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朵朵利用社会舆论为自己讨说法（1 ／4张）
近一段时期，陕西退役摔跤运动员庄朵朵为了维权治病，不惜将以往比赛自己所参与的黑幕通过网络曝光于众目之下。如今庄朵朵安静了，那么以后会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庄朵朵呢？
除了金牌的成色，现在的庄朵朵和此前的邹春兰、艾冬梅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中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再度引起社会关注。能不能从现在开始，让庄朵朵们的数量慢慢消减下去，直至一朵也不剩？
能够拿到“成绩奖励”的运动员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运动员在退役时只能拿到“基础安置费”和“运龄补偿费”。
现状
“买断工龄”
价格不一
竞技体育是残酷的，领奖台上只有三个位置，冠军锦标更是只有一个。尽管现在“唯金牌论”的吃香程度已经不如以往，但是对于运动员们而言，成绩好坏依旧对其退役后的生活有不小的影响。大多数运动员在退役时都面临自主择业的问题，此时他们可以拿到一笔类似于“买断工龄”的退役经济补偿。
在2003年发布的《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办法》（国人部发[2003]18号，以下简称《补偿办法》）中，第四部分“经济补偿费标准”中，“基础安置费”和“运龄补偿费”并无任何成绩要求，“成绩奖励”一项则规定：“对退役运动员在训期间取得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赛、亚运会、亚锦赛、亚洲杯赛、全运会、全国比赛等录取名次以上成绩给予一定的奖励，以鼓励运动员多出成绩，多作贡献。”
由于《补偿办法》还规定“成绩奖励费的具体标准由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所以一个地区运龄相同的两名退役运动员很有可能拿到相差悬殊的退役补偿金。另外即便两人退役时同为奥运冠军，其退役补偿金也很有可能因为各地标准差异而差距不小。
由表1和表2不难看出，就连冠军也分“三六九等”。而且由于《补偿办法》在2003年才推出，不少此前已经退役的运动员即使取得了成绩，也难以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国家体育总局从2003年开始委托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设立“国家队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关怀基金”，对老运动员、老教练员进行资助，但其覆盖面仍然相对狭小。
“举重冠军成为搓澡工”当事人邹春兰三度获得全国举重锦标赛冠军，1993年退役后并未离开体工队，直到2000年才正式离开。在全国妇联的资助下，她在2006年开了干洗店，营业至今。她说：“当年还没有政策，我就像个足球被踢来踢去，要了好几年才在2000年凭着教练打的‘解决工作’的白条要到了8万块钱。”
能够拿到“成绩奖励”的运动员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运动员在退役时只能拿到“基础安置费”和“运龄补偿费”，而且每个省上述两费计算方法不一。陕西省体育局将“基础安置费”与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年社会平均工资挂钩，而黑龙江省则相对固定。根据黑龙江省体育局2005年推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黑体人字[2005]17号），运动员的基础安置费为固定的1.5万元，运龄补偿费则为每年4000元。2005年全国自行车比赛季军得主赵彦彦于2007年退役，田径队和自行车队加在一起差不多10年运龄，她退役时的补偿金总额约为7万元。
“竞技体育本身就是超出了常人能够想象的一种生理运动，我们人体并不是为这些竞技体育而设计的。”
保障
运动伤病
治疗之困
就像普通单位的绩效考核一样，成绩好的自然会获得更多的奖励。对于运动员们而言，这种光环上的落差带来的并非最直接的伤害，他们的切肤之痛是在运动生涯中堆积在体内的伤病。
在竞技体育领域内，健康与突破身体极限成为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想要更快、更高、更强，运动员的身体势必比常人要承受更大的痛苦。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损伤科主任姜春岩在做客央视《新闻1+1》栏目时说：“竞技体育本身就是超出了常人能够想象的一种生理运动，其运动量也超出了平常大负荷的运动量，我们人体并不是为这些竞技体育而设计的。”
