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好听
方言很草根，方言最丰富，方言有乡情。
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孩子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普通话和英语，而本来应该最早学会的方言，却把他们难坏了。苏州的大多数年轻人已经听不懂评弹了，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一种又一种方言开始“休克”，让苏州人“奥灶”，上海人“殟塞”，东北人“憋屈”……
想一想“车同轨”、“书同文”，就能明白推广普通话的意义。而当普通话已经畅通无阻时，人们又开始关心方言的命运。于是我们在《白鹿原》里听到了陕西话，在《金陵十三钗》里听到了南京话；于是，iPhone的siri助手和安卓的语音助手，也开始说起一口粤语、闽南话、河南话、东北话、四川话、湖南话……
拯救方言，就是传承文化，就是守望乡情。拯救方言，要从孩子做起。
方言就是非物质遗产
“人类文化的载体主要有实物、文献和口语三种，口语承载的是最原始最重要最丰富最有草根价值的文化。”
记者｜钱亦蕉
“推普”，即推广普通话。它的意义毋庸置疑。中国从1949年后就开始推普，至1992年前后有了强化，主要是禁止中小学生在下课时使用方言，并且不允许电视里出现方言节目。
60多年“推普”，普通话早已一马平川，覆盖大江南北，倒是一些地方的方言流失和濒危更让人担忧。在不阻碍推普的前提下，是不是也该给方言留下一席之地？
慢慢地，人们看到了新的迹象：电视台、电台开了不少轻松活泼的方言节目，公共汽车、地铁增加了方言报站，一些幼儿园和小学也组织学生唱方言童谣和学习民俗文化……
最有意义的当数由国家语委在这两年组织的建设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从保护民族文化、民族记忆和民族历史的角度来认识语言和方言的保存保护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官方“出手”的初衷。
最近，上海首部小学沪语教材《小学生学说上海话》已经出版面世，而据说苏州话的小学生教材也已编写完成进入印制阶段。为什么大家都选择了小学生作为方言学习的突破口呢？上海话小学生课本的编写者、近来忙着给社科院和法院的“新上海人”上沪语课的语言学家钱乃荣教授说，“传承方言一定要从幼儿园、中小学做起”，因为7岁前语言可以很容易自然习得，11岁前在某个语言环境内，也可以很快学会，如果从小学做起，孩子们可以把普通话和方言都用得很好，方言就能自然传承下去。因为在中国学校学习而给父母当翻译，几十年后回到上海的犹太人也还记得小时候说的上海话，语言只要从小学会，就不会忘记。
相对于专家学者，民间的一些保护方言的举动更花样百出，特别是网络的传播，让中国方言的多样性和美丽色彩展现在了所有人面前，传承保护方言也成了一件不仅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事。
神马都有方言版
韩国歌星PSY充满恶搞和反讽的神曲《江南style》通过网络视频在全球引发“高烧”，许多戏仿之作也随之诞生，各种有型或者耍酷的男女都摆出了墨镜造型，跳起了PSY的马步舞；也有的为视频画面配上了不同语言的歌曲，这其中就有中国各地的方言版。
“归归南京话版”和青岛话版都让人捧腹不已，客家话版里面掺杂了不少客家腔英语，完全让人听不懂在唱什么，“常熟style”则让全国人民学会了“细娘”一词，金华话版歌词最贴近生活，还有完全重新制作被称为“暴强”的南宁话版，以及各种版本的闽南话版等等，真是南腔北调，热闹非凡，难怪有网友跟帖说中国的方言真是博大精深啊。试想，如果只有普通话版的《江南style》，我们还能享受到这么多乐趣吗？
除了歌曲，还有电影，以前只是零星用到方言，现在已经出现了完全的方言片，《白鹿原》让人领略了陕西关中文化和西安方言，《金陵十三钗》全部使用了南京话，《让子弹飞》专门出品了原汁原味的川话版，还有宁浩从《疯狂的石头》开始就擅用方言入戏制造喜剧效果。这些片子，观众丝毫没有因为听不懂方言而出戏，反而能更好地置身电影的情境之中。著名编剧宁财神和80后导演何念也准备推出话剧《女人一定要有钱》的沪语版。
方言小说，也不断有作家在试水。比如最近很受关注的小说家曹乃谦，就以山西土话写小说，成就了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上海80后的胡宝谈在去年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弄堂》，完全用上海话写成，用字也很标准。《新民晚报》开辟了用上海话书写的专栏已满一百期，还选编了精华本《浓浓沪语海上情》。
另外，一些手机软件有语音功能，如今也会使用方言版。比如有名的“天气通”，因为是语音播报，在近来也逐步推出了各种方言语音包供下载，比如DJ闻乐的上海方言版、DJ彦君的粤语版、东北刚哥版、唐山美女版等等，制作方还在官方网页论坛搞个性语音擂台，哪种方言版本都能上传，支持率高的就有可能被选中成为天气通下一版本的插件。每天定时响起乡音播报当地天气，多少令人感觉温暖惬意。
为了适应中文消费者，苹果开发了ios系统语音助手siri，可以识别普通话、粤语和闽南话，当然对“无所不能”的siri来说，对于中国其他各种相当繁复的方言还是满头大汗。而中国人自己开发的安卓软件虫洞语音助手，则在这方面用力，添加了四川话、河南话、东北话、湖南话等各地方言，让软件变得更加人性化。不过，目前这个软件也只能用方言来“说”，而不能解决“听”方言的问题，即语音识别系统还跟不上。
无数尝试都在说同一件事：虽然普通话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工作中的主流交际语言，但在许多角落里，人们仍然需要多彩的方言去填补那内心深处的乡音需求。
一次由上而下的保护
国家语委发起建立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被很多专家看成是对方言一次由上而下的保护。像上海、南京、大连等地，都在轰轰烈烈的海选之后，选出了方言发音人，开始录音留存；而有些地方，这个活动刚刚展开就遇到了一些阻力。
