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半年后离家抗日，再没回来
72年，等来阵亡消息
千里秦岭脚下，迟来烈士回家。
4月11日，当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徐安民获知叔父徐治帮被省政府追认为烈士的消息后，手捧阵亡证明，这个生在秦岭长在秦岭的汉子泪水滚落。
徐治帮，原国民党1059团一等兵，1939年1月23日在抗日战争中阵亡。
74年后的今天，徐治帮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陕西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向城市信报记者表示，这次同时被追认为烈士的还有抗战阵亡的其他5名国民党士兵。阵亡士兵何以在74年后被追认为烈士？国民党追烈背后的核心人物又是谁？
“死了，也可能当了官”
当下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陈塬街道办事处徐沟村，还在世并能忆起徐治帮的老人并不多。
侯者，今年86岁，是一个有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她说，如果徐治帮还活在世上，他今年应该是95岁了。
对徐治帮有印象，是因为侯者嫁到徐沟村的那天同样也是徐治帮成亲的日子，那年徐治帮19岁。两对新人在同一天结婚，处在秦岭余脉脚下的徐沟村显得格外热闹。
不过，此时战火烧到了中国西北。
有着一米七身高的徐治帮，据说身体结实又跑得快，就在他结婚半年之后的1937年，徐治帮被当时的军方看上，在一个夜里随部队离开家乡当兵。
在战火频发的年代里，徐家因出了一个能打鬼子的军人而骄傲。诚然，徐治帮的新婚妻子也为丈夫能上前线扛枪打鬼子而感到自豪。
丈夫离开家乡后，徐治帮的妻子一边干农活一边期待着丈夫能早些归来。可期待了一年之久，徐家也没有等来徐治帮的半点消息。
在家等了1年之后，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徐治帮的妻子离开家乡改嫁了。
侯者说，看着儿媳改嫁，儿子没有一点音信，徐治帮的母亲天天以泪洗面。
儿子到底去了哪里？甚至连儿子是去了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部队，她都不知道。
老人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天天在土地庙前烧香期待着儿子归来。
香天天烧，老人家仍没有儿子一点音信。
为了儿子，老人哭瞎了眼睛，香烧到了老人去世前，也没有等来儿子。
徐治帮在家是老大，他还有两个弟弟。后来，他的父亲弥留之际将两个小儿子叫到跟前，嘱托老二徐治义和老三徐治云一定找到他们的大哥。
在遗恨中，老人撒手西去。
茫茫乾坤，那么大的中国，到哪里去找大哥？全家人连大哥到了哪个省、哪个部队去当兵都不知道，怎么找？
全国解放后，徐家人一直期待着徐治帮能突然出现在家人面前，可这种期望最终随着岁月的更迭化成了泡影。
在老二徐治义和老三徐治云看来，如果大哥当年是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打仗的话，解放那么多年了，不管死活都应该有些音信。如果大哥是到国民党的队伍里打仗，是战死了还是后来跟随部队去了中国台湾？难道他在部队里做了大官？如果做了大官，根据他的秉性和做事原则，他不可能忘记这个家呀。更何况当时他离家抗击日本侵略者时，家里还有一个过门不久的媳妇等他回家。
一系列问题让一家人无法想通。
再到后来，老二徐治义也去世了。此时的老三徐治云则住在遥远的青海省西宁市的一个矿业集团。
早些年，当徐治云从西宁回到陕西老家祭奠老父亲，有时和家族的人谈起大哥徐治帮，族人都认为“可能战死了，或者当了官去了中国台湾”。
从1937年开始，全家人就等待徐治帮回来，可等了70多年也没有等来徐治帮的半点音信，这时候，已是花甲之年的徐治云不得不相信哥哥“多半死在战场上”。
被遗忘的墓碑
时间一晃到了2009年。此时，从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传出一个消息，在该县洪池乡西郑村发现了一块墓碑，碑上记载了多名抗日阵亡士兵的名字。
