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特约记者 李都】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么多年老雷只哭过两次。一次是海湾战争爆发前他奉命去约旦和伊拉克边境接中航国际的同事回国，当他隔着铁丝网与仍在坚守的女总代表告别时，老雷情不自禁地落泪了;另一次是老雷离开西安老家远赴非洲，当他回头望一眼八十多岁步履阑珊的老娘时，老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雷颖奇是一名“老三届”，年轻时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那时，知识青年去农村叫“插队”。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又去海外创业，可仍然有人戏称这也是“插队”;只不过有别于“土插队”，而冠以“洋插队”的美名。然而说白了，“洋插队”也是一种背井离乡，也会有那份思乡的寂寞。不过，老雷说，这是他自己的人生选择，无怨无悔。
到约旦一年买齐了“四大件”
老雷毕业于杭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他被分到西安航空发动机厂科技处工作。1984年，中航国际工程公司的前身到单位借调英语翻译，老雷便被调到北京，用半年时间熟悉情况后，1985年被中航国际外派到约旦。后来，他主动请缨，从做翻译变成了做项目，在污水处理厂项目中负责土石方和分包商两项工作。
“改革开放后出国能‘先富起来’，这话不假。”老雷说，中航国际预支给他美元，不到一年他就把“四大件”运回了西安老家。“那时我家每天跟电影院似的，街坊邻居都跑来看日本大彩电，让我爱人风光了一阵。”不过，出国的艰辛只有老雷自己知道，“那时我可是住在集装箱搭成的工棚里啊，大热天还经常停电。”
一晃两年过去了。“按照惯例，如果这时老板找你谈话，那肯定是先夸你一顿后再拐个弯儿对你说：国内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着呢，是不是也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呀？于是你自己识趣，卷铺盖走人。”可就在老雷已经做好准备回国的时候，他拿到了去往埃塞俄比亚的机票。
那时，中航国际在埃塞俄比亚做一个很大的住房项目，配套的道路建设跟不上去，严重影响了进度。老雷被派去监管当地的道路施工。两年来在项目运作上的摸爬滚打，已经让他对业务开展游刃有余。到了埃塞俄比亚，老雷和中航国际团队把住房外围的道路施工以及排水和绿化工程干得有生有色。之后，他又被调回了约旦。
在约旦伊拉克边界体验生离死别
老雷是中航国际派到约旦人员中第一个学会开车的。这一技能后来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前，为撤出公司常驻伊拉克人员派上了用场。
当时中国驻约旦大使馆把所有当地中资机构中会开车并能说外语的人集中起来，承担从伊拉克撤出同胞的工作，老雷也成为了一名司机。从安曼到约旦、伊拉克边界大约有九百公里，那会儿老雷还年轻精力旺盛，不到十个小时就能开到。
老雷回忆说，当时，他和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跑这趟线，一到边界下了车赶紧竖起一个大纸牌，上面写着“中国大使馆接待站”。有时牌子刚一摆好就有中国人围拢上来，老雷立刻开车引路，他们的大轿车跟在后面，奔波十个小时返回安曼。但也有时老雷到了边界，边境站一个人也没有，老雷和使馆的人员便只能死等，在车里用矿泉水和饼干充饥，甚至一等就是好几天。
老雷说，有一幕让他这辈子都难以忘怀。那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即将开战了，中航国际驻伊拉克总代表孙信一必须赶在这之前，把在伊工作的公司员工送出来。当时，中航国际服务组在空军基地工作，伊拉克方面以合同未到期为由不放人。“你想想真要打起仗来，那地方能安全吗？”老雷和孙信一都有这样的担忧。最终，经过努力，所有在伊员工都脱离险境，但中航国际唯一的女总代表孙信一自己却选择了留下。
老雷最后一次来约旦、伊拉克边界接人，隔着铁丝网与孙信一道别。“孤零零的孙总双手扶着铁丝网在伊拉克那边默默望着我，一步一回头的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作‘生离死别’。”老雷已经走了很远很远，可还是忍不住停下脚步，回头向边境那边招手并大声喊道：“孙总，您一定要保重啊!”说完他的眼泪就哗地就掉了下来。