在运动队时，运动员出现了伤病可以得到相应治疗。国家体育总局在2007年颁布了《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体人字[2007]412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其中明文规定“优秀运动员享受国家规定工资待遇，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政策参加社会保险并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另外他们还可参加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设立的“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
“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设12个级别，特等为30万元，十一级为1000元。它在2008年公布的第三期简报中称：“自2002年在全国开展以来，经过积极推动，再加上各地体育局及各基层训练单位的积极组织和运动员保险意识的加强，目前全国参加团体投保的基层训练单位已达234家，运动员2.1万多名。每年受理索赔在2000多件，赔付金额近500万元人民币。”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运动员保障处透露，截至去年12月，该保险已累计赔付4649.5万元，其中前国家男排球员汤淼曾于2008年得到赔付，他当时被评定为一级伤残，获赔20万元。
一旦退役，运动员们想要治疗因训练落下的伤病，就出现了问题。《暂行办法》规定“运动员退役后执行新进入单位的工资和社会保险制度”，一旦退役后没有找到接收单位，则面临陷入无保的境地。与此同时，运动员退役后也不在“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承保范围内。此时只能依靠各地体育系统推出相关政策，江苏省体育局推出的“勿忘我”计划，便是由该省体育发展基金会实施的一项针对运动员的特别扶持计划，为退役运动员解决生活、就医、就学、就业及创业上的各种困难。
邹春兰2000年离开体工队，但是直到2012年才给自己上了医疗保险。当运动员期间因为减体重对她的胃部造成了不良影响，“我这个胃算是废了，现在生意难做，也就差不多糊口，就别说治病了。以前在队里的时候，那就是像大爷一样，什么都有人管，现在就是三孙子。”
“现在运动员都是在道德维权、舆论维权，成本高、收益小、负面影响大。”
维权
道德维权
背后的尴尬
2003年，曾经的“亚洲第一大力士”才力之死令退役运动员的窘境毫无遮挡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在此之后，举重的邹春兰、长跑的艾冬梅、马拉松的郭萍，再到最近柔道的庄朵朵，无论是什么冠军，在无助的时候都只能选择借助社会舆论来为自己讨个说法。舆论沸腾之时，被推至聚光灯下的运动员不吝展示自己的伤口，这种“豁出去”的态度时常奏效，相关问题也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然而这个药方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现在运动员都是在道德维权、舆论维权，成本高、收益小、负面影响大。”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法研究学者闫成栋说，“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容易造成误解，即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让运动员们和关注他们的社会热心人士忽略了其权益理应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
闫成栋指出运动员首先作为劳动者存在，所以理应受到《劳动法》的保护，《体育法》在相关方面则可进行具体的解释和补充。然而现实是在作为劳动者的运动员当中只有优秀的可以获得相应保障，更多的一般的运动员则难以获得应有的待遇。“《劳动法》还不足以充分维护运动员的权益，《体育法》则在双方的衔接中存在缺失。”
《体育法》自1995年10月1日起实施以来，只在2009年删去了一条法条，至今该法总计八章五十五条，只有一条与退役运动员权益相关，即第四章第二十八条：国家对优秀运动员在就业或者升学方面给予优待。这条法条很短，却是退役运动员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闫成栋说：“这些年一直在研讨如何修法，运动员权益保护也被提上了日程。但是由于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还在进行中，所以《体育法》的修法也因之受限。”
在“庄朵朵事件”中，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当事人所患支气管哮喘是否与柔道运动训练比赛存在因果关系。与一般企业职工不同，运动员退役后的职业病治疗问题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第四章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闫成栋说：“没有将运动损伤纳入职业病诊断标准，这也促使运动员们维权意识较差。”
在运动员权益受损的同时，相关法律的缺失也使得地方体育部门在制定规章时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陕西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杨长岭在谈及“庄朵朵事件”时称：“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商讨如何解决她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没有政策支持，谁也不敢开这个先例。出于保护运动员的角度，我们可以给予她人文关怀，毕竟她曾经是我们的一员。”
