会骑自行车了,她听了笑得很高兴,但是不太相信,我就拉她到外面骑给她看。”现在说起来,桂林的嘴角还挂着满足的笑。

桂林还在医院康复的时候,爸爸却在建筑工地干活摔断了腿。这一摔放在普通人家也许不严重,但放在这个已经很脆弱的家庭,绝对是雪上加霜。

那个时候,龚妈妈在康复中心照顾桂林康复,听到爸爸摔断腿的消息,桂林让妈妈回去照顾爸爸,爸爸却让龚妈妈留下来看着儿子,不用管他。龚妈妈两头为难。最后,妈妈仅回去了一天,爸爸又把她赶了回来。

“我爸2010年才出院,腿里夹了钢板。2009年的春晚我是一个人在帐篷里看的。”桂林说。他告诉我,其实他和爸爸之间的情感交流并不多,因为男人嘛,“你知道的”。

龚桂林妈妈很喜欢儿子的女朋友小萍,但是一帘之隔,她们却各自有着各自的忧愁

9

乐观,为缘分埋下种子

桂林遇到现在的女朋友小萍,也是在省医院康复的时候。那一年小萍和几个同学在省医院康复中心实习。

当我对小萍开玩笑说,桂林俘获了她的芳心是不是多亏了长得还不错的时候,小萍笑呵呵地反驳:“才不是呢!”然后她告诉我,当时病房里还有一个人,跟桂林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双腿截肢,只不过那个人是两条腿都截到大腿。他长得比桂林还帅些。小萍边说边捂着嘴笑,偷偷瞄着自己男朋友的反应。桂林抿抿嘴,低头笑了。

“但是他的性格就阴沉很多,脾气很不好,本来大家都是可以理解他情绪的,但是时间久了,就觉得他和桂林的反差太大了,所以慢慢地我们几个同学就只喜欢找桂林聊天。”

当时桂林和小萍还只是普通朋友,谁都不知道缘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埋下了种子。

10

爱情、工作,都是问题

2009年,桂林参加了一个残疾人轮椅网球组织,积极训练,准备参加残疾人奥运会。但是组织者带着他们打着地震残疾人的旗号敛财,训练了3个月人就消失了,队友们只好自己出钱租场地练习,而教练却再没有出现。有关体育的梦想就这样再次与桂林擦肩而过。

一年后丢掉拐杖的桂林,也曾经到广州一个假肢中心工作,虽然同事都还算友好,但他们下班后就是出去逛,桂林知道自己不能长时间走路,只能孤独地一个人待在宿舍。

到了2010年10月,桂林的爸爸妈妈在家里张罗着开了间超市,姑父取名叫“自强”。他们说,这个名字是一个标准,也是对桂林的鼓舞。

妈妈把桂林从离家较远的广州叫回了老家,到店里帮忙。

桂林回家了,开着自己家的电动三轮车,搬矿泉水、送可乐、往网吧送货,像个正常的劳力一样,几乎跑遍了整个绵竹市。“当时没有更多的想法,就想把店做好。”

累,但是比起在外面的很多不便,桂林说他挺满足。商店开业第一天卖了九百多元,“很开心!”他说。

一年后,家里的生意有了起色,曾经帮助桂林站起来的慈善机构这时也向他发出了邀请,让他带有学习性质地上班。这是桂林较为轻松顺利的3年。

桂林说,自己是靠康复师的专业帮助站起来的,所以他学习康复,更加懂得这个职业的神圣意义,也更感兴趣。他从失去双腿到可以重新走路,从一个病患,到梦想成为可以帮更多人站起来的康复师,这其中的快乐,只有他自己能体味。

那家慈善机构当时就设立在省医院,小萍毕业后不久也来到这里工作,两个人再次相遇,爱情也随之到来。

“地震的时候我有一个女朋友,后来因为她家里人反对我们继续来往,加上她自己在学校也有了新的男朋友,我住院的时候她打了一通电话就跟我分手了。”我问他,痛苦吗?他说:“我理解她。”他点着头,眼睛却没有看向我。

在轮椅网球训练的时候,爱神也曾降临在桂林的身上,只是后来女孩子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离他而去。

“现在我和她在一起,我们彼此喜欢,也希望能一起走到最后,但是她的家人也是极力反对的。”小萍低着头,桂林挤出些笑容跟我讲他的忧愁。小萍说,妈妈不同意他们来往,如今他们也只能偷偷在一起。

这是第一次,我从这个坚强的大男孩眼中看到了迷茫。

今年6月,桂林所在的那家慈善机构撤资了,他也在这个时候面临毕业和找工作。“要先工作,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习,考本科。”

这是桂林目前的目标。他说,没有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他也没资格对小萍承诺未来。

11

再生一个?妈妈拒绝了

地震发生的时候,龚妈妈40岁,政府工作人员找到他们,劝他们再生一个。妈妈拒绝了。她说,我就全心全意照顾好他,如果再来一个弟弟妹妹,那他受委屈了怎么办,摆在哪个位置?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龚妈妈时,问她是不是一个孩子。她对我说:“一直是一个孩子。”

“我生,还不如你生一个。”妈妈对桂林说。

5年前,家没了,政府提供了两万多元的盖房补贴,不盖就没有这笔钱,然而盖房的花费,却又远远不止这个数。

龚妈妈说,地震前桂林的爸爸在工地打工,她在家里养鸡养鸭,还喂猪,家庭条件在邻里间算是不错的。但是地震后,桂林的爸爸又腿骨折不能再去工地上班,他们过上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的日子。

有人对龚妈妈说,有困难你去(政府)找一下。有人三天两头地去说,但是龚桂林一家一次也没去找过。龚妈妈说:“有得吃,有得穿,娃娃有个稳定的工作做下来,就行了。不需要他赚好多钱,最起码他有个工作,自己有事做就不会消沉。吃差点穿差点没事。”从四川回来,我总惦记着那个叫龚桂林的小伙子。6月快到了,他的命运又要面临一次转折。我不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但我期待着,也坚信着。

乐观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差。

(原标题:汶川地震失腿小伙子积极生活 但爱情工作都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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