记者就保护方言采访了上海市语委的有关负责人，他表示，“对社会各界在这方面的诉求以及采取的相关措施，我们表示支持，并尽可能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他说推广普通话一直是我国的基本语言政策，我们目前要做的是“推广普通话，传承保护上海话”，并且“让两者不冲突，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国家语委建设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将收录全国各地的方言，是语言资源观的具体体现，也是为了“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环境，不消灭并且尊重语言的多样性”。
相对于一些地方语委不温不火的态度，苏州市政府和语委对保护苏州话非常积极。记者采访了苏州话专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汪平，他日前应官方委托刚刚编好苏州话小学教材，并且由苏州市副市长写序。“苏州对此非常重视，很多保护活动都是政府出面在做，把保护方言作为保护苏州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政府认可，语委在推，各媒体也积极参与。”建立有声数据库，国家把江苏省作为试点，苏州市又是江苏的第一个试点地，寻找发音人录音等工作早已经完成，当时参与选拔的人非常多，苏州人对苏州话的感情都特别浓。目前苏州以教育局的名义准备在幼儿园、小学开教苏州话的班，前期先给年轻教师培训，再让他们去教小朋友。
汪平认为，目前濒危的方言主要是偏僻地方的小方言，说的人少了，这个语言自然就难以流传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像一些大城市的优势方言，还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它们会面临另一种困境——方言质量降低，能用方言表达的事物和情感越来越少，一些有文化含量的词，要用普通话来代替。汪平说，苏州方言的情况与上海相近，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不会说，会说的人里新派和老派差别也很大，还有就是说了几句就要夹杂进普通话来帮忙。以往我们认为方言的表达更细致入微，许多用词不能用标准化的普通话替代，但是现在，方言的一些词汇在流失，它在青年人口中的表现力大不如前了，只是吃饭睡觉一些基本日常用语。“年轻人已经听不懂评弹了”，汪平说，因为评弹使用的是老苏州话，目前这种局面很难改变。
方言有声数据库，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抢救，现在把这种方言纯正的语音(特别是老派)留下来，或许过个几十年，这种话基本没人会说了。南京方言的发音人，65岁的陈宗霞，就是这样一个“活化石”。“我家几代人都生活在老城南，祖祖辈辈都出生生活在这里，我们家以前是织云锦的，讲的是纯正老南京话。过去我也唱过白局，现在已经很少传人了，老南京话也很少人会说了。”陈宗霞口中说的老南京话跟现在流通的南京话差别很大，有的年轻人根本就听不懂，比如老南京话中说杯、碗、筷、碟，都带儿化音。陈宗霞还会很多南京老吆喝，她说这些基本都算得上“非物质遗产”了，如果不保护，将来没有人传承。对于《金陵十三钗》中的南京话，陈宗霞颇有意见：“他们说的都是现在的南京话，但是1937年，那时在南京说的应该是老南京话。这些年来南京话的变化太大了。”
冲在前面的是80后
虽然各地政府和官方如地方语委等机构也在保护方言方面做了不少事，但正如上海市语委负责同志所言，“主要是在背后支持”，冲在前面组织和推动的，都来自民间。当然，为保护方言大声疾呼的专家们是领路人，但更有一批年轻人抢在了第一线，他们也是网上各种微博和论坛搞得红红火火的中坚力量，其中80后是主力军。
网名清籁山房主人的祁嘉耀出生于1983年，目前在一家对外汉语教育机构工作，在新浪微博他创建了一个微群叫“清籁联邦”专门推广保护方言。另外他介绍说，最近还加入了一个叫“囡囡阿拉讲上海闲话”的微群，这个群的成员大多是刚刚当上爸爸妈妈的80后，为孩子不会说上海话而着急。微群介绍里面说：愿沪语孤岛家庭汇接成坚实大陆，修复和培养让孩子们用母语和同龄人交流的环境和习惯。祁嘉耀说他们一些年轻人因为对保护方言的热忱聚到一起，也会时不时搞些活动，比如每两周一次在上海图书馆以“上海话知识考查”等游戏的形式宣传，还办了专门的沪语角。
微博名“吴越小猪”的朱贞淼也是网上保护方言的积极分子，他的微博基本都是用上海话写成，而且成了讨论上海话的一个基地。在微博上，记者看到有网友要求他开设微博课程。“小猪”本人的经历也很有意思，他1984年生，原来学的是化学，但是大学期间听了上海话方面的选修课，自己对语言的兴趣迸发出来了，毕业工作后仍念念不忘，最终促使他回到学校就读方言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而现在，他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研究和保护方言上面。
朱贞淼介绍说，“网上现在对是否要保护方言的争论已经比较少了”，以前会有一些外地来沪的人群不明就里，觉得你们要推广上海话，就是歧视他们，所以大声反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解释、讨论和自然发酵，“新上海人”也能理解了，而且他们本身自己的母语方言也存在保护的问题。“现在主要的争论在用音用字方面。有的人就用普通话的字来书写，比如‘上海人’，写成‘上海宁’，我们认为还是要用已经在学界统一考证校订了的字来写。”因此他和一些有志于此的朋友(大多是80后)成立了吴语学会和吴语上海话正字正音推广委员会，专门推广保护方言和为上海话正音正字。
他们除了经常搞一些宣传活动，也在YY软件上开设专门的沪语教学频道“吾伲上海”，每周日至周五的晚上8：00-10：00，几个同仁轮流义务在上面当沪语老师，为人解答问题，也进行教学。记者曾去听了一次，一位女“老师”正在教一位广东男“学生”说上海话，采用的是老师说一句学生跟一句的方式，虽然男“学生”广东口音太重，说上海话有点滑稽，但这样的模式很让人赞赏，对“学生”的帮助应该也会很大。同时，很多学员还在网上讨论语言、语法、用字等相关话题，学习氛围颇浓。
