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著
沈红子整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名门之后说名人》为沈士远嫡孙、沈尹默侄孙的江东生前所撰，记叙了数十位中国近现代文化人求学治学的人生轶事，包括陈独秀、胡适、马一浮、李石曾、夏丏尊、沈尹默、丰子恺、张大千、徐悲鸿等人，既有亲历观感，也有读史体会，用词精简，文笔老到，将作者熟知的近代轶闻娓娓道来。
一、北大新旧派之争
蔡元培（号孑民）于1916年秋从德国回国，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往访北大教授沈尹默谈论此事。
沈尹默说：“孑民先生久负重名，我们（及其兄弟沈士远、沈兼士）都会支持他把北大办好。 ”汤尔和与蔡元培早年至交，他是竭力推崇蔡元培接办北大的，得知“三沈”热情支持，十分高兴，急把此意告诉了蔡元培。
汤访沈后的第三天上午，沈尹默在北大译学馆上文史课时，忽接传达室通知，说有一位叫蔡鹤卿的来访，当沈一见是蔡元培，又喜又惊，但心里又想：全校都知道蔡元培即将到任
（在未接办前仍由预科学长胡仁源主持校务），蔡先生阅历深广，应知道这里人员复杂，会引人猜疑。如要看我，可到我家去。这回可不注意得失了（摘原始手札）。
蔡一见沈尹默就直率地说：“此次由尔和兄介绍，特来先相识一下，并想听听先生的课呀。 ”两人虽初次会面，一晤情深，沈尹默即约定改日回访。
沈尹默自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的第二年春（即1913年）进北大任教，当时，学校新旧两派之争，十分激烈，在教育思想上的分歧是水火不相容的。
沈尹默三兄弟、马幼渔两兄弟、周树人两兄弟、钱玄同等代表新派人物，后又有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刘半农、胡适等进北大，新派力量不断壮大。
那些复古的旧派人物如辜鸿铭、陈汉章、黄季刚、林纾等，虽和新派同堂教学，却貌合神离，还不时撰文攻击新派。
几天后，沈尹默回访蔡元培，作了治校大计长谈。
沈对蔡说：“蔡校长，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名声接办北大，这是有条件的。如果您的办校主张和他们大相径庭，他们马上会排除您。所以，您对北大现况应进行整顿，但要注意改进一件事，要果断而稳妥，如来个反复失败，那比现在情况更坏。 ”（摘原始手札）蔡听了点头会意。他问沈尹默改革之策，沈即建议必须要求北洋政府作出保证：（一）北大经费要破例增加，保证按期拨给不拖欠；（二）建立教授治校，成立评议会（沈解释即使校长撤换，学校教授有权治理，不会出乱子）；（三）规定一个年限，选派教员、学生出国留学，继续教育革新。
蔡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此后，汤尔和又与沈尹默一起向蔡校长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
蔡接任后，坚决维护新派，但也不急于排除旧派。按他的主张：“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元培的“兼容并蓄”方针，在“五四”运动以前，对逐渐改革封建教育，开创学术思想自由的办校新风，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基地。
胡适南京讲学记
1947年春，南京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邀请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到南京讲学。消息传出后，那天，考试院内外的听众已黑压压一大片，原安排在院内公明堂的会议厅已无法容纳，后经戴季陶同意，改在院前明志楼大考厅举行。
那天上午，矮小精灵的戴季陶身穿蓝袍黑缎褂，留着短须平顶头，两眼眯成一线，他提着长袍一角，陪胡适跨上了讲台。
胡适是个洋博士，“学而优则仕”，1938年即任驻美大使。听众估计他是一个西装革履、洋气十足的学者，可是出人意外，那天，他却穿了一件灰布长衫，白长袜黑布鞋，冲起圆顶头发，也没戴眼镜，一副安徽乡巴佬的模样。
当时，戴季陶在台上眉飞色舞地把胡适介绍给听众，但他不是一般地说他是中国著名的学者啦，美国大哲学家杜威的弟子啦，是“五四”运动的主要人物啦，有36个名誉博士头衔啦，而开门见山地说：“诸位先生女士，胡适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不用兄弟再介绍了，大家早读过他的诗文和政论，是读者的老朋友了！今天在这里，都会感到有一见如故之情。胡先生是提倡新文学的，但今天他要讲的却是清代的一部通俗文学作品《镜花缘》。胡先生于1910年就留学美国，了解海外风情，今天，结合《镜花缘》中所写的海外奇闻，故事新讲，更添情趣。胡先生曾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亦为吾人应所效仿。 ”
这时，胡适就站起来微微鞠躬，他左手撑在讲桌上，右手不时插在长衫口袋里，一开始就风趣地说：“看我今天的穿着，有人知道我是来讲中国文学的，如果穿着西服来研究 ‘国粹’，总有点身心不符，说我胡适在‘胡说’了。 ”（台下笑声）接着，他介绍说，《镜花缘》这本书，估计不少人都读过。它是清代李汝珍所作，共有100回的长篇小说。前半部记述唐敖等人历游南洋欧洲时记下的一些传奇性和浪漫色彩的见闻；后半部是唐润臣等所记 100个才女佳人的生动故事。他强调这本书总的思想是突出说明古代女子的才华，对封建时代的丑恶现象作了揭露，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里是一部佳作。胡适又结合他在海外的见闻，进行了“大胆假设”，他说：“自古以来女子受到歧视，海外各国亦然。然十九世纪以来，西方风气骤变，女子的地位提高了。女子受到尊重后，发挥了自己的智慧，摆脱对男人的依赖，争取了男女平等。中国古代是重男轻女，一直延续到今天。丈夫对妻子厌倦，可以‘休妻’，赶出家门。现代的西方不同了，丈夫怕妻子是常见的事。妻子对丈夫在外行为不规，屡训不改的，就可以‘休夫’，也赶出家门（笑声）。我不管其合不合法，这种相对的做法倒是天公地道的。 ”（台下听众欣然示意）。
他对《镜花缘》中所写男女之间的浪漫情调，“小心求证”说，在封建社会里，也不是普遍的题材，只是一种文学作品，作为饭后茶余之趣谈而已。此时，听众中有人递上一纸条，书道：“中国人有怕老婆的，这是否是男女平等的吉兆？您在海外多年，是否了解到外国人也有怕老婆的习惯？先生亦如此吧！而今西方或有‘女尊男卑’的迹象，是否违反了男女平等的原则。请先生‘小心求证’之。 ”
纸条传到戴季陶手里，他一看这个提问文不对题，丢在桌上不作理会，待胡适随意拿起一看，他很感兴趣地当场作答。他认为这个条子内容有研究价值。俗称“怕老婆”就是对女性的敬畏，确能消除“男尊女卑”的恶习。自西方女权兴起后，所谓“怕老婆”是趋于男女平等的先兆。时代进化了，男权女权均等，生活文明了，不会另形成“女尊男卑”的体统。
胡适最后诙谐地说：“我和冬秀（即其夫人江冬秀）都有‘均权思想’，互不侵犯的。不过冬秀属老虎，我属兔子，兔子是怕老虎的，更怕被吃掉（笑声），但兔子有条飞毛腿，也避免了这种危险。 ”演讲就在哄堂大笑中暂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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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名门之后说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