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潘女士为流浪者送上了一双手套和一件御寒的棉衣 本版照片均由记者隋得圆 摄
孩子不知从哪儿掏出一串糖葫芦，大口吃起来。□统筹：魏巍□采写：本报记者 张丹丹 郭吉刚
或许经济能力不足，或许人生恰逢坎坷，或许迫于生理病痛，一群人选择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离开故地，漂泊在陌生的城市。
流浪人栖身角落，习惯了被人忽视，然而，在萧瑟的冷风中，他们没有被遗忘。22日，不少读者致电本报，响应本报呼吁，表达爱心捐助的意愿。在记者的探访过程中，遇到的不少流浪汉表示，陆续收到了市民捐赠的物资。“救容易，助不易，让流浪汉自助，社会救助应多走一步。”有市民建议。
一句叮咛流浪汉笑了
潘女士是无数爱心市民中的一员。22日一早，本报新闻热线就接到她的电话。“最近我整理房子，找出不少旧衣服，别看样子不好看，穿起来挺暖和的，全都干干净净的。”潘女士说，看了时报的报道，她深受感动，想捐出旧衣服，给流浪汉御寒。
22日18：00，天成路的热气井盖上面，流浪汉伸着懒腰。潘女士单穿着毛衣，顾不得披外套，抓起一把旧衣物，跑到他身边。“今天晚上要变天，你冷不冷，棉袄暖不暖，被子厚不厚？”
攥着潘女士送的手套和棉衣，流浪汉红了眼眶。离家出走三年了，他早习惯了孤独。没有一句盘问的话，不问他为何不工作，没有“送回原籍”的举动，一位普通市民的善举，硬生生打破了坚冰，冷漠的脸浮现笑意。
“如果你冷了就说，随便找个路人都行，让他帮你打电话，打110打给救助站都行，缺什么就说话，千万保重身体。”潘女士叮咛。流浪汉说不出话来，泪光闪闪，一再挥手致谢。
流浪母子拒绝救助，“不用管我们”
22日15：00，伴着细雨，城区的温度急降。救助站巡逻车驶入青年东路，遇上一对母子坐在路边，彼此依偎呵气取暖。母亲35岁左右，身穿灰白棉衣，小孩10岁大小，只穿一件单衣。“你们是打哪来的？打算到哪里去？”女子面色木然，“你们不用管我们了，俺是来济南流浪的。”经不住逼问，她申明来意。小孩赶紧跑上前来，用手捂住大人的嘴，“不要告诉他们，他们会把咱带走！”
“为啥不愿走啊？救助站有暖气，三餐有热饭吃，要不要去看看？”救助人员耐心劝导。女子摇了摇头。“不去，那里我去过。我不想回家，家里回不去了。”
过路市民看不过，自发加入劝说，“你不考虑自己，也为孩子想想。天这么冷，露宿街头怎么行！”女子流下眼泪，口中仍然呢喃着，“家回不去了，我不能回去。”救助陷入僵局。市民拨打110报警。
“你是不是来过济南，前阵子上过电视？”赶来的民警说。两人身世真相大白：女子是济宁人，跟丈夫离婚了，两个孩子判给丈夫，夫家不让她见孩子。
“我们拼命出来，今天刚到济南，不能就这么走。”在两人的坚持下，救助行动失败。
临别在即，工作人员拿来新棉衣，抓住小家伙的胳膊，给他套上。看到巡逻车离开，小家伙说了句：“谢谢，我暖和了，新棉衣真好。”
不去救助站，“给点酒就暖和了”
火车站西头售票厅墙角与车棚的夹缝之间，因为位置不显眼，又能抵挡寒风，常常有流浪汉在此驻足停留。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为流浪汉们的聚集地，多时达十余人，少时也有四五人。
67岁的王克明(化名)睡在地上，全身裹在厚厚的棉被里，仍被冻得瑟瑟发抖。几乎一整天都要躺在被窝里的他，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要回别人欠他的钱。钱成了他四处流浪的理由：在潍坊寿光一家煤矿呆了六年半，一分工钱都没拿到，他要找煤老板要回工钱；来济南流浪了两年，曾在一家砖厂打零工，出意外一条腿断掉后被撵了出来，没有人给钱治病。半年前，他来到火车站，便“定居”了下来，有时能拖着断腿在周边捡瓶子换点钱，有时靠好心人和同伴给点吃的。