从YY沪语教学频道的链接上，记者还找到了吴语学会开发的网络吴语小词典，输入一个字，按搜索，就能得到它的发音。除了上海话外，苏州、宁波、绍兴、无锡、常州、江阴、温州等吴语地区的方言都能找到。
方言是本土文化的载体
语言承载着各种文化，种种方言可以反映出各地域差异纷繁的人类行为和乡情文化风貌，必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语词，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比如在老上海话里，形容一个人耳力不好，或者不好好听，叫“耳朵打八折”，这与上海这座远东城市较早商业化很有关系。而到了叫小姑娘为“小细娘”的常熟话里，说这人健忘，叫“青肚皮活猢狲”。心情憋闷在东北人那里叫“憋屈”，在上海人这里叫“殟塞”，苏州人就叫“奥灶”。这些很有语言色彩的话都不可能在标准化的通行语中找到。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旗手胡适曾经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这大概也是曹乃谦要用当地土话来表达农民生活的原因。用刘半农的话说，那是一种“地域的神味”。
目前，方言和普通话面临的情况，与60多年前已经大不相同，比如上海，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外来移民涌入，但新移民大都能用普通话来与上海人沟通而不必使用上海话，在上海社会生活中，使用普通话的场合增多了。有上海本地人说：“到外面碰到人，现在一上来就说普通话了，而以前总是先说上海话，对方听不懂才转换。”
另一方面，普通话已经在上海大力推广并且基本普及，上海的青少年中普通话已经成为很熟练的交际语言以至成为思考与阅读的内部语言，普通话的使用已在学校里养成习惯，许多人反而对上海话感到陌生了。这也引起了专家和本地父母的担忧。
“其实，对多数人来说，方言是不必像普通话那样要通过推广就可学会的，只要从幼时起跟着母亲说就行了。用一些强制的手段，不准幼儿园、中小学生在课余说上海话，说了或受歧视或扣品行分，这使孩子在学语言的年龄段从小割断了与方言的联系，这样做当然直接阻碍了上海话的传承。到了进大学再来拾起上海话，这些年轻人说的上海话当然大打折扣，对上海话的理解程度成了只能在普通日常交际用语上将普通话转说成上海话，上海话中大批有特色、有价值而普通话中没有的词语从他们说的上海话中流失，就不足为奇了。”钱乃荣说，“方言就是要靠一代又一代人不停使用。你的下一代不怎么会说了，那你还指望他教会他的下一代吗？一种语言没有人使用了，它就自然走向消亡。”钱教授说他并没有危言耸听，希望官方也能采取切实措施，扭转学校下课不说方言的惯性，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科学保护方言。他认为现在很多争论都是混淆了两件事情，第一，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不是对立关系，不是说你说了方言，普通话就不会说了；第二，保护地方方言与地方保护主义没有关系，是传承地方文化的问题，没有歧视外地人的意思，外地人要在一个地方扎根，了解这个地方的民俗民风、学会当地语言是有好处的。而且也没有人反对你在学校里、自己家里或者老乡聚会时使用你的母语乡音。有意思的是，钱教授在参加一系列儿童沪语童谣等比赛后发现，目前上海话说得好的孩子反而是外来移民的子女，他们或许更迫切让下一代完全融入本地文化。
“人类文化的载体主要有实物、文献和口语三种，口语承载的是最原始最重要最丰富最有草根价值的文化。若各地方言活语都出来丰富国家通用语，通用语就永远有着活水的源头。”
包容多元文化，就是要从珍惜本土文化开始。
记者｜阙 政
“今朝礼拜三，我去买洋伞，落特三角三，打只电话303，回去哪能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上海人对这首名为《今朝礼拜三》的儿歌，想必都耳熟能详。而今，它又在“小巴辣子广播台”重现。
小巴辣子，沪语意指小孩。广播台面向的听众，正是浦东新区现代宝贝幼儿园400多个2-6岁的小朋友们。“听听讲讲上海话，学学做做上海人。”每月一次的广播都用沪语播送，主播者都是幼儿园的教师。他们用道地的上海方言，教儿歌、教歌曲，还有引人入胜的本土美食话题。更让孩子们高兴的是，前一天在广播里听过的“四大金刚”、“擂沙圆”、“老虎脚爪”、“排骨年糕”……第二天就能在午间食堂里吃到。
无独有偶，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的兴趣小组课上，也传出了阵阵沪剧演唱声。从2010年8月开始，学校在基础课程之外增设“校本课程”，创立了32个兴趣小组，内容涵盖管乐、围棋、武术、电子机器人各个方面，全校1000余名学生按照兴趣自择小组，参与率高达100%。而“沪语童谣”、“沪剧”兴趣小组的出现，更使学校成为沪上沪语教学的领跑者。
每周二下午，都是孩子们的“快乐300分”时间。教授沪剧的吴老师是彭浦实验小学的语文老师，爱好沪剧，颇有造诣。她为学生精心准备了沪剧知识和经典选段，理论结合表演，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一个学期下来，不少学生已经可以在学校的“红领巾广播”和六一儿童节大队活动中进行表演。
这些年来，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上海的幼儿园和中小学中，外地学生的比例大幅提高。遥想上世纪90年代初，为促进沟通，学校全力推广普通话，部分学校连学生课间交流都禁止使用方言。而今，经历了多年的“推普”，一股新的“学沪”之风却在悄然兴起。
不能让沪语断在我们这一代
在浦东三林镇上的现代宝贝幼儿园，记者见到了园长凌捷。凌捷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沪语。但多年从事的教育工作让她习惯了用普通话与人交流，再加上有留学背景的丈夫和外地家政，家里人很少使用上海话。在这样的环境下，她的儿子，一个上海本土家庭的孩子却不会说上海话。
普通话，英语——中国的许多孩子都会这两种语言，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们丢失了似乎理所当然的方言。
