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主任记者李萌
新闻提示
1月7日晚，《人民日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一条信息称，读者来信版向网友征集“你最反感的官话套话”。
10天后，该微博的转发超过万次，网友留言多达4000余条，新浪微博“推荐话题”有关“官话套话”的信息已达10万多条。其中“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积极、及时、立即、确保”等用语被网民评为“最反感”。
讲实话、真话，这件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为什么会引来众多网友的捧场热论？这几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的文字，在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对于我们寻找公平而有价值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一些官员之所以热衷于说官话套话，不外乎三种原因：一是经常说官话套话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不会说真话、实话了；二是出于种种顾虑，不敢说真话实话，只能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官话套话；三是由于缺乏深入钻研、实地调查和独立思想，也说不好真话、实话。简言之，官话套话的背后往往是官僚化的思维和僵化的作风，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惰性。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
这几天朱晨（化名）正在为几位领导的年后大会的发言撰写提纲，头几天新年汇演的串场词刚刚送到，她以为汇演的主题应该是轻松的，当看到如公文一般的“吹响集结号、齐奏交响乐、共谱和谐曲”字句出现其中时，顿时蒙了……
在一家省级政府部门从事党务工作的她，已经习惯了加班、出差、写稿、改稿这些繁琐的事物，“听着工作经历我该是个记者，虽然我也是写，只不过不用采访，按照套路直接成文，用不着思考，也不许创新。”
在人民日报发起征集最反感的官话套话，她也本想仔细看看网友的留言，但在一年当中材料颇多的月份，她早已身不由己，“这阵子每天就睡5个小时，我得给六位领导写主题一致的六份不同的发言提纲！”
秘书
“包括我跟朋友讲话，也会分门别类，总结归纳。”
朱晨正在为各种会议准备材料，“思想廉政报告、稳定思想报告，还有一些小会议的领导发言提纲！”朱晨一口气说出手里的事，“以至于现在每晚一闭眼睛，脑袋里转的都是那几个词：稳定大局、发展方向、重要手段、服务指导……”
跟朱晨一样，市级行政单位工作的蒋雨（化名）也有点吃不消秘书的工作。今年已经30岁的蒋雨至今单身，“领导大大小小的会议材料、发言提纲、报告都要我亲自写，领导不满意还要重新写。”让他最为吃不消的是，无休止的忙碌，“加班都可以忽略不计，还经常被半夜叫过去改稿或者写稿。”他把单身归结为工作太忙，“没有哪个姑娘能接受常常夜不归宿的男人吧。”
事实上，蒋雨毕业于一所211重点大学，并获得了中文与金融的双学位。刚毕业，他应聘上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年薪15万，如今蒋雨的年收入距离事务所相差甚远，“稳定是一方面，算是回家工作心态比较舒服。”
蒋雨一直强调回归体制内工作是“一次偶然”，而行政管理专业出身的朱晨却觉得工作正在一点点将她的文艺气质跟热情打磨得惨不忍睹，“工作听上去挺高端，但几乎等同于工作的生活已经把我从里到外都变得越来越体制化。”
在她的个人博客当中，有一篇被她转载的日志，当中囊括了差不多所有行政公文的模板，其中包括组合类、启示类、时期类、重要类等固定句式构成以及行文套路。正是有了模板的支撑，朱晨说整理材料显得并不困难，但工作三年，她发现思维模式经常落入“俗套”，“包括我跟朋友讲话，也会分门别类，总结归纳。”
就在人民日报征集最反感的官话套话第二天，蒋雨跟朱晨都通过微博看到了这一消息，网友对官话套话的厌恶程度，他们俩都觉得还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可能是见怪不怪吧，网友跟读者看到的都是经过媒体加工过的，即便再官话、套话也要符合新闻稿件规范，照比平时的行政公文、会议资料都算不上什么。”蒋雨说。
