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金强 林旭娜
采写： 南方日报记者周煦钊 柯鸿海 发自梅州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周煦钊
双手抄起簸箕，兜起沙石，筛动摇晃，抬起沥水……60岁的嘉应大学教授房学嘉弯腰演示在水中淘矿的动作。
“这就是‘洗、流、晾’。”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执行总裁、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王琛发在一旁说。
2013年2月26日，马来西亚首要媒体集团第七台的摄制组来到广东梅州市，在嘉应大学客家研究院拍摄了上述一幕，他们将拍摄一部反映19世纪末华人在马来西亚开拓锡矿的纪录片。
摄制组广东之行耗时8天，从2月22日至3月1日，取景地从广州至惠州，再到梅州、潮州。负责出镜解说的王琛发介绍，华工是吉隆坡、槟城、怡保等马来西亚城市的开拓先贤，纪录片主要想呈现当时华人矿工为什么会到马来西亚，他们给马来西亚带去什么影响，更想解释他们在为什么会采用会党的组织形式。
随着镜头，王琛发向公众展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领域。他说，华人会党在马来西亚开矿，他们不是秘密组织不是黑社会，是武装自治的商业共同体；在1880年之前，矿工们也不是以“卖猪仔”的身份存在，而是歃血为盟的兄弟；会党之间曾频繁械斗，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反清复明”的理想；更值得尊敬的是，他们是吉隆坡、槟城、怡保等城市的开拓先贤……
他们的威水史
19世纪末（1898-1900年）马来西亚平均每年产锡4万吨，有3.8万吨来自华人
“阿哥当年下南洋，阿妹寻哥洗琉琅，白天烈日当头晒，半夜想哥被窦凉。”2011年3月，随着电视连续剧《下南洋》在中央电视台开播，片尾曲《阿妹找哥洗琉琅》也响彻大江南北。
“琉琅”是淘洗矿砂的动作，是客家方言“流、晾”的转音字。
“这是最简单的采锡技术，就是拿个簸箕到河边淘锡米。”从事华侨史研究多年的王琛发说，“琉琅”现已作为矿区的代称进入了字典，马来语对矿区的俗称就是“琉琅”。
19世纪末，大批广东客家人下南洋从事开矿工作，他们曾执马来西亚矿业牛耳。王琛发引述另一位研究者骆静山的数据称：“根据另一项不完全统计，马来半岛在1891年共有10万名矿工；到了1901年，单是华人俗称‘四州府’的‘马来联邦’，也即是霹雳、森美兰、雪兰莪、彭亨，居留华人已增至30万人，之中有16.3万人是矿工。19世纪末（1898-1900年）马来亚平均每年产锡4万吨，有3.8万吨来自华人。”
同时，据研究者刘崇汉的数据：“以1901年的人口统计为证，锡矿最多的地区也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地区。单在霹雳州的近打区，超过80%是客家人。”
说起马来西亚摄制组到广东拍摄纪录片的因由，王琛发表示，做这个题材就是想比较客观地反映马来西亚的开矿史。同时，由于华人矿工群体当时的会党组织，诸如洪门天地会分支组织海山、义兴，在一些资料里都被说为秘密结社乃至黑社会，他也希望澄清一些观点。“华人到马来西亚开埠，没理由成功的那个成了英雄，其他整帮兄弟就变了是黑社会。没道理用一个贬义词来形容华人开拓史。”
他们的兄弟情
他们为了生存被迫卷入当地内战，但大家同买一块坟地，“自己人”打在一起也埋在一起
在梅州市侨联副主席邓锐所著《梅州华侨华人史》一书中，当地客家人的海外移民被分为两种类型：“我们可以将梅州海外移民分为被迫移民和自由移民两大类型，他们或自驾帆船，或被掳掠、诱骗、招雇为‘契约华工’等形式而移民。”
众所周知，“契约华工”（俗称“卖猪仔”）是中国华侨史上最悲惨痛苦的一页。王琛发认为，具体到马来西亚华人矿工，要以19世纪80年代为分界，前期矿工多非卖猪仔，其身份是会党兄弟。
王琛发说：“早期就是大哥带着一帮兄弟去开天辟地。这个新天地有了经济利益后，有些人就拿钱将别人卖猪仔来帮他做苦力。”
王琛发认为，当时会党就是“一个武装自治的商业共同体”，当时矿区没秩序、没法律，到处是山林猛兽，矿产随时会遭人抢，所以需以自治武装自卫。同时，这个组织还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即“反清复明”。
“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反清复明，这也是大家结为组织的理由。如果你用个人致富作为理由，就会成一盘散沙。那边当时没有秩序没有法律，所以会党就不奇怪了。”
邓锐也提到：“自雍正朝之后，粤东地区秘密结社起义不断，起义者受到清政府的迫害和追捕而流亡海外，他们最早散布在马来半岛、廖内、邦加群岛和婆罗洲等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组织逐渐淡化为会馆。……在东南亚，祖籍广东的华侨大都以义兴会、海山会、华生会和大伯公会等名号出现……”