这引起了凌捷的思考。随后，她去儿子曾经就读的幼儿园和小学进行调查，结果更是惊人：非但学校不提倡沪语交流，还有比例高达60%的学生对上海话怀有抵触情绪，不愿说，甚至认为说沪语带有嘲讽他人的色彩。就这样，2006年，一个失败母亲的教育经验，促成凌捷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开设沪语课程的现代宝贝幼儿园(下文简称现代宝贝)。
今年，凌捷14岁的儿子赴美留学，惊异地发现国外有些长着一张外国人脸的孩子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反而来自上海的自己，却不会说沪语。这件事同样给了凌捷很大的触动，令她倍感不安。凌捷始终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沪语能流传多年，一定有它的道理，不能让沪语文化就此在自己这一代中断。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太多幼儿园以“汉英双语”教学为荣，“沪语教育”并不吃香。凌捷说：“双语的‘洋派’教育固然受欢迎，对孩子也有益处，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海派’。在教育学上有‘九大敏感期’之说，3-6岁正是孩子们的语言敏感期。语言学家钱乃荣教授曾经跟我说，传承上海话一定要从幼儿园开始做起。”
现代宝贝幼儿园的生源由1/3浦东本地人、1/3外区动迁居民和1/3的外埠居民组成，平时用上海话进行沟通的比例不高，即使是本地人，也存在沪语口音不标准等问题。起初，幼儿园给学生们发放了童谣光盘，让他们带回家，请家长伴读教授——结果许多家长反馈说他们自己都不会。到头来，幼儿园改用“三言两语”课程先教会孩子们，再由他们将沪语带回每个家庭——效果立竿见影，家长们的好评远远超出预期。
迄今，现代宝贝的沪语教学已经坚持了6年。让大家深感欣慰的是，孩子们纷纷以学习沪语为乐，会在课间自觉地用沪语交流，还把这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带入了家庭——学生家长们的沪语水平在这6年间也是水涨船高。今年该幼儿园编撰了一本《爱上海，爱宝贝——现代宝贝幼儿园原创上海童谣集》，其中除了幼教老师们的创作之外，更有许多外地家长，用沪语童谣创作来表达他们对上海这片土地的归属感——“四海朋友争相来，再看今朝大上海。”
争议渐少，底气更足
其实在6年前，沪语幼教刚刚展开时，幼儿园也曾受到过各种质疑。矛盾的焦点除了“上海人还有不会说上海话的？”，还有一点就是：专门开课学沪语，会不会占去其他课程的比重，从而导致课程失重？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质疑声越来越轻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过多年“校园不提倡讲上海方言”的洗礼，大家忽然发现，真的有很多“上海小囡”，不会讲上海话了！
2006年9月，上海市教委宣布，“为推进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幼儿更好地了解上海的乡土文化，将把上海方言、上海童谣等引入幼儿园日常课”，并称之为“乡土文化课”，出版了一本题为《阿拉上海人——幼儿乡土文化教育参考资料》的教材。该书分为三大块，以“沪语儿歌”、“民间游戏”和“生活情景对话”来教授沪语，还附有一篇“普通话沪语词汇对照”。
政策上的支持为沪语幼教指明了方向，对以海派文化为特色的现代宝贝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而让凌捷更添信心的是，2006年幼儿园开办沪语幼教的第一天，日本NHK电视台就来采访。此后，在这家规模并不算大的民办幼儿园里，一直不缺少外媒的身影——BBC、亚洲卫视、新加坡卫视……纷至沓来。吸引它们的是，在经济如此发达、如此全球化的上海，还能有人这样重视本土文化的保护。物以类聚，这些不远万里前来采访的国家或城市，也都对保护本土文化极为重视。在它们看来，包容多元文化，就是要从珍惜本土文化开始。
这样的支持，一方面给了现代宝贝自信，一方面也是一种无形的鞭策。从2006年到2012年，6年间，沪语幼教从“三言两语”发展出了“海派文化特色课程”。幼儿园中的每个班级都有一位沪籍教师，这些教师一同组成了“沪语小组”，致力于海派文化的收集和梳理，选择其中适合幼儿教育的内容，教给孩子们。
2009年，上海举办从幼儿园到中学阶段的“名校长培训”。在所有入围者中，凌捷是唯一一位来自民办幼儿园的园长。为期2年的培训让现代宝贝的“海派文化特色课程”得到了各路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把关，最终还出版了教材。来自教育界的认可使得相关争议越来越少，教师们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如今，“海派文化特色课程”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一只手都数不过来——10个系列具有老上海特色的建筑；20种上海本帮美食；30个民间小游戏；40首儿歌童谣；50句日常对话；60个佳节庆典、中华老字号——课程不仅是沪语教学，还有大量的参观实践活动，让孩子和家长们都乐在其中。
每年，幼儿园都会举办“海派文化节”。节日活动内容很丰富，有时会请来专家为大家作上海文化讲座；有时会邀请家长参加“海派创新菜烹饪大赛”，鼓励孩子们用平时积攒下的“宝贝币”去换取食物，此举更让许多外地家长体验了一把对于上海文化的“存在感”。
2010年，现代宝贝还与三林镇妇联一同筹办了“儿童沪语达人秀”。全镇无论公办、民办还是培训学校纷纷参与其中，1000多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在1个月时间内各显沪语才能，从童谣、沪剧、说唱，到独角戏、小品、讲故事……样样出彩。凌捷回忆道：“还有盲人爷爷拉着二胡来配合孙子演出，非常热闹，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真的都很‘起劲’。”——沪语深厚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一斑。
方言让电影“接地气”
方言之于方言电影，绝不仅仅是喜剧元素而已，它还是一种“生活秀”和“时光机”。
记者｜阙 政
