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近日，清华博士生萧杨(编者注：新京报发表声明称实为中科院博士)突然放弃留校继续做科研的机会，与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签约做数学老师。其导师程代展教授在博客上写下3000多字的长信《今夜无眠》，表达惋惜与困惑。数日后，萧杨在一个社交网站上贴出一封长信回复老师，“我已经厌恶科研了。”（11月23日《新京报》）
萧博士由于“厌恶科研”选择到中学教书，而程教授因痛心“中国，甚至世界可能会失去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竭力反对，很难说到底谁对谁错。就像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郝雪梅所分析的，“程代展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他更重视为国家培养人才，强调贡献精神，萧杨是新一代青年人，更强调个人的价值和兴趣”。因此，一味纠结于是“人尽其才”还是“个体自由”未免流于表面，真正应该反思的是，一个自觉“完全没能力做有价值的科研工作”的人为何会被导师“以为喜欢做科研”，这种认知上的断裂是如何形成的？
萧杨说，他从小被教育成“听话的好孩子”，“只要别人给了我任务并且应该是我做的任务，不管我喜不喜欢，都会尽力去完成”……正是传统教育灌输的听话理念，“挟持”着“好孩子”萧杨在他人设定的“正确道路”上埋头狂奔，甚至成为“科研界很少见的好苗子”。然而，这种“听话教育”最终带来的却是个性的压抑、兴趣的迷失。相比程代展教授“国家的投入、导师的心血、个人的努力，几乎白费”的惋惜，真正应该痛心疾首的是，如果萧杨能够早一点随心所欲的“走自己的路”，凭他的天赋与努力，那该成就怎样的事业啊，该为中国甚至世界贡献一个怎样的“家”啊！
萧杨说，他很喜欢教会别人知识的那种成就感——这也是他最终选择成为一名中学教师的理由。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喜欢教会别人知识”，为何不待在高校里而非要去中学？大学难道不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吗？这与其说是萧杨留下的“谜题”，毋宁说是他对当今高校教学科研失衡的一种无声反抗和控诉。
众所周知，教学和科研是现代大学安生立命的两大支柱。然而，受制于目前高校畸形的评价体系与晋升机制，国内大学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育”的风气，成天奔波于拉项目、“搞课题”，却从未给本科生上过一堂课的教授、博导更是比比皆是。可以说，正是这种这种风气，逼得“已经厌恶科研了”的萧杨进一步“厌恶了大学”，转而选择去中学寻找在高校已然遗失的“教会别人知识的那种成就感”。
这样看来，我倒还是支持萧杨离开。因为萧杨走了，顶多程代展教授一人暗自神伤，而若是萧杨“就这样坚持搞科研搞下去”，那么内心痛苦纠结的就不止他一人。因为，他的留下将再次有力地“证明”传统的听话教育与现行的高校评价体系的“正确性”，如此，岂不要贻害更多人？
（原标题：清华博士“走与留”不只是个科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