王琛发说，早期的会党全部出自洪门天地会，其中义兴比较出名，曾多次回国组织起义，其中就包括1853年9月的上海小刀会起义。鲜为人知的是，孙中山先生也曾于1911年给马来西亚义兴公司写过一封《致义兴公司星洲同志信》，陈述革命仍要继续，需要大家筹钱筹人。
在马来西亚矿业史和华侨史中，最令人痛心的一幕莫过于会党间械斗，哪怕同是源于洪门天地会的义兴、海山，都曾大打出手，死伤难计。王琛发说，其中固然有为生存而争夺矿产地盘的因素，但因当地土地握于马来土侯之手，华人开矿必须依附并与土侯合作，当土侯之间为领地发生争执时，各方华人组织就被迫卷入土侯内战。
不过打归打，在另一个层面，大家仍然是“自己人”。王琛发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交战中的会党也会共同出资买义山，埋葬同乡。“有华人的地区肯定有义山，义山最大的捐款人就是会党，会党不方便出面就用会馆的名义。”王琛发说，“打是无可奈何的，甚至你可以看到正在打仗的会党，大家同买一块坟地，下面正在打，上面一起埋，相安无事。”
他们的香火情
到马来西亚后，潮汕子民会找到当地会馆，将香灰倒入香炉中。慢慢地香灰越攒越多，会馆的香炉也越来越大
2月28日傍晚，摄制组一行来到潮州市潮安县彩塘镇宏安乡元山古庙，拍摄在粤东的最后一组镜头。与客家人开矿不同，在马来西亚矿区，潮汕籍的人主要从事种植业，为矿工们供应生活物资。
庙里供奉的是“北极真武玄天大帝”。掷过“圣杯”，王琛发开始演示当年村民离乡下南洋前的最重要的仪式。
时至今日，马来西亚潮汕籍华人间仍有供奉拜祭玄天大帝的习俗。当年，潮汕子民下南洋前，要在庙中拜神祈福，并用一张符纸包裹一撮香灰带走。
王琛发说，到马来西亚后，潮汕子民会找到当地会馆，将香灰倒入香炉中。慢慢地香灰越攒越多，会馆的香炉也越来越大。
“什么叫香火情，这就是香火情。”王琛发说。
摄像机镜头前，王琛发恭敬地将符纸折叠成三角形，在香炉中兜起一撮香灰。
那一刻，“阿哥当年下南洋”的歌声仿佛又在耳边响起。
■开埠故事
甲必丹叶亚来：内战废墟上重建吉隆坡
用今天的话来形容，19世纪的矿业开采绝对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整批人去开发矿区的同时需要各种生活资料，周边种植业也被带动起来，矿区附近因而形成集市，城镇就此诞生。今日马来西亚的许多大都会，包括首都吉隆坡及槟城、怡保、太平、芙蓉等地就是在矿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来西亚客家人在20世纪初期流行“客家人开埠”的说法。在开埠先贤中，最为人们熟悉的莫过于“吉隆坡王”、叶挺将军的同乡人叶亚来。他在事业巅峰期曾拥有锡矿1000多亩、员工5000人，掌握了整个城镇的经济实权。至今吉隆坡仍保留“叶亚来街”，而他的功绩仍为家乡人所称赞。
2月24日，马来西亚首要媒体集团第七台的摄制组来到叶亚来的故乡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镇周田村拍摄。叶亚来故居“碧滟楼”门外，一幅新贴的对联概括了他的功绩——漂洋过海打州府，光宗耀祖吉隆坡。
故居正堂悬挂着叶亚来身着清朝官服的照片，上面的文字写着：甲必丹叶德来公（1837-1885）。叶亚来原名德来，“甲必丹”即马来西亚华人对“captain”的音译，意为“领袖”。1869年，叶亚来被雪兰莪苏丹委任为吉隆坡第三位甲必丹，“亚来”就是他出任吉隆坡甲必丹时用的名字。
1854年，时年17岁的叶亚来离乡前往马六甲谋生，养过鱼，种过菜，当过杂货店伙计。真正起家是在1859年搬迁到森美兰州的芙蓉之后。他在这个新兴矿区结识了商业领袖叶致英及在当地华人甲必丹盛明利手下担任总巡的刘壬光。
1860年，森美兰州的马来土侯发生内争。王琛发提供的资料显示，卷入内战的华人有6000多人战死，包括海山会党的领袖、甲必丹盛明利。6个月后，战事平定，叶致英受埠众推举成为芙蓉甲必丹，但他更有兴趣专心生意，便推举叶亚来代替自己。这是叶亚来首次担任甲必丹，时年24岁。1862年秋，刘壬光转战雪兰莪州，召唤叶亚来北上吉隆坡委以锡矿业务总管之职。就此，叶亚来开始了他“吉隆坡王”的辉煌。
1868年，刘壬光逝世后，叶亚来代行甲必丹一职。他所推行的严惩盗窃政策，令吉隆坡成了夜不闭户的市镇。1870－1873年，马来王室和土侯因种种因素延续4年内战，叶亚来派兵协助雪兰莪州苏丹女婿东姑孤丁与巴生土侯拉惹玛赫蒂作战。战乱期间，吉隆坡两度易手，三度被焚。叶亚来几番征战，于1873年3月光复吉隆坡。
战后的吉隆坡，废墟一片，锡矿场也化为水潭。叶亚来说服了准备他迁的将士同僚，让他们留下来共同重建吉隆坡。他发展公路网，疏通河流，建造桥梁，扩建住屋，新建砖瓦屋和商店，重开矿场，鼓励各族共同参与建设，并从中国招募工人。他还鼓励马来人迁到吉隆坡近郊种植农作物以供应工人所需。吉隆坡就这样从废墟中逐渐发展成为今日马来西亚最大的都会，而叶亚来则领导吉隆坡直到1880年。
