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网讯 记者秦海峰报道：12月3日，作为201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周的重头戏，江西历史学会会长、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在南昌大学做了《九至十八世纪江西发展论纲》的专题报告。
南宋至明代 江西已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中心地区之一
人口的多寡是古代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硬指标”。经过从秦汉到隋唐的积累，到两宋时期，江西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均居各路前茅。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026万户、4532万口，其中江西地区为201万户、446万口，约占十分之一，居各路之首。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继续保持并加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在册户、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3%，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册人口虽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
方志远说，清代前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江西经济地位有所起伏，但大体说来，仍具有重要地位，其时江西交纳的田赋占全国总量的一至二成。因此，自五代两宋直至清前期，江西既是人口稠密之地，又是财富聚集之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这一时期，江西的其它农副产品，如茶叶、纸张、苎麻、兰靛、木竹、油料以及制瓷、造纸、木竹加工、夏布、火药等手工业也都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经济的发展，使江西逐渐取得了辉煌的文化成就。“根据学者对中国从汉代一直到1929年各省人物情况并加以排序，江西在西汉时期人物排在第十四位，东汉第十二位，唐代第十三位，北宋第九位，南宋第三位，明代第三位，清代第十位，民国时期，在1926年以前第九位，二十年代后期则在九至十三位之间。也就是说，唐宋以来，特别是南宋至明代，江西已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中心地区之一。”方志远说。
元末明初到晚清五百年间 江西在省外留下了至少一亿后裔
以元末明初的“江西填湖广”为发端，一直延续到晚清，五百年间，江西约两千万在册人口流出省外，并在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留下了至少一亿后裔。在这些江西移民中，工商人口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或久居一方，或往来于江西与各地之间，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江西商人的巨流。由于当时江西又称“江右”，而江西商人又往往结成商帮从事经营，故被称为“江右商人”或“江右商帮”。
湖南湖北是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区，致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埸”的民谚；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是江西商人活动的又一要地区。当然，江西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仍然是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故此，近年来我多次往西南地区，对当年江西商人的活动进行考察。“在当时的中国，哪里有江西移民，哪里就有江西商人；哪里有江西商人，哪里就有江西会馆(万寿宫)；哪里有江西会馆，哪里就唱江西戏(弋阳腔)。”方志远说。
江西商人在活跃了五百年之后 从19世纪开始迅速走向衰落
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国内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江西商人在活跃了五百年之后，迅速走向衰落，并基本上在国内市场丧失了地位。
首先是战乱，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西却两次经历了长时期的战火蹂躏，造成了人口锐减和山林焚毁。其次是交通格局的变化，到清中期，赣江水运发生困难，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运道改走两湖、河南，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再次，鸦片战争以后，经济格局的变化，造成江西经济和外接的联系逐渐减少。
鼎盛的科举文化，曾给江西带来过许多个世纪的骄傲，但也使江西的重功名、轻工商的观念根深蒂固。“尤其遗憾的是，即使在明前期江西商人独领风骚、明中后期及清前期江右商与徽商、晋商三足鼎立之时，江西商人也没有在江西营造出一个象广州、汉口、南京、上海，或者是杭州、苏州那样的大都市或消费中心，因而无法刺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无法吸引外来的消费者而积累资金。同时，江西也没有形成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市镇辐射网络，整个商业活动始终停留在以商补农、以商脱贫的低层次上。”方志远说。
（原标题：方志远:江西商人曾经活跃五百年 从19世纪开始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