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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十周年-张立洁作品
张立洁：这些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完全处于未知状态
采访/海杰
今年是“非典”疫情爆发十周年，十年之后，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了“非典”。
但对于摄影师张立洁来说，这一切不会被忘记，甚至一直存在。她花了三年多时间去拍摄那些被人遗忘的非典后遗症患者，以期对他们的生活能够有些影响，有些改变。
她拍摄的对象里，很多曾是因救治非典患者而感染的大夫和护士，但非典之后，他们变成了非典后遗症患者，病情得不到有效地救治和控制，生活更是难以维持。
对于很多人来说，整个非典时期更像一个梦，有些患者已去世，有些成了被遗忘的非典后遗症患者，而他们所奋战抢救生命的定点场所——小汤山医院，也被废弃，最终于2010年拆除。
他们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后续问题五花八门，夫妻离婚的、朋友断交的
新浪：《非典后遗症》拍摄于什么时候？
张立洁：最早开始于2006年接触这个人群，但主要是在2008年到2010年集中拍摄完成的。
新浪：你是怎么找到这些人的？
张立洁：2006年末，我跟着残奥冠军平亚丽等残疾人模范典型一起到北京小汤山疗养院慰问，见到很多非典后遗症患者正在那里接受康复治疗。他们都穿着蓝白条的病号服，我想这些人都是曾经的白衣战士们，现在都“全职”治病了。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有严重的骨坏死症状，以及一些其他的后遗症，如肺纤维化、高血压等。演讲过后他们都追着相关领导询问落实工伤保险等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
在初步了解了他们的处境后，我悄悄留下了坐在我附近的几个人的手机号码。
新浪：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情况和你预想的一样吗？
张立洁：不太一样。其实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既有典型性又有普遍意义。他们每个人被感染、治疗情况都各有不同，反应了当时非典爆发期整个社会的混乱和危急。而后他们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后续问题又是五花八门，夫妻离婚的、朋友断交的。
新浪：他们那时候怕被公开吗？
张立洁：大多数人还是很谨慎和敏感的，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愿意站出来。其实这过程是挺艰难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挺焦虑，几条短信同时发出去了，却完全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回，回了也很可能是婉言拒绝，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感觉。
新浪：他们会不会怀疑你？
张立洁：跟他们相处其实也不难，最开始都会有怀疑，他们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难，也对记者没报多大希望，但时间长了，你一个外人总在问、总在不断的拍，他们可能就会觉得你是在努力做些什么吧。一个外人的同情和认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支持。
这些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完全处于未知状态
新浪：那时候“非典”这个话题还在被人谈吗？
张立洁：记忆里已经并不常被提起，至于后遗症就更少有人知晓。比如前面说的那些后遗症病人，如肺纤维化、高血压等都很严重，但是这些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完全处于未知状态。
新浪：你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和阻挠？
张立洁：直接的阻挠倒是没有，但是压力其实是从我的拍摄对象身上感觉到的。尤其是那些部队医院的医生。再有就是来自社会的压力，他们的爱人或是孩子还都要有正常的生活，他们就必须考虑旁人对自己家人的看法。有些要求隐瞒真实信息，有的干脆说不能公开。
新浪：你拍摄时，对人有选择标准吗？
张立洁：因为题材特殊，其实我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重要的是先开始。我第一个开始联络的对象是一位女护士长。她曾经在某个大医院的妇产科工作，因为接触非典病人的医疗物品而被感染。在拍摄了多位“因公”感染的案例后，就逐渐接触到“非因公” 感染的群体。
新浪：你这组除了拍人，还拍了很多场景，但场景都很破败。那些地方你拍摄的时候有人看管吗？
张立洁：有人看管，小汤山医院是当年的非典定点医院，而后被废弃。最终于2010年4月被彻底拆除。
