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山东乃至中国，饥荒不可怕，人祸猛于虎。那究竟是怎样一个被死亡笼罩的时代?1927年至1929年，天灾与人祸交织，在山东也曾经酿成一场灾民达千万人的大灾荒。群体失忆和救灾不力的民族劣根性，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疼痛。
反复重演的“1942”
相对于河南，山东的“1942”早在14年前便上演过一次，但不是唯一的一次。1928年，对于山东而言，是一段冰凉入骨的疼痛史。
《山东近代灾荒史》记载：进入1927年后，山东的天灾异常加重，水旱蝗接踵而至;“鲁西夏津、东昌、冠县一带，鲁南曲阜一带，皆为灾祲綦重之区”，胶东一带，亦“亢旱不雨，田禾枯萎”。
到1928年4月，华洋义赈会致电纽约分会告急，称山东最困苦之灾民总计逾千万以上，约占全省人数四分之一，炊断粮绝的饥民有300万人，估计在青黄不接期间，将有200万至300万人饿死。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来到济南，调查大饥荒。他看到：“难民营里的人普遍染病，麻疹、水痘、肺炎、猩红热，比比皆是。许多人横死街头巷尾，尸体曝陈多日，也得不到掩埋。”
阿班确信“山东的饥荒是实实在在的”，但根据他的调查，《纽约时报》最终没有出面组织向美国公众募捐数百万美元为山东的饥荒赈灾——山东的灾难，并非仅仅是水灾、旱灾或蝗灾，而是人祸。
阿班这样描述山东军阀张宗昌对自己的一次宴请：“满席价值连城的山珍海味，外加法国香槟和高级白兰地”，“他踌躇满志地向我炫耀一套从比利时定做的西餐餐具，可供四十人同时进餐，价钱要五万五千美金。”
1928年冬，蒙阴代县知事左超，在呈送省府的《报灾请恤呈文》中写道：“……一村之中，其死亡者，日或数人或十余人……”此触目惊心的呈文，送达省府，竟泥牛入海。
“诸灾并起，土匪猖獗，内战未息，外患又至”，单就自然灾害已经使数百万灾民以草根树叶充饥甚至受饿，匪患、兵乱更是让灾情愈加严重。《大公报》在《鲁南匪劫之惊人报告》中称：“旧历正月十六日，有大股土匪四五千人，由沂水南境，抢至沂水北境，又由沂水北境，抢回沂水南境，男女肉票先后不下四五万人。”
而此时的张宗昌，“每当为一己私利外出征战，就把他的后宫约40个女人赶进两节火车厢随行。”
在那场灾荒面前，军政不合、组织涣散、信息不畅、行事拖沓、官员腐败……到处弥漫着混乱、无序、无政府状态，军阀对灾民的漠视和各慈善团体筹集善款的艰难形成鲜明对比。
阿班在发往《时报》的报道中指出，“用美国钱来赈济山东的饥荒，无异于资助这个恶棍，若灾难不救，山东人民很可能就揭竿而起，将他赶走。”
离开和留下都是绝路
为了逃避天灾与兵匪，为了维持最起码的生存，山东灾民逃亡东北三省，但在途中，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
众多抗灾能力较弱的老弱妇孺在持续数年的大灾荒中饿死、冻死、病死，青壮年男子为了活命，除了从军、为匪外，还有一条可能的活路，到外省逃难，而众多山东人选择的是“闯关东”。
据1927年12月23日《申报》报道，山东人“本年移往满洲，以达百万以上。由济南前往者约30万，青岛龙口等处亦各达20万以上”。
纵观历史，灾荒曾经一次次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的灾难。无论是闯关东还是走西口，都似乎打开了中国历史诸多不为人知一面的一个缝隙，通过这条缝隙，能听到我们的难民祖先尚未飘远的凄厉嚎哭。无论现在贫富与否，无论祖籍河南、山东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我们不止一次哀叹：我们都是难民的后代。
中国百年饥饿史中，更不能忘记的，是灾荒背后的时代之殇。
苍白的人性、尊严和信仰
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曾说过：“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荒现象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现代的饥荒正是如此，每一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
山东天灾，几乎历年都有，只是程度轻重、时间长短不同。1941年至1943年，河南大饥荒的时候，山东也连续三年亢旱，甚至出现“赤地千里，寸草不见，庄稼颗粒无收”的情况。
随便打开一本县志，从民国初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灾难的记载便连篇累牍。《蒙阴县志》中“本年，全县大旱，有蝗灾”，“夏，多淫雨、瘟疫流行，大饥”之类的记载充斥其中。
天灾人祸，使农村经济迅速衰退，破产农民剧增。他们为了生存，抛弃田宅，背井离乡，涌入各大城市和矿区。打开历史的影像，当难民为了食物而被日本人雇佣、为日本人服务时，很难让人说出这是“奴性”。
没人愿意当奴隶。
这让人联想起1942年，在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的同时，世界上还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在中国当局和难民们自己看来，哪一件事甚至是丘吉尔感冒都比300万饥民挨饿重要。在这种自轻自贱面前，谈什么人性?谈什么尊严?谈什么信仰?一切都变得无比苍白，只有“一口吃的”最重要，唯有“活着，并且活下去”的生命本能，是一脸菜色的那段历史中闪烁的光点。
（原标题：山东版《1942》上演千万人大灾荒 尸横遍地无人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