46岁的陈永民是王克明的同伴。俩人相处有几个月了，经常讨来东西换着吃。面对记者突然来访，陈永民显得十分警惕，“给我根烟抽，我就陪你唠会儿。”他将大包里的瓶瓶罐罐倒在地上，点燃记者递来的一根烟，开始清点起物品来。陈永民称自己是章丘人，家中还有妻儿，因为出了事才逃了出来，等明年二月二事情结束了，就能一家团聚了，还能回家继续他的营生。他说他有钱，不需要去救助站接受救助。“冷算啥，给点酒就暖和了。”
负责车棚管理的李女士告诉记者，明年火车站就要改造了，到时候这里一拆，他们就又没了落脚地，“明年毕竟还有段日子，眼下这个寒冬他们要怎么捱？”
“老二”手拎编织袋，袋子里装着他在街上捡到的塑料瓶。
如何为流浪者撑起尊严
几乎所有流浪者都有一段不可言说的过去，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无家可归的理由，但同在一个城市的每一个公民，略尽绵薄之力或许就能改变生命。不同读者打来电话说着相似的观点：流浪者救助不能只靠救助站，社会捐助更自由灵活，不过问隐私不遣返原籍，能为流浪者撑起生命的尊严。
“我有一个建议，能不能建个社会捐助的平台？市民把东西捐过去，物资按时按点发放，通知有需要的流浪汉去领？”有捐赠意愿的市民说。
同批社工只剩她坚持下来
救助站社工隗春玲说她是个率先“吃螃蟹”的人。两年前，她毅然辞去高薪职业，转行成为一个“社工”。“做社工是我选择的，回想起来无怨无悔！”她不愿细谈选择的原因，只说是“出于兴趣”。
“社工导师说，我们是中国第一批社工，一定要坚持住，做好牺牲奉献的准备。”投身救助工作两年，同批五六个人，转岗的转岗，辞职的辞职，只剩下隗春玲一个，“月薪一千冒点头，要不是真喜欢，谁都扛不住。”
她俨然成了“巡逻一姐”，白天在城区巡逻，全天24小时待命。流浪汉发飙骂人，她经历过；流浪汉抡棍砸人，她见识过。光着屁股跳舞，口水乱喷乱飞，浑身臭气熏天，文静如她，却早已见怪不怪。
在隗春玲的眼中，流浪者是怎样的面貌？
隗春玲说，她每天绕着城转三圈，哪个人是生面孔，哪个人是熟面孔，基本都能分出来，遇到“职业”乞讨人，巡逻车是不会停的。“有一次，我数了一个职业乞丐的收入。她半小时就讨来50块钱。收入非常可观。”
流浪者为何不愿接受救助？隗春玲有自己的总结：有一类人是“职业”乞讨人，他们四肢健全，却以乞讨谋生；另一类人是“老无所养”的老人，家里没有人赡养，村里没多少养老金，这些老人干脆流浪，来城里乞讨赚钱。
但是，尽管真心常被辜负，尽管面前困难重重，隗春玲始终坚持。因为，她知道，救助的门为有需要的流浪者敞开，这道门总需要有人坚守。
给点帮助，流浪亦能自食其力
他选择流浪，却没有乞讨。22日上午，在天成路铁路桥下，记者偶遇来自长清的“老二”。他穿着单薄的衣衫，拖着两个编织袋，健步如飞地向南走去。
他搬来天桥一个月，是流浪者新“移民”。不同于其他流浪者，他一刻都闲不下来，手拎着编织袋，到处捡塑料废品，走到哪就拖到哪。靠着卖塑料废品的钱，“老二”过得还算体面，最起码，吃饭钱不用愁了。
“老二”说，他来天桥是个意外。半年前，老板招人去干活，工作地点在长清，他和几个伙计去了，几个月都不发工资，一气之下他辞职了，打算翻过山走回家，不想在山里迷了方向，糊里糊涂走到了天桥。“反正家里没人了，我在哪里都一样，就在天桥住下了。”他说，刚从山里出来时，他就像个野人似的，生活也过得颓废，后来，一个住在附近的老人看不下去，带他去理发馆理了发，一个摆小摊的人带他到拆迁楼，帮他找了一个隔间做住处，他的日子才算步入正轨。“老二”说，他是一个流浪汉，但不是一个乞丐。每天早晨，他就开始巡街，在小清河和英雄山来回，赶上有人跳舞健身，他也会跟着晃悠一下。“我不想回家了，在济南，挺恣！”他说。
（原标题：一件棉衣一句叮嘱暖了流浪者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