“接地气”最近很红。要夸一部电影富有生活基础，总会搬出这个词来。而说到“接地气”的捷径，非方言莫属。
数数今年大银幕上重量级的国产电影，几乎被方言占去半壁江山——东北话的《黄金大劫案》、四川话的《杀生》、陕西话的《白鹿原》……无一不是地域色彩浓郁的作品。《白鹿原》上映后，有人问导演：有没有要求主要演员必须通读多遍原著？王全安的回答是：“让他们练好陕西话对电影来说更重要。”
再往前翻，还能发现各种以方言为主要对白的影片——川话版的《让子弹飞》，重庆话的《三峡好人》，天津话的《别拿自己不当干部》、《没事偷着乐》，河南话的《鸡犬不宁》、《美丽的大脚》，沪语的《股疯》、《红粉》，山西话的《站台》，唐山话的《鬼子来了》……更不用说源远流长的粤语片传统：一面，是越来越多的粤语导演北上合拍国语片；另一面，部分导演仍然没有放弃粤语片的本土市场，继续拍着他们的《七十二家租客》、《低俗喜剧》、《烂赌夫对烂赌妻》。
“乡音无改鬓毛衰”，唐人贺知章的这句诗，道出了一种“耳鬓厮磨”的记忆。
方言里面有“气场”
最爱用方言的华语片导演首推宁浩。“疯狂”系列不论是“石头”或者“赛车”，都起码汇集四种方言，重庆话、成都话、青岛话、广东话、闽南语……玩得不亦乐乎。《黄金大劫案》里范伟演的“代庖神父”，捧个酸菜坛子满嘴跑火车地叨叨着东北话，一出场就笑倒观众一大片。但导演却否认大量使用方言是为了增加喜剧效果：“喜剧不喜剧还在其次。主要是方言对表演很有好处，它富有质感，也很生动。对当地人来说，用方言表达情感肯定比用普通话丰富。”
此话不假。方言中的俗语俚语大都经历多年演化，不少还可能包含一些历史掌故或是街巷传奇故事，用表面意思相近的普通话来表达，只怕是挂一漏万。即使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形容词或语气词，也有助于塑造整体的城市与人物气质。个别词语的意义可能只在一个地域范围内被当地人心照不宣，却很难找到普通话里意思相近的词——张爱玲就曾在散文中提到：“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江南的人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心里很雾数。’(‘雾数’二字，国语里似乎没有相等的名词。)”之后关锦鹏拍摄《红玫瑰与白玫瑰》，也不敢在方言上造次，唯有把作者原著里的上海话对白一一照搬进去。
再比如沪语里的“刮三”，曾有人问我用普通话如何表达，想了半天，还是语塞。真要讲清楚，恐怕得长篇大论列举各种情境才行，而方言就有这样的表达便利，可以一针见血。
不独国产电影，欧美片也常常运用方言来重现地域情境。著名的《阿甘正传》中，汤姆·汉克斯的口白带着浓重的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发音特征，让阿甘的形象更趋完整。曾获多项奥斯卡奖的《断背山》也是一例，片中得克萨斯方言的美语，即使在大多数美国人听来都觉得难懂，却能为对白染上一丝别样的情绪。而在日本纯爱代表作《情书》中，配角“秋叶”所说的独特关西方言，也让观众对这一角色印象深刻。
一个满口方言的角色乃至一句到位的方言台词所带来的记忆度，有时甚至会超过影片本身。譬如提到《有话好好说》，必然先想起那句“安红，鹅想你！”《疯狂的石头》让“顶你个肺”大红了一把，《杀生》又催生出一句“……先人板板”。近年来，以北方市民生活为题材的影视剧占了绝大多数，也让不少京话、东北俚语流行一时——“二”、“牛逼”、“得瑟”、“靠谱”、“忽悠”……可见影视剧作为影响力巨大的大众传播媒体，对方言发展具有强大的作用力。
沪语片也曾“乓乓响”
相对而言，沪语电影的创作近年来颇有些沉寂。但回溯上世纪，却能发现不少沪语片的存世佳作。
沪语电影的第一波高潮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1962年，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了谢晋导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次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又分别将滑稽戏《糊涂爹娘》和《满意不满意》翻拍成了同名电影上映，由杨华生、绿杨、小杨天笑、方笑笑等滑稽戏演员担纲主演，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同样由滑稽戏改编的还有1984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阿混新传》，亦属佳品，主演严顺开、李青、吴媚媚等人的表现可圈可点。而1994年引起轰动的沪语电影《股疯》，尽管不是由滑稽戏改编，却也在剧中启用了大量的滑稽戏演员：王汝刚、林锡彪、陶德兴、张国庆、吴媚媚……对喜剧片而言，滑稽戏演员身上独特的地域特征和他们丰富的肢体、语言表达能力显然为影片加分不少。邀请滑稽戏演员加盟沪语电影，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惯例。1995年电影《考试一家亲》虽然由北方演员宋丹丹、傅彪担任主演，通过他们“洋泾浜”的上海话来引发“笑果”，却仍然可以见到王汝刚、陶德兴们客串的身影。
不过，方言之于方言电影，绝不仅仅是喜剧元素而已，它还是一种“生活秀”和“时光机”。如今，打开《股疯》，上世纪90年代的市民生活仿佛就在眼前，如此鲜活，毫不造作。在记录“阿莉”一家生活的同时，1990年代“排队抢购认购证”、“炒股狂热”、“老城厢动迁”等等历史事件也被忠实地一一再现。
而一说到电影《横竖横》，时间又仿佛立刻快退了数年，让人重新忆起上海当年街头巷尾满是彩票、刮奖、圆盘摇奖的场景。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这部电影，最特殊的地方还在于：故事纯属真实，并且剧中所有主角都由原型本人扮演。张宝忠演的正是江南造船厂下岗工人张宝忠。他和同伴一起购买“上海风采”福利彩票中了40万元大奖的故事也正是当年街谈巷议的热闻。因为贴近真实，该片后来还在加拿大、日本等不少国际电影节上作过展映，反响相当不错。
实际上，沪语电影大都聚焦底层市民生活，拍得“接地气”，拍得切肤，在国际上也曾屡获殊荣。李少红导演的《红粉》和王全安导演的《团圆》，前者聚焦妓女改造，后者淡泊地讲述台湾老兵回沪省亲之事，分别在1995年和2010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擒得过银熊。