新浪：你拍了不少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在你的印象里有没有最特别的？
张立洁：许瑞琴吧，她的情况很复杂，她原来是医院急诊科管理护工的一个临时工，非典一来她也顶上去了，结果感染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她的劳动合同就终止了，现在她的治疗、夫妻关系、经济压力等等一切都让她焦头烂额。现在和母亲住在北京郊区的农村，要坐两趟公交车从起点到终点。一边是治疗不好的病情，一边是不可能打赢官司的大医院。我要是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另外一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岳春河。我第一次见他和后来拍摄时见他，判若两人。之前他是有很多埋怨、牢骚的，说话也很直很不客气。但是当我后来约他拍照片时，他不但变瘦了人精神了，更主要的是他的想法完全变了。他变得感恩了，他甚至感谢这个病，让他停下了匆忙的脚步，要知道他原来可是同仁医院的外科大夫，
那往往是一个医院最优秀的男医生。离开工作岗位，他开始反思自己前半身所追求的那些所谓成功，是不是真那么有意义，他以前的愤怒、埋怨真的都必须要别人来埋单吗？我特别喜欢他在日记里写的一段话，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苍天在人们前行的路上，用单向透明玻璃将幸福的人与苦难的人分隔开……痛苦的人虽步履艰难，但他们不仅能品尝人生的痛苦，也能看到快乐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幸的人生更加丰富。”
很多人会打着“难受”、“残忍”的幌子而拒绝正视他们的存在
新浪：在拍摄开始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
张立洁：会查一些资料和必要的知识，但更多的还是在接触他们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也逐渐确立了拍摄方向。
新浪：对于这种话题，摄影师通常都很容易选择立场，但怎么在影像里准确地表明这种立场就变得困难。
张立洁：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对整件事的认识，肯定是逐渐深入。至于影像风格，肯定不会是很闹的，也不会是可以展现悲苦和惨痛。其实他们的状态就像阴影一样，就那么存在着，很安静，没人关注。
新浪：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摄影，常常会遭遇伦理盘问，你是怎么规避这种情况的？
张立洁：无论弱势群体还是普通人，人之为人，尊严是最要紧的。尊严每个人都有的，只是在某些情景下表现出的是困顿，但是背后一定有隐忍，把这种隐忍呈现出来，尊严也就自然而然的呈现了。当然，这中间需要一些技巧，比如角度、表情、光线等等，但首先你要能明白那股力量本身的价值。
新浪：在你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纠结的时候？
张立洁：我自己的情绪还好，没有太过纠结。当你更多的熟悉了他们的艰辛和困境，就不会再被那种“虚伪的不忍”困扰，更令人反感的是很多人会打着“难受”、“残忍”的幌子而拒绝正视他们的存在。事实上，这种貌似同情的回避是在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和不公。
新浪：你的照片出来后，有没有对这些被摄者有所影响？
张立洁：会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情况，也让他们感到有人关注和关心，无论怎样一组照片能做到的并不多。
新浪：后来好像有人不想出现在你这组作品中？是什么情况？
张立洁：主要还是回归社会，想要隐瞒曾经的非典患者身份的需求，其实根本上还是社会歧视的存在所致。
新浪：你对他们的情况回访多吗？
张立洁：我会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联系，特别是那些承担联络的病友，会了解到一些其他人的消息。
新浪：他们还好吗？
张立洁：“还好”是指还活着，还是幸福快乐的活着，这两个差别还是蛮大的，但我希望他们能过得好，都能平顺安康。
新浪：你后来一直关注这种话题，比如你后来关注罕见病，你的动力来自哪里？
张立洁：首先我在残联的杂志工作，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作为拍摄项目，我并没有完全因为残疾和疾病才决定拍摄，如果只看到残疾看不到人本身，便更多的是猎奇和迎合。
新浪：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这些影像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期许了吗？
张立洁：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让更多人了解了不被了解的事情。但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他们，其实要靠后面人的接力，不是一组照片能承担和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