类似的开埠例子在马来西亚不止于叶亚来和吉隆坡。例如前文提到了芙蓉甲必丹、惠州人盛明利，他推动了芙蓉与芦骨的城镇化；还有在拿律内战中领导海山会党的增城人郑景贵，在内战结束后也重建拿律，让这个改名为“太平”的矿镇成为当时霹雳州的首府；叶剑英元帅曾旅居过的怡保，也是因为发现矿苗，在1888年后从一个小村崛起成一个大城市……
王琛发说，“客家人开埠”只是先辈顺口溜的一部分，整句是“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福建人占埠”。这个顺口溜形象化地说明了矿区开拓的特点。
王琛发曾考证，各地区最初的开拓者多是地理接近东南亚的华南客家人，他们习惯在炎热的山区采矿，所以才能适应南洋的热带气候。但生活所需依赖来自其他方言群的各行业工匠以及菜农。久而久之，广州商人和工匠进镇定居谋生，兴旺了镇村。
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执行总裁、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王琛发：
会党是武装自治商业共同体
王琛发是马来西亚籍华人，多年从事华侨史研究。他是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会的执行总裁、道教学院的董事会主席、儒学会会长，同时也在中国国内多所高校担任客座教授和客座研究员，包括广西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等。
记者与他就马来西亚华侨史的部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他认为，早期在马来西亚的会党组织不是秘密社团、黑社会，而是一个武装自治的商业共同体。
记者：在马来西亚开矿的早期华人，为什么会采用会党的组织形式？
王琛发：会党是武装自治的商业共同体。大家是兄弟，互相照顾共担风险，谁做得多就分得多。这个共同体是武装性的，所以有学者说它是暴力的。但在一个没秩序的地方，到处是山林猛兽，没有武力自卫是不行的。
会党的组织状态，有学者借西方人的观点说他是黑社会，其实会党是华人公开的组织形态，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理想即“反清复明”。
记者：既然他们反清复明，为什么叶亚来会穿清装？
王琛发：会党一直强调反清复明的正当性，但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民族遇到危难时，他们就捐钱出力，甚至可以和清政府合作，看起来好像是整个组织叛变了理想，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记者：在会党内利益如何来分配呢？
王琛发：一般是开矿人自己拿70%，带他谈判的拿10%，还有一部分分给当地土侯或者供应后勤的人。这样的制度导致很多人是自愿过去开矿。大家一起采矿，一起分钱。
记者：既然会党都有相似的理想，为什么还会发生械斗？
王琛发：会党也有它的神秘性和神圣性，用以巩固大家对宗旨的信仰。英国殖民者一直借此压制会党，污蔑为秘密会社。1889年，英国人的一份报告称90%华人属于秘密团体。90%有什么秘密可言？是你外来人不了解！当然，会党也有现实利益需求，所以会发生这么多械斗。但到1880年后，他们又痛定思痛，合作起来。
记者：英国人对会党采取了什么手段？
王琛发：英国人建立殖民地后，会党组织被禁止。同时引进公司制度，让兄弟关系变成雇佣关系。此前华人公司也有叫公司的，但仍是大哥带大家谋生的状态。这是根本的不同。
记者：也就是说公司制彻底改变了华人的组织结构？
王琛发：英国人的有限公司法令出来的时候，像当时的郑景贵等人都签了合约。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company，但同样是做生意，所以我那个公司原本叫义兴公司、叫海山公司，现在就叫有限公司咯！以前那个公司的大佬要带头死，现在大佬不用死，所以很容易这帮做老大的全部变作老板。同时，兄弟是不能“卖猪仔”的，大家就回国找人“卖猪仔”。
记者：按照您的观点，在有限公司制度之前，这些矿工都不是“契约华工”。
王琛发：早期不是卖猪仔，而是一帮人过去共生死的。那些人也没有华侨意识，没觉得自己是侨民。
那些早期住在那边的华人很多就根据认祖诗生存，“驿马匆匆过四方，任君随处立纲常，年深异境如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在当时人看来，向南洋迁徙并没什么奇怪，“日久他乡即故乡”，因为“立纲常”。
记者：也就是说他们是用开拓者的心态和身份到达当地的？
王琛发：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心态，即在新的基地开拓和凝聚“反清复明”的力量，所以，才会有罗芳伯在婆罗洲建立南方共和，他们内心从来没有否认自己是中国人。
（原标题：华人会党不是黑社会 他们是吉隆坡槟城开拓先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