——论产量，沪语片也许不敌北方方言电影，但论质量，却是不遑多让。
全国播映“伐来三”
然而，在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话语体系中，沪语毕竟是较为小众和难懂的一种方言。沪语影视剧的衰落，与此关系甚密。
尽管时至今日，观众即使在看国外引进片时，也会倾向于选择“原声配中文字幕版”，但当年的沪语电影在全国公映时，却往往不得不重新配上一条普通话音轨。《大李，小李和老李》、《阿混新传》、《股疯》，莫不如此。究其原因，听不懂只怕不是关键(毕竟还有字幕可以看)，而是在听不懂的基础上，会失去许多笑点——如此一来，沪语对于电影的修辞效果，对北方观众而言，也就无足轻重了。
反之，东北话、四川话等方言由于与普通话更为接近，一般语句无需解释也能明白其意，对江浙一带观众而言，便在原意之上更添了一层喜感或质感，也更容易获得认同。
所以，即使《股疯》的沪语版票房明显高于普通话版，制片方仍然不得不向广大的全国观众妥协。而上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沪语电视剧《孽债》，甚至还引发了一场关于方言的争论。叶辛回忆当年：“许多北京人说，上海话‘阿拉阿拉’的像外语，一句都听不懂，虽说下面有字幕，可效果毕竟不一样，让人干着急。”天津《今晚报》还作过这样的报道：“《孽债》虽好，沪语难懂，此是非吴语地区观众看沪语版《孽债》之憾。”
2005年10月，广电总局发出《关于进一步重申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通知》，要求电视剧、尤其是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一律使用普通话。此后，当年的《孽债》、《夺子战争》、《何须再回首》……便渐渐远去，沪语剧作不复再闻，只有偶尔在电视栏目短剧《新老娘舅》、《谑战上海滩》里露一露脸。
“阿拉”继续“嘎三胡”
上世纪《孽债》引发争议时，就有本地观众担心，沪语剧作会不会“看一部少一部”。不过，从当下的情况看来，却不乏回暖之势。
毕竟，上海风情仍是许多电影乐于表现的主题。贾樟柯在《海上传奇》里请来上海籍歌手潘迪华，一口流利的老上海方言惊艳全场。不管是汤唯拍《色·戒》还是李嘉欣拍《海上花》，都要先学几句像样的沪语。曾在《团圆》里扮演“上海姆妈”、满口道地沪语的老演员卢燕，在新片《危险关系》中饰演老上海名门闺秀，少不了还得来几句根红苗正的上海话摆摆“枪势”。前不久《纽约客@上海》公映，北京姑娘朱珠扮演上海小囡，沪语虽然说得不流利，但抬眼望望银幕上熟悉的楼宇高价、外滩码头、石库门里弄，还是让人倍感亲切。
电视剧方面，点击率一直居高不下的《爱情公寓》在普通话版之外又推沪语版。《蜗居》故事的发生地在上海，却没有采用沪语，有心急的网友便亲自上阵，给电视剧配上沪语，以寄情愫。
走过了十年历程的人气节目《新闻坊》，今年新推“周末沪语版”。每到周末，原本的段落名称就会摇身一变，变作“阿拉嘎三胡”、“闲话上海”、“大家帮侬忙”、“淘点小乐惠”……用本地话播报本地坊间新闻，亲民度大有提升。
就在最近，国内首部原创沪语微电影《摇一摇》也已登陆各大视频网站。影片以推广闵行旅游为主线，用“手机摇一摇”约朋会友的时髦功能引出“召稼楼”古镇风貌。但在表现形式上，却采取了传统的“上海说唱”：
“上卢浦，到浦东，浦星公路一直走。指示牌，煞煞清，一些就到召稼楼……”说唱歌手“小道”的曲调里包括不少俚语——“勒么桑头”、“急吼拉吼”、“接翎子”，对“申曲”、“老八样”等上海文化、饮食民俗也有涉猎。担纲主演的则是荧屏上著名的“上海阿婆”舒悦。
微电影不长，才8分多钟时间。字幕制作人员可能年纪尚小，在“进去淘一淘，顶针箍，绣花鞋，黄杨木梳阿福帽”一句中，还误将“箍”字写作了“菇”。但明快的节奏仍然令观众感觉耳目一新，发现原来微电影这样时髦的载体，同老古董“上海说唱”配合起来，竟也相融无碍。而创作者与受众的年轻化，对沪语传承而言更是莫大喜讯——只要有人爱，就会一直在。
“毋庸置疑，保护母语和家乡话就像保护参天大树的树根一样，是对曾经哺育滋养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城市最好的回馈。”
记者｜何映宇
上海人唱上海话，天经地义。
“汏脚水么烧”，王厂长王昊一张口，上海人就hold不住了，一个个手舞足蹈——听惯了粤语京腔，突然听到上海人搞笑《圣斗士星矢》，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心情乃为之大快。
上海人唱上海话，非自王厂长始。滑稽戏演员傅子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尝试演唱上海方言的流行歌曲，虽然影响不大，开了风气之先。新世纪后，王厂长、顶楼的马戏团、陈意心、黑棒、MC Banana等一大批年轻人吹拉弹唱、作词作曲，以沪语入流行音乐，Rap、朋克、电音，各种音乐形式，用沪语唱来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唱出一片音乐新天地。
陈意心：“上海话当然需要保护”
9月23日，陈意心导演的微电影《DZMZ大自鸣钟2》之《Author作家》在北京西路1829号申活馆举办了电影首映会。两部《DZMZ大自鸣钟》中，演员都用上海方言对话，和记者谈到这部电影时，导演陈意心觉得用上海话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在国外也有用方言拍摄电影啊，比如《猜火车》里的苏格兰口音。电影用方言更能贴近生活，现在我在筹备将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呼吸》改为电影，那部电影中，普通话为主，上海话以辅助方式出现。”
鼓捣电影之前，陈意心是一位音乐人，大学里组过一支乐队Freebirds，出过5张唱片。如果说他的音乐和电影有什么交集的话，最明显的恐怕还是上海话。
“Freebirds一开始都是用英文演唱，其实都是过来人，从翻唱英文流行摇滚歌开始，到最后才发现母语和家乡话更能表达最真实的情绪。也是凑巧，2003年想写一首关于童年居住过的小马路五原路的歌，里面有很多路名串在一起唱，最后发现，还是用上海话来唱这些路名最贴切，所以从此唱起了上海话。”他对记者说。