从1985年到1991年，老雷只回国探亲过一次，连来带去才一个月。老雷说，当告别妻儿时他都没有哭，可他却被中航国际英勇的海外开拓者们所深深感动。“以孙信一为代表的那一代中航国际创业者让我敬佩，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从此我感悟到，什么叫做‘大写的人’。”
让埃塞俄比亚工厂重现生机 成为唯一外籍老板
1994年，老雷离开故土已经整整十年了。有一天他梦见了女儿，1984年老雷吻别她的时候，女儿才四岁半。“我想在她的记忆中，爸爸一定很陌生。”梦醒时分，老雷觉得对不住家人，便提出申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西安。不过，才在家中待了3年，1997年，老雷又被单位调派到了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有一个苏联援建后遗留的建筑构件预制厂。上世纪七十年代埃、苏两国交恶，这个厂变成了一个“烂摊子”。后来，埃塞俄比亚人请中航国际来帮助恢复这个项目。老雷就在国内派来的三十多个人之列，他们很快就让这个工厂重现生机。而在埃塞俄比亚边界战争急需军用物资时，这个起死回生的工厂还向军方提供了诸如军用帐篷、军用床等后勤保障装备。
后来国内专家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后一批批回国，老雷也准备离开。一天，埃塞国防部总长助理请老雷去，亲自出面挽留。这位埃塞俄比亚官员问：“战争结束后工厂能否面向社会求生存和发展？”老雷说当然可以，中国国内把这叫做“军转民”。这位官员听了很高兴，于是拍拍老雷的肩膀说：“密斯特雷，我现在就任命你来当厂长，月薪一千美元办这件事儿，咋样？”于是，老雷成了埃塞国防部下属八个工厂中唯一的外籍老板。
在为埃塞国防部打工期间，老雷还曾经为中航国际工程公司拿下亚的斯亚贝巴国际机场机库建设项目出过力。2004年，老雷向埃塞俄比亚军方请辞，在公司的委派下，到坦桑尼亚去当“AFRICATIC”的负责人。在他任职的8个月期间，中国在当地的汽车销售也达到了最好的时期。后来北京公司又来一纸调令，让老雷去赞比亚干。他安排了一下工作，也没回国，2005年2月直接就从达累斯萨拉姆飞到卢萨卡。
“插队”二十年没看到“外面的世界”
去看“外面的世界”，至今仍然是中国年轻人的梦想。老雷出国二十多年，却从未见过巴黎埃菲尔铁塔和纽约自由女神像，老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约旦、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度过的。一开始，他都是住在工棚里，后来住在军营里，直到到了赞比亚，老雷才算是有了个像点儿样的“窝”——一个带天井的小“四合院”，不过这也不是他的，是北京公司的代表处。
有时老雷会扪心自问，“二十多年我远走天涯，都图了些什么呢”？在约旦搞项目时，当地中国工人都下班了，老雷还要巡视工地，回到驻地吃晚饭时常常都要8点多了。而当时规定，饭后要在办公室加班到10点才能去休息。那些年，老雷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甚至没有休息日，年复一年连轴转。
“站在个人立场上，也许会觉得这样出国很亏。但我想起年轻时领袖的教诲，‘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任重而道远。’或许我还算是个理想主义者吧。”老雷说：“祖国始终在我心中。每当事情办成了，我都觉得自己实实在在是在为国效力，这就够了。”
不过，老雷也有遗憾，他说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老雷的爱人小杨一个人照顾他们的家，并且把女儿抚养大，很不容易。老雷的母亲也想自己的儿子。记得一次，老雷带赞比亚“贝雷桥”项目考察组回国访问时，在西安仅呆了4天就不得不匆匆离去。临行前，老雷八十多岁的老娘抱着他老泪纵横。“自认为已经在海外磨练很坚强的我，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她老人家，不禁一阵心酸。唉!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不过，二十多年来，苦中也有乐。“开车让我快乐!”老雷爽快地说，那年为参加肯尼亚的一个博览会，老雷长途跋涉一千多公里，从达累斯萨拉姆开到内罗毕。人在旅途，他忽然找回了自己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奔赴“广阔天地”时曾有过的那分豪情。
（原标题：雷颖奇：我在亚非大陆“洋插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