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沈一珠 摄影/任国强
四月天，一个暖意融融的下午；“五岭山色”（503室）“崇文斋”，臧增嘉先生的家，因为特殊的身世背景，更因为他一家三代对电影拍摄的钟爱，那个下午多少变得有些与平日不同，臧增嘉先生更像是操作着手摇放映机的放映员，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断断续续地放映，就着臧太太悄没声端上来的咖啡和甜点，恍忽间，光影有些许错乱，时空则相互交融……
一家三代都喜欢白相放电影
臧增嘉先生的祖父臧伯庸，同盟会志士，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娶的是当年上海滩响当当的大商人黄楚九的女儿。精明的黄楚九认定女婿并不适合从政，也不见得擅长经商，坚持让结婚不久且刚刚生下儿子的女婿、女儿重回日本完成学业。 1916年，臧伯庸毕业于日本爱知县医科学校 （名古屋医科大学的前身）后，即回到上海开诊所。开业初，孙中山先生欣然为之挥毫题写“博爱”二字，历经坎坷，如今就挂在臧增嘉先生的崇文斋里。
如此一代名医，业余时间喜欢的却是放电影。上世纪20年代美国柯达16毫米家庭摄影机与放映机面世，几年后在上海一经上市，立即成为当时有钱人的时髦消遣。臧增嘉先生说：“我叔祖母常常跟我说，那时，你们家的银洋钿是一盘一盘由账房端交给你祖父的”，所以，“祖父很早就买了16毫米摄影机与放映机，成为上海第一代家庭电影摄影的玩家”。
臧增嘉的父亲臧寿琪14岁那年，某天放学，有人往接送的小汽车里扔进一封信，大意是准备好钞票，否则，当心小命。独子性命受到威胁，家里人紧急商量决定，赶紧离开上海为妙。于是请了日语老师为孩子恶补日语。不久之后，即远赴日本，考取了爱知医科大学，1937毕业，成为该校更名为“名古屋医科大学”后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1918年，黄楚九给儿孙们分发礼物，送给大外孙臧寿琪的高档玩具礼物，就是一台9.5毫米手摇电影放映机和一些滑稽短片。臧先生说，父亲出去交友和旅游，拍的不单是照片，还有活灵活现的电影胶片。
耳濡目染，当臧增嘉先生还只是圣约翰青年中学（后改为和平中学）的一名学生时，就用零花钱从旧货店淘来第一台属于他自己的16毫米摄影机。
“文革”中抄家，被没收了几乎所有的机器，可臧增嘉先生居然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两只漏网的摄影机，使他在失落中得到一丝安慰。上世纪70年代初，他无意之中看到旧货商店里有一台蛮新的8毫米放映机，售价16元。只是，当时全家的开销主要靠他那点工资支撑，所以，再喜欢也只好望“机”兴叹。偏偏老天成全，“巧是真巧，正好单位里叫我献血。我记得蛮清爽，献血前要过磅，男人若低于100斤就不能献。我立上去一称，正好101斤！ ”献完血，单位里发了30多元营养费，他立即去买下那台朝思暮想的摄影机。
满屋子的摄影机、放映机，有自己四处淘来的，也有朋友从国外带来送他的。最大的来源竟是女儿的支持——定居香港的女儿晓得老爸的心思，一有机会就去跳蚤市场寻寻觅觅，摄影机、放映机，最后还寄来一只正儿八经的编辑机，从此，臧增嘉先生的爱好上了一个台阶，除了可以拍片，还可以剪辑、制作。
祖父没想到自己的爱好害了子孙
当年臧增嘉先生的父亲臧寿琪举行盛大而隆重的婚礼，祖父臧伯庸请人拍摄，纪录了婚礼的全过程，可后来，那卷拍下那个神圣而幸福时刻的胶片竟成为臧家资产阶级腐朽奢华生活方式的反面教材，被工作单位公开放映、批判。祖父曾经很伤心地说，“想不到我年轻时的一个爱好，害了自己也害了子孙！ ”
“其实1949年以后，祖父与父亲就再也没有拍过片子，也收起了他们的那些宝贝，并上了锁。 ”臧增嘉先生回忆道，“可偏偏那时的我到了玩兴正浓的年龄。 ”当时还是高中生的臧增嘉“买回摄影机后，马上就开始拍。国际饭店、锦江饭店，一幢幢高楼，镜头从下摇到上，再一路横移，自己浑身适意不说，还生怕人家不知道。因为那正是‘鲜嘎嘎’的年纪。 ”
臧增嘉先生对年轻时的热情与莽撞五味杂陈，因为文革中被抄了家，处女作连同几乎所有的电影收藏都被没收了，接下去是反复的调查，最后虽说不了了之，但祖孙三代珍藏的摄影机、放映机以及电影短片都被没收了。让人心痛的是，那其中有祖父拍下的珍贵镜头：当年段祺瑞出丧的盛况、美国飞行员罗伯特·肖的追悼仪式、上海吴淞地区被日本人炮火毁后的惨状、抗日战争结束上海市民上街欢庆的场面等等。文革结束，抄家物资按政策退回，不过，“损失了大半，我当年的处女作也找不到了”。
为“靠边站”的大师们拍短片
祖父、父亲认定电影只能业余白相相，而臧家子孙真正要继承的行当只能是医生，于是，臧增嘉只好收回已经填好的报考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志愿，改考医学院。考试前两天，臧增嘉先生居然大病一场，昏昏沉沉进考场，结果可想而知。于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少了一名高材生，而水产学院却多了一名鱼类学水产资源的学生。
文革后期，深爱书画的臧增嘉先生和弟弟臧增猷一起很大胆地做了一件当时看来蛮有风险的事：为张充仁、贺绿汀、颜文梁、朱屺瞻、沈纯中、沈默、任政、沈迈士、沈柔坚、费新我、赵冷月、李咏森等等当时“靠边站”的艺术大师们拍短片。机器有了，胶片没有，只能土法上马：将35毫米的拷贝胶片，裁成3条8毫米宽的；胶片上没有孔，从苏州旧货店淘来一只缝纫机头，改成打洞机。提起 “吴江路臧家”，这些大师们大都认识。 “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其实大家心里还都有些吓丝丝，”所以，有的拍摄活动就让大师们现场书写毛主席诗词。
上世纪50年代末，臧增嘉认识了颜昌铭，颜父鹤鸣是首次从美国带回彩色胶卷及相关技术，并亲自参与拍摄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的电影技术专家。颜老得知臧增嘉的父亲就是当年为他家诊病的臧医生，便欣然找出了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参与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片《越剧精萃》的剪余剩片，约600英尺。臧增嘉如获至宝，进行剪辑后收藏至今。前不久颜昌铭回国，亲眼见到这些片子后感慨万千，当年这些片段若不赠于臧增嘉先生，如今可能早已不知去向。臧增嘉先生说，“一定要将这些无价之宝好好收藏，或有机会转赠有关部门，作我国彩色电影艰难起步之有力佐证。 ”
叹岁月如梭，往事却并不如烟。不爱跳舞也不爱美食的臧增嘉先生偶尔也回忆当年的生活，“小辰光屋里有小汽车三部，车夫就有两个，烧饭的大小师傅及其他下人交交关。可如今我连辆助动车都没有。 ”还好，他有他的热爱。每天坐在他的崇文斋，各式各样的放映机轮流工作。在机器格吱格吱的声响里，任片子里的老时光与眼前的声色交融成只属于他自己的时空，这种享受，远远胜过一个“老克勒”的虚名。
（原标题：臧增嘉：一家三代都是电影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