就在去年12月底，朱晨所在的单位要在内部选拔一名办公室的助理，结果选拔上来的助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对方表达能力一般，平时又不善于沟通，之所以选择了这名员工，朱晨私下里得知的情况是，她掌握了公文写作的最基本的套路：扒堆！“无论多复杂的材料，都要分出特点、优点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每一点当中再有次序分出几个小点，这种有条理规范性强的材料递交上去，领导才会喜欢！”
朱晨曾在网上看到网友留言说：改文风先要从政府公文改起，打开政务信息的版面，全都是套话的标题，看着就叫人反感。“如果我是网友，看到这样的标题和文章，我也烦！”朱晨说，总结起来公文的写作无非是：耳熟能详、语言精练，不用头脑，“摆在外面都说官话套话，其实这都是代笔的事，是秘书的事。”
尺度
“很多时候给领导写材料时摸不清领导的想法，那怎么办？只能考虑周全些，能囊括在内的不要遗漏，但领导不喜欢的一定不要写。”
相比这些年轻的秘书，有着10余年秘书经验的王强（化名）说起工作很慎重，“体制内的事我不好谈，我不否认做秘书有些累，但融入其中还觉得有些乐趣。”网络上关于官话套话的评选，王强并不在意，“我很少看，官话套话概念的提出我很反感，这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可能是在公务员系统时间比较久的缘故，王强的说话方式大而全，细致的问题一律规避，基本上一笑了之，“很多时候给领导写材料时摸不清领导的想法，那怎么办？只能考虑周全些，能囊括在内的不要遗漏，但领导不喜欢的一定不要写。”
由于单位层级不同，待遇多少还有差异，几年前蒋雨曾为领导写季度工作总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单位有几名骨干因为待遇问题，通过“内部调动”转到“待遇”相对更好的单位，“于是，那个季度报告当中，一切都可以提，惟独不能提待遇，不能提工资！”
投其所好，成为秘书以及科员操作公文的先决条件，“稿子过不过完全取决于领导，有的喜欢简明扼要，有的喜欢鼓舞士气，还有的就喜欢特别长的稿子，捧在手里沉甸甸的。”朱晨说，有次一份报告要经过两位领导过目，“可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以前就遇到过受夹板气的事，现在我学聪明了，先按照第一位过目的领导要求写，然后再加上第二位领导喜欢的模板部分，送至他过目！”
至于内容，王强说，所有的内容基本都有套路，“另外还要根据年初各项会议提出的目标和口号，比如现在沈阳提倡沈阳市民基本道德准则，那12个字就要反复出现在会议报告当中，凡事都要向它靠，再比如09年提出新起点、新发展、新跨越以及三大目标、五大任务，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所以，网友风言风语留言说：官话套话，1.贯彻××精神，落实××计划，取得××成效。2.根据××要求，做了以下8点……还存在一些问题，今后做好以下8点……王强看到后勉强笑了笑，“你是想说创新的事吧，我告诉你，在领导眼中创新就是风险，有尺度的创新也要小心翼翼！”
他向记者举了这样的例子：三年前曾起草过一份会议报告，会议级别也并不高，恰好当时在读书中发现可以用一个词语替代另外一个惯用的词语，“内容是一致的，思量再三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交到领导手中后，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甚至我都不去想这其中的原因，无外乎是怕有风险，当官的都怕这个，你应该懂吧。”以至于这件事后，王强几乎再不触碰“创新”。蒋雨说：“有时候也觉得可悲，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在写什么、写的这些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可体制下的‘官话套话’就是有这种魔力，它把你紧紧拴在其中，摆脱不掉，完全依附！”
脱稿
“正经得有很多领导得晾在台上，业务科室的兴许还好点……”
如今，公务员招聘录用仍然是政府部门选拔人员最基本的方式，曾有专家指出，中国公务员招聘录用制度存在灵活性差、选拔方式不够全面、绩效考核缺乏科学性等问题，但体系沿用至今并吸引着大批报名者，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公务员报名人数超过2000万，再次打破新高。日常需要与多部门打交道的朱晨发现，单位里经常会增加新人，“至于怎么来的，就不清楚了，这是个隐晦的事情……”
朱晨说，即便通过参加公务员考试进来的员工，有背景、有门路的也比比皆是，“许多人什么都有，惟独没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处理事务的能力，唯独有养尊处优的能力，私下里我们也八卦谁谁谁怎么样，议论着某些人未来的出路，现在想想都挺好笑，机关就是这样，表面上和谐得不得了，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盘棋。”