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地相关部门派出工作人员赶赴西郑村，并现场确认这确实是一块墓碑。
让当地官方觉得有些意外的是，通过模糊的碑文官方发现这并非纪念共产党烈士的墓碑，记载的都是国民党抗日阵亡士兵的名字。
墓碑上的士兵的籍贯分别为陕西、甘肃和山东单县等地，绝大多数的籍贯为陕西。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西北大学陕西文化研究院。身为研究院学者的张恒教授觉得，如果这真是一块国民党阵亡官兵的墓碑的话，这块墓碑不是一块普通的墓碑。
获知这一消息后，张恒教授很快乘车从陕西赶到山西，并确认了这块墓碑的真实性。同时张恒还发现，这一墓碑上记载的阵亡士兵的籍贯多数在陕西。多名阵亡士兵包括徐治帮、郝兴泗、任丙杨、吴宗树和汪家强等。这一墓碑上所记载的牺牲的士兵是原国民党陆军第四集团军96军177师530旅1059团三营的士兵，和日本侵略者作战阵亡时间是1939年1月23日。
这些士兵阵亡后，当时的营长雇当地的一个石匠刻了这块墓碑，并立在阵亡士兵的牺牲地。因为这些国民党的士兵曾在这里与进犯的日本鬼子发生激烈交火，用死换回来当地老百姓的生，早些年，当地老百姓会在逢年过节到墓碑前进行祭奠，可这里的老百姓却从没见过烈士的家人前来祭奠。
后来，有村民将这块墓碑藏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墓碑“消失”了，直到后来又被发现。
在获知这些信息后，张恒觉得，既然当地老百姓从没有发现烈士的亲人前来祭奠，也就是说这些为了抗战牺牲而被埋在西郑村的国民党士兵的亲人极有可能并不知道他们已经牺牲了，至少不知道他们牺牲在了异地他乡的山西西郑村。
为国捐躯，埋葬异地他乡，家人连尸骨都找不到。身为我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学者，张恒觉得很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出这块国民党墓碑背后的历史，让更多的人怀念为抗日牺牲的国民党士兵。
在追寻足迹的过程中，一种使命感袭来。张恒觉得，哪怕这段历史暂时被众人淡忘，身为学者和军人的后代，他有必要替这些烈士寻找到家人。
之后，为烈士寻找家人，成为他工作之外的一种使命。
尽管他知道，为这些阵亡士兵寻找家人并不容易。
72年，等来“阵亡”消息
2009年春天，千里秦岭一片翠绿。此时，这些官兵已沉睡他乡70载。
张恒开始驾驶着他的私家车，上秦岭涉汉水，为当年这些为国捐躯的热血青年寻家。
自然，徐治帮的家人是他整个过程中所寻找的众多位国民党阵亡士兵的家人之一。
对于徐家而言，70多年来，从徐治帮的父亲到徐治帮的侄子，三代人从来没有忘记那个当年跟着部队去打鬼子的“小伙子”。
那天上午，张恒的车匆匆驶进了徐沟村。现在的徐沟村，在区域划分上属于商洛市商州区陈塬街道办事处。而墓碑上徐治帮的家庭住址是商县徐沟村。
现在他所来的徐沟村是不是就是之前那个徐沟村？
当他向一名年轻村民打听知不知道有个叫徐治帮的人去了部队打仗，这名村民摇了摇头。
难道此徐沟村并非彼徐沟村？
经验让他知道，他要寻找的是一名牺牲在70年前的国民党士兵的家人，年轻人可能很少了解当时村里的情况。随后，他开始向村里的一些老人打听。有老人向他表示，当年确实有一个叫徐治帮的村民去了部队，自从他去部队后就再没有回过家。
看样子，那个墓碑上的徐治帮极有可能就是这个村里的徐治帮。
他又听村里的老人说，当年那个村里的徐治帮结婚半年后就到了部队，他的新婚妻子等他一年多没有音信后，就远嫁他乡，徐治帮没有子女，他的二弟已去世，三弟远在青海。
通过电话张恒联系到了徐治帮二弟徐治义在城区居住的儿子徐安民的电话。
接到张恒的电话后，徐安民差点没反应过来，他感觉是在做梦。
当张恒将发现墓碑的事情一一向徐安民进行解释后，徐安民赶忙打电话告诉三叔父徐治云。
数日之后徐治云从青海赶回了陕西，一家人一起找到了张恒。并确认墓碑上的徐治帮，就是当年参军后再也没有回家的那个徐治帮！
至此，徐家人才知道，徐治帮参加的是国民党的部队，并在与日本侵略者在交战中阵亡，长眠在山西境内。
谁曾想，这一等就是72年。
曲折的“申烈”路
找到了哥哥，这对于当时年逾七旬的徐治云而言，算是了却了他有生之年的心愿。
随后，通过张恒牵线，徐家人和墓碑上多名烈士的家人一并从陕西赶到山西，在山西平陆县民政部门的见证下，烈士的亲人见到了那个经历了70余年风雨最终被保存下来了的墓碑。