这首“五原路”就收录在他2010年出版的唱片《曾经》中。唱片封面是童年的他穿着花衬衫站在老式收音机前，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老式弄堂，国民床单、中山装、《铁臂阿童木》和《森林大帝》……
陈意心有上海话的情结，他觉得上海话当然需要保护：“毋庸置疑，保护母语和家乡话就像保护参天大树的树根一样，是对曾经哺育滋养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城市最好的回馈。”上海的一切都让他着迷。他写过一篇文章说上海是一个比较闷骚的城市，他认为上海相对北京为首的北方来说内敛务实，更具人文浪漫主义精神。
陈意心表示老上海的“新感觉派”前卫、激进，堪称“人文浪漫主义”的典范。2009年初，他在网络上发表了单曲，用“新感觉派”穆时英的一篇小说命名，借此向穆时英致敬，那首歌的名字叫“子夜，上海的狐步舞”：“当然，歌词里有穆时英写的《上海的狐步舞》片段摘录，因为觉得身处1930年代的穆时英写的新感觉小说很‘电子’很时髦，所以非常适合舞曲化风格，甚至考虑将来有资金有条件的话会拍摄关于穆时英的电影。”
和上海话的年代味不同，他的音乐风格偏于电音。他觉得两者并不矛盾，相反，上海话很适合电子音乐：“因为曾经担心用上海话来唱会不会像沪剧或者浦东说唱，但后来经过研究发觉只要发音字数少点，还是很适合很cool的电子乐的。”
顶楼的马戏团：朋克都是娘娘腔
“打桩模子元宵模子翘边模子挖轮模子连档模子滑头模子寿头模子小刁模子。”在“阿飞外传”中，陈意心一口气说出的这么多模子丰富了周立波的打桩模子形象。不得不说，听了那么多用上海话的歌曲，感觉要唱出上海话的神髓，一本正经恐怕难以奏效，多少有些痞子气，比如上海Rap歌手MC Banana演唱的这首“复兴公园”：“所以伊拉吃饱饭，全线莫名其妙开始瞎来，逼牢阿拉叫伊老板，叫伊滚蛋，我现在只想请伊吃肉饼子炖蛋”——极尽滑稽搞笑之能事。
另一支搞笑高手就是在上海滩人气颇高的朋克乐团“顶楼的马戏团”。毫无疑问，“顶楼的马戏团”是上海文化的一支奇葩，大概在他们之前，从来没人想过，居然能用上海话唱朋克，还唱得风生水起，人气飙升。
“2001-2002年间，我们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开始零零星星有一些用上海话演唱的歌曲，主要还是觉得顺口，想把生活中上海小市民的感觉放到音乐中去，让歌曲更加生动、有趣。”“顶楼的马戏团”的主唱陆晨对本刊记者回忆说，“第一首创作的沪语歌我记得是这张专辑里的‘24_01的末班车’，当时的主唱毛豆，用一种比较愤怒的情绪唱了这句上海话：‘大家都是一泡污’，把乐队里认识的人都骂一遍，里面骂了梅二、梁月，也骂了我。只是当时国语歌在专辑中还占了相当的比重，并没有完全用上海话来演唱。到2006年我们的第三张专辑《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时，想更加彻底一点，就用母语上海话代替普通话演绎纯朋克的音乐，全部改用上海话，比较完整地呈现上海话摇滚的音乐风格。”
用上海话在现场的演唱效果还真不错，在上海本地，当然会引起听者的普遍共鸣。一方面，这些观众的热烈反应给了他们信心，另一方面，他们也想摆脱普通话的束缚，也越来越感觉到上海方言的可爱和亲切。就像粤语，许冠杰之前，没有多少人用粤语来演唱流行歌曲，直到许冠杰等一批音乐人开始尝试，粤语流行歌曲的时代才横空出世。而台湾闽南语歌曲的兴盛，同样离不开先驱的努力。“顶楼的马戏团”也想成为上海话朋克的先驱，陆晨说：“我想如果我们能做一点尝试的话，说不定上海话歌曲会成为一种潮流，即使没有火，成为试验田里的一朵奇葩也不错。现在有些乐队喜欢用英语写歌，可是唱出来呢，怪怪的，我们听着觉得差不多，有的连老外都听不懂，还会问：刚才他们唱的是什么？如果谁都听不懂，还不如索性就用我们自己的母语来演唱，用上海话作为歌曲的载体，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只是以前我们忽视了这种可能性。当然，用上海话来填词会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碰到押韵啊，咬字气息啊，都有很多限制，我们也只是做了一些尝试而已。”
用上海话填词，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就像有的流行歌有国语和粤语版，不同的版本感觉完全不同一样，沪语版和国语版当然有不同的风味。陆晨觉得他们评判的唯一标准“还是听着好听”。陆晨觉得上海话很精致：“它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说它小资也许也对，它是商业化进程中的工业用品，很标准，就算骂人也不会太难听，不会受到乡土气的牵绊，从某些方面来说似乎是缺少了些什么，但是写歌很趁手。”
他们最受欢迎的“上海童年”那首歌写得就很顺畅，说起来也有些偶然，那天，乐队成员梅二和他太太到陆晨家来，正好陆晨说他想写一首关于城市的歌，梅二说那就写一首上海童年的歌曲吧，收在新专辑里，把上海的方方面面都写进去。他们选择了很多小人物，快递员、保姆、阿姨，等等，聊了一下午，他们走了之后，陆晨一口气写出词曲，然后做了韵脚上的一些处理，就写成了。
“进来白相相”也很出名，陆晨说：“‘进来白相相’是有一次我经过火车站，那边有洗头房。那些洗头妹笑眯眯地叫你‘进来进来’，在所有城市，都有这样的角落，这些角落也和都市的欲望有关。当然我在歌里没有批判，也不想褒贬，其中也没有低级趣味的描写。”
迄今为止，他们的上海话歌曲创作一共也就是二三十首。他们希望能出精品，也不完全靠音乐养活自己。这是剑走偏锋的一群年轻人，陆晨在事业单位工作，生活安定。他说他平时也就上上班，下了班陪老婆孩子，一个星期排练一次，有演出就去，主要还是靠工作的收入。“在哪里做摇滚都不容易，虽然这两年环境好多了，酒吧也多，但是从人口比例来看，听摇滚的人还是非常可怜。前两天有支欧美的老牌乐队来上海演出，现场观众也就来了200人左右。上海人的生活比较优越，搞摇滚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上海是个很好的舞台，全国各地的人都愿意到上海来演出。我也喜欢上海这个环境，比较安静，别的城市，要么热闹得过火。那不是我喜欢的，太疯狂的话我也受不了。上海，就像是摇滚圈的一个后花园，大家也可以看到最优秀的音乐家。作为摇滚乐的基地来说很不错。”