许多政府机关的通病，他们都表示不便多说，“单就官话套话，如果领导不说这些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无外乎是提高领导的水平能力，可谁来帮他们提升这些呢？领导都很忙的。”蒋雨隐晦地说到这，便不再吱声。
而在朱晨看来，让领导脱稿，讲实话跟真话，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一点不瞎说，正经得有很多领导得晾在台上，业务科室的兴许还好点，剩下的我真不敢保证一定能讲出来什么……”她说，有次她曾为一名领导写发言稿，由于时间仓促加上内容并不复杂，领导草草过目并没挑出毛病，“问题就出在他上台念得不顺当，结果大会小会上没少点我名！”
有人罗列了这么一个官话套话账单：会议一定隆重，闭幕一定胜利，讲话一定重要，鼓掌一定热烈，领导一定重视，进展一定顺利，完成一定圆满，成就一定巨大，工作一定扎实，人心一定振奋，决策一定英明，形势一定大好，信心一定增强，措施一定得力，团结一定紧密，拥护一定一致，旗帜一定高举，思想一定统一……朱晨跟蒋雨看完，笑着频频点头。
“都说中国的语言文化博大精深，但这事在官场却步履维艰，安全和稳定才是最重要的，毕竟在体制中生存就要遵守它的规则。”蒋雨说，去年他得知大学同学出版了一本小说集，他立刻向同学要了签名本，“不知道你有没有梦想被吞噬的感觉？我把那本书摆在书架最高的位置上，以此纪念已经逝去的憧憬和扑面袭来的现实。”
改变
“现在通过这种降虚火，讲实话、讲有研究的话、有思考的话，其实这样也促使领导干部作风的改变。”
事实上，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一句：“当高官20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一度成为全国焦点。全国人大常委、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把讲真话难的原因归结为：一是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这是根本问题；二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
对于人民日报征集活动的发起，包括朱晨、蒋雨和王强在内的多名公务员和政府雇员都认为，这只是一种姿态，最终的结果还是流于形式，非但不能彻底改变，还会成为官场的谈资，“机关中一切都是‘慢’的，比如上行下效的形成，如今要改变，难度非常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务员这样说。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表示，一些官员之所以热衷于说官话套话，不外乎三种原因：一是经常说官话套话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不会说真话、实话了；二是出于种种顾虑，不敢说真话实话，只能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官话套话；三是由于缺乏深入钻研、实地调查和独立思想，也说不好真话、实话。简言之，官话套话的背后往往是官僚化的思维和僵化的作风，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惰性。
“有关部门”、“重要讲话”、“重要意义”等官话是一种形式主义，说到底还是官本位思想作怪，官员们习惯说假话、套话、空话、大话，是一种急于升迁的表现。”竹立家说。
中央党校教授秦刚表示，本来说实话、开短会、讲真话是党的一个传统，但由于时间久了以后，难免有一些领导干部开会念稿子，有人专门写稿子，自己也不去思考了，形成了一种不太好的风气，老百姓也挺反感的，大家也感到很没劲的，“现在通过这种降虚火，讲实话、讲有研究的话、有思考的话，其实这样也促使领导干部作风的改变。”
“我在秘书岗位干了10余年，余下的时间不出大问题也会在这，至于改变，我是希望的，创新一直都在提倡，能够在体制创新当中实践自我，可能是我目前工作当中的最大目标。”王强说。
而对于蒋雨来说，眼下没有比找个对象更重要的事，“工作再忙，我的文字稿写得不符领导意，耽误正常生活总是得不偿失，工作稳定是当下的优势之一，我有点担心会不会成为以后的负担，举手投足都写着体制二字就麻烦了。”
朱晨觉得忙完年头年尾领导们的发言提纲，一年的大事基本结束了。她想抽空去南方度假，顺便跟同学叙叙旧，“可能还有大的计划吧，跟工作有关，我没法说，因为你们的报纸我们领导也会看，在政府机关都不想给自己填麻烦……”
（原标题：“官话套话”背后的权力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