为了正视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山西省平陆县民政局还为烈士的直系亲属开据了《证明》。
城市信报记者在平陆县民政局为徐治帮的亲人开据的《证明》上看到：
原国民党陆军第四集团军之96军177师530旅1059团第三营一等兵徐治帮，系陕西省商县治安乡徐沟村(现址商州区陈塬办事处徐沟村)人，于1939年1月23日在中条山西郑村抗日战斗中阵亡，时年21岁，现有1939年元月所立石碑为证。
回家后，徐治云老人抱着这个证明跪倒在了父母的坟前：爷娘，您的大儿子治帮回家了，他当年抗击日本侵略者时战死疆场，对咱们徐家而言他是光荣的！
墓碑上的国民党牺牲士兵回家，在张恒看来，并非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身为学者的张恒觉得，早在1983年，民政部就曾以民〔1983〕优46号文下发《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问题的通知》，这些为抗战牺牲的国民党官兵理应被政府追认为烈士。
可这些国家的大政策，对徐治云、徐安民以及众多的国民党牺牲士兵的亲人而言，他们并不了解。
在得知阵亡的叔父可以被追认为烈士后，徐安民多少显得有些吃惊：“尽管我的伯父是为抗日牺牲的，但他是国民党的士兵，追认他为烈士，不太可能吧？”
“追认过程可能有些难度，但不是不可能，因为国家有政策。”张恒说。
自2009年开始，徐治云、徐安民以及徐新宁就开始向商州区民政局递交追烈申请。
把牺牲的国民党士兵追认为烈士，这在当时的商州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民政局之前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徐安民交上的材料随后被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退了回来。
随后，徐安民又将这些材料带到民政局再次交上，最终这些材料又被退了回来。
“民政局没有一个人敢冒这个风险。”徐安民说。
看着一次次交上却一次次被退回的材料，最终徐安民一家人失望了。最后，徐安民抱着材料从商洛市来到西安市找到了张恒。
“张教授，人家不敢冒险，没有这个先例。”面对张恒，徐安民一脸委屈。
之后，张恒将电话先后打到了商州区民政局、商州区政协、统战部等相关部门，并将申烈该搜集的证明材料、手续和环节告知了这些部门。
相关部门这才勉强同意徐安民回去搜集材料。
感动亲人的“同志”二字
在张恒的指导和帮助下，申烈的材料搜集齐了，材料被送到当地民政局。和先前不一样的是，这次徐安民送去的十几份证明材料没有被退回，而是石沉大海了。
就这样，徐治云、徐安民等徐家人一直等待着。
等了一年之后，当地民政部门仍没有动静。徐安民一次次到民政部门询问申烈的事，每次都被“等着”两个字打发了。
等着，还等多久？徐安民没有底。
之后，徐安民又找到了张恒，张恒又多次与商州区相关部门联系沟通，直到2012年3月29日，商州区民政局才正式向商州区人民政府打报告“同意追认徐治帮同志为革命烈士”。
此时，让徐家人感动的是，民政局在报告中给徐治帮的称谓是“同志”。
区民政局将这一报告上交后，同年9月11日，商州区人民政府“向市(商洛)人民政府申请追认徐治帮同志为烈士”。
在区政府的这一请示中，同样用了“同志”称谓，不过从区民政局上交“报告”到区政府向市政府上交“请示”，用时近半年之久。
请示上交到商洛市政府后，商洛市政府以商政字[2012]42号文向陕西省人民政府进行了请示。
今年3月28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以陕政函4月8日[2013]46号文，下发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徐治帮等5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批准徐治帮、郝兴泗、任丙杨、吴宗树、汪家强5名同志为烈士。按规定不发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享受遗属待遇。
《批复》中同样称呼5名同志为“同志”。
而被批复为烈士的还有生前系国民党骑兵四师十二团上校团长孙荫芝。