他觉得朋克被人误解了，就像他们唱过的一首‘朋克都是娘娘腔’中所表达的，他们理解的朋克是能够自我反省自我颠覆的极致境界，接近于禅宗的禅。但是现在很多人把它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很男人味，自己很牛，别人都是傻逼，他觉得有点可笑：“我用了娘娘腔这个词，是想形成一种反讽。”他说。
他说他们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仍然会用上海话唱，偏于小清新，不再是前两年的朋克重口味，只是对上海的爱一如既往，因为这座城市，是生养他们并且给予他们灵感和激情的一片天地。
电视机里听故事
上海话并不只是上海人家常的生活语言。事实上，上海话更是展示这座城市文化内涵、市民智慧与城市精神的载体。上海的土特产——独脚戏、滑稽戏深受市民喜爱。而独脚戏、滑稽戏与媒体的“亲密结合”，无疑更扩大了上海话的影响力。不过如今，就和各地一样，“讲故事”几乎成了电视机里最重头的方言保留节目。
记者｜王悦阳
电波传欢笑
且不论自戏曲曲艺出现以来就产生的广场、剧院式表演，光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无线电广播的不断普及，滑稽演员进入电台，将欢笑带给更多的市民，就成了一道亮丽而热门的风景线。
当时“唱无线电”最红的“响档”，无疑是姚慕双、周柏春兄弟。仔细分析姚、周的表演，其独脚戏段子充分发挥了上海话在语言上的优势和智慧，同时又融入各地方言，将江浙沪三地的语言艺术融为一体，在共同处又找寻某种差异，制造精彩而不低俗的滑稽效果。比如《宁波音乐家》，就是姚、周兄弟仔细分析了宁波方言后，将其语音元素加以提炼、概括与夸张之后所取得的音乐性、喜剧性效果。这在上海人听来分外有趣，毕竟上海话里的很多词都来自宁波方言。再比如他们最经典的《学英文》段子，恰恰体现了上海当时华洋杂处、融合开放的社会文化，也恰是兄弟俩从小学习英语的基础，使得上海话与英语结合得精彩有趣，一时间，倒背26个字母、“捏不牢滑特”、“剥了皮，吐了核，一囊一囊吃”都成了市民广为流传的经典笑话。姚、周的成功之道，恰恰是拿捏住了上海话的语言精髓，同时又将这座城市包容、多元、现代、摩登的精神，融汇于独脚戏段子之中，故而分外精彩。
岁月荏苒，几十年过去了，随着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日益加快，1987年5月11日，电波里又诞生了一个上海滑稽明星——《滑稽王小毛》。从那时算起，王小毛已经陪伴着听众走过了将近25年的风雨历程。带着苏北口音的热心肠小青年王小毛，从某种角度看，无疑是“新上海人”，一口并不标准的上海话，却透出几分可爱，几分家常，仿佛自家邻居里弄里的可爱小伙子。而他那永远没有结婚的女朋友佩佩，则是一口标准流利的上海话。还有善良淳朴的王妈妈，由老一辈滑稽戏演员吴媚媚演来，更是形神兼备，虽然听众在电波前看不到老人家的身影，然而一声亲切的“小毛诶！”，就让无数观众欢喜不已。
虽然王小毛走过了一代又一代，从最早的演播者王汝刚、吴媚媚、顾竹君……到后来的葛明铭、钱程等人，演员变了，听众却始终热情。《滑稽王小毛》的成功，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开放、和谐、国际化。正由于把握住了时代脉搏，使得上海话，上海滑稽在电波中的生命力，变得跃动、鲜活、亲民。而这正是上海话与广播亲密接触的最佳表现。然而，并非所有的节目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随着编导葛明铭的退休，《滑稽王小毛》最终也落下了帷幕，这让多少热爱它的听众为之唏嘘不已。
荧屏欢乐多
随着上世纪90年代的到来，仅仅停留在电波中，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伴随着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上海话节目也呼之欲出。
第一个吃螃蟹的，还是滑稽戏演员们。1995年9月，东方电视台创建了《百家心·老娘舅系列》喜剧，起初是每两周一集，取材于市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在石库门实景拍摄。主演李九松以其特有的亲切和善又不乏幽默的脸蛋，一炮而红。还有资深滑稽戏演员嫩娘不乏夸张地扮演老舅妈，一干滑稽戏演员所表现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无一不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有身临其境的切实感受。全沪语的表演风格，生活化又不乏喜剧化的表演路子，将上海市民热心淳朴善良的特征一览无遗，难怪其播出后，收视率迅速上升，甚至超过了当时流行的几部电视剧。
趁热打铁，1998年7月，东方电视台准备创立一个能与北方《我爱我家》系列情景喜剧抗衡的情景喜剧，依托原《老娘舅系列》在观众中的影响力，推出了以直接以“老娘舅”命名的室内情景喜剧，剧情上延续了原版老娘舅贴近民生的风格。它标榜自己为“海派情景喜剧”，全剧以上海话作为主要语言，这在当时提倡说普通话的大背景下是很少见的，也间接推动了后期南方一大批打方言特色的情景喜剧诸如《红茶坊》等的兴起。第一次改版后的《老娘舅》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收视率一度达到23.61%。
在随后的几年里，《老娘舅》不断改版，走出了小家，来到了大家，将活动范围扩大到小区之内，左邻右舍之间，加大了表现力度和人物性格，特别是毛猛达扮演的“阿德哥”，开始以主要角色的身份出现于全剧。2002年，随着第三次改版的到来，李九松不见了，换来的则是陈国庆扮演的“阿庆”，“珍珠奶茶真好喝”莫名其妙地成为当时的流行用语，而真正的主角“老娘舅”却因与剧组在艺术思路上的不合而退出。没有了“老娘舅”的《老娘舅》，就这样靠着“阿德哥”和“阿庆”光怪陆离的故事继续上演着。
2006年，由于收视率的下降，促使《老娘舅》剧组第四次改版扩容，名称保持不变，主要人物设置也基本没有变动，但播出频率从每周2集增加到每天1集。由于播出频率的增加，导致剧组工作量加大，剧本开始出现一些粗制滥造的局面，遭致不少批评，导致收视率更加下滑。后期，《老娘舅》为了吸引更多年轻观众，邀请了不少选秀明星担任客座嘉宾，但收效甚微。整