调查显示对退役安置政策很清楚的运动员只有24人，仅占4.4%，大多数运动员（85.5%）从未参加过任何职业过渡发展培训。
就业
退役后
再就业之惑
曾经运动员退役后的工作是分配的，如今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人事关系在退役后直接进入市场，只有少部分人可以被安排到企事业单位，或是进入大学深造。这就意味着，在退役之后，那些长年生活在运动队的运动员们必须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拿着简历去找工作。
国际奥委会委员大杨扬创建的冠军基金，曾在广州第16届亚运会期间对我国代表团当中的541名参赛运动员进行了问卷调查。此次调研覆盖了38个体育项目，运动员年龄在20岁-25岁占62.1%，25岁-30岁的占20.8%。调查显示对退役安置政策很清楚的运动员只有24人，仅占4.4%，大多数运动员（85.5%）从未参加过任何职业过渡发展培训，愿意参加和考虑参加职业培训的运动员达97.2%。
据总局运动员保障处透露，自2007年以来体育系统先后举办了退役运动员体育经纪人、多技能职业转型、体育教练等多期培训班，共计2200多名退役运动员参加了培训。截至2011年底，总局网站拥有在线招聘单位4996家，招聘职位17558个，求职简历10286份。
与此同时，像冠军基金这样的民间组织也在与体育系统合作无偿开办短期求职培训课程。冠军基金项目经理孙小峰说：“我们有自己的团队，国际奥委会ACP（AthleteCareerProgramme运动员职业生涯计划）全球项目主管曾来过；合作伙伴FESCO在求职技巧方面有培训课程；讲师中既有胡佳、高红等运动员志愿者，也有企业的专业人士。我们曾经请来宝洁的一个高级团队，中国区品牌总监带着两个品牌经理在广州讲述他们怎样审查简历，并和运动员模拟面试，现场录像点评。”
孙小峰曾经收到过不少来自运动员的简历，有一封令其印象深刻。在电子邮件当中，除了附件里的一份简历以外，信中什么内容也没有，甚至连个称呼和标题都没有。“他们没有准备，缺乏认知，也没有人提醒。两三天的培训班并不能产生质的改变，但是我们要让他们意识到求职是怎么回事。”
曾经有一名运动员通过冠军基金的求职平台找到了一份在一家体育用品专卖店做销售的工作，然而没有多久他便辞职了，单位对于他的评价也很一般。后来这名运动员给出的辞职理由在大杨扬看来有些无奈，“他觉得自己曾经是冠军，就想做销售主管或是店长的工作，可是在新的环境下就是得从基层工作干起。好高骛远在不少运动员身上都有存在。”
“不能总想着留在体制内，其实体育已经开始变化了，可还是有很多人在抱怨，拒绝变化是不行的。”
心理
主动变化
适应新生活
作为北京奥运会时国家击剑队跟队的心理专家，天津体育学院副教授胡咏梅接触了不少即将退役的运动员。“除了职业倦怠，女运动员会憧憬家庭生活，男的则更多的是想事业和工作。有一个运龄将近20年的女运动员一边打封闭一边叹气，说不想打封闭，担心这样会影响到退役后生孩子。”
对于退役，运动员们迷茫与憧憬并存，其过渡期很重要。胡咏梅曾经参与国家体育总局关于退役运动员安置的一个课题，当时走访了上海、西安、广州等多个运动队。“过渡期情绪容易低落，如果1到2年没有正式工作，再加上文化素质不高，又没有路子，便会造成自身价值认同下降。”她说，“此后便会产生消极情绪，觉得自己耗尽了青春却没有人管，而且自己又力不从心，此时攻击性就会上升。”
2002年，大杨扬曾经退役过一次，那段时间她突然有了危机感。“长期生活在体制下容易变得被动，缺乏主动思考，什么都听别人安排。”她说，“不能总想着留在体制内，其实体育已经开始变化了，可还是有很多人在抱怨，拒绝变化是不行的。”
既然拒绝变化不行，那就不如主动变化来适应新的生活。在冠军基金所做的那项调查中显示，有79.8%的运动员认为退役后求学、就业的困难在于文化课基础差，赵彦彦便属于这一类人。
“因为受伤了，有段时间躺床上不吃不喝的，我妈就说大不了她养我。怎么能这样？等康复了我就到健身房找了个动感单车教练的工作，同时也申请了北体大，后来通知书就来了。”那会儿赵彦彦对于英文一窍不通，就趁着报到前跟着自己上小学的亲戚一起学，愣是从ABC学到了现在可以基本交流会话的程度。去年7月，已经从北体大毕业的她参加了《非你莫属》，引发在场BOSS团的哄抢，被称为“最强势求职退役运动员”。
和赵彦彦略有不同，伦敦奥运会击剑冠军雷声则是早早做起了退役后的准备。已经在北京大学读大四的他每周只训练三次，不过落下的体能训练自己都会找时间补上。胡咏梅和雷声聊得不少，“他这样是真的在为自己的未来考虑。更难能可贵的是，王海滨教练也很注重这一点，他很鼓励雷声抓紧学业。”
“其实退役运动员不是弱势群体，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我一直跟他们说，退役就相当于凤凰浴火重生。不要总想着成功转型，而是要追求顺畅转型。当然了，我能提供的心理辅导也得建立在充分的保障机制上，不然就成了画饼充饥了。”胡咏梅说。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王子轩
（原标题：“庄朵朵们”离开赛场如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