批复中同样称呼孙荫芝烈士为“同志”。
4月8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将批复发布在了省政府网站上。
自然，徐安民也从网站上看到了这一消息。
在看到这一消息的4月10日下午，徐安民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远在青海的叔父徐治云。
电话中，78岁的老人听到这一消息后，激动地泣不成声：“你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三亚的徐新宁，也告诉张恒教授……”
年少离家从军。徐治帮抗战牺牲72年后，终于有了“烈士”的名分。
“多管闲事”的学者
6名抗日国民党官兵一起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并称为“同志”，消息引发媒体和公众热议。
对于这次集中追烈，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三处一名负责人向城市信报记者表示，6名国民党官兵被批复为烈士，是根据民〔1983〕优46号文进行批复的。
记者在陕西省民政厅优抚处与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次集中追烈，是因为这6名烈士的材料是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上报后进行批复的。
当记者询问之前陕西省民政厅是否也受理过追烈的上报材料时，工作人员没有作正面回答，而是称“这是一项之前就执行的政策。”
但记者通过相关渠道了解到，在陕西省，首位获得革命烈士称号的国民党抗战牺牲者，是国民革命军第40军39师115旅少将旅长朱家麟。
1938年5月11日夜，朱家麟奉命率部掩护全军从江苏沛县突围时捐躯。为此，朱家麟在1988年10月4日被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朱家麟也成为当时国共两党都承认的烈士。
尽管这次陕西省政府集中批复了6位国民党阵亡官兵为烈士，事实上每位阵亡官兵背后的追烈过程十分艰难曲折。
商洛市柞水县烈士汪家强的亲人认为，如果没有张恒教授，汪家强的批烈就是空谈。
从2009年起，汪家强的亲人同样在张恒的指导下开始向柞水县民政部门进行申烈。
起初和徐安民一样碰了钉子的汪的亲人一直没有间断地向民政部门递交材料，后来被民政部门轰了出去。
张恒听说一个农民去民政部门为亲人申烈被轰出门的事情后，同样向当地民政部门说明了国家政策，并指出国民党抗战阵亡官兵是可以申烈的。
当地民政部门接到张恒的电话后大为恼火，认为张恒在多管闲事，并摔了电话。
对于当地民政部门的横眉冷对，张恒认为，国家政策承认他们是烈士，地方民政部门有什么权利不认可？
张恒向城市信报记者称，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者其他爱国人士，只要是抗击外敌，是为中华民族利益牺牲的，都应该被追为烈士，理应得到尊重。
在多次向柞水县民政部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张恒委托律师，向柞水县民政局发了律师函，并称如果柞水县民政局坚持不受理汪家强亲人的烈士申请，他将与烈士亲人一同以“行政不作为”为由，起诉柞水县民政局。
在接到律师函之后，民政局才受理了汪家强亲人申烈的资料，并当面向张恒道歉。
张恒觉得，这些国民党官兵被追认为烈士，同样是给在世的烈士亲人一个安慰。
数年来，张恒先后为20多个国民党阵亡官兵的家人指导申烈，但申请成功的只有5人。
“基层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政策，知道了也不去受理。”在张恒看来，国民党追烈的难点除了县这一级政府进行阻拦外，个别市级政府也在进行阻拦，最终报到省政府的申烈材料少之又少。除此之外，抗战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可以申烈的这一政策没有完全被公众所知、阵亡者不被亲人所知和无法找到阵亡的相关证明材料，也被阻在了申烈的门外。
文/图 城市信报特派西安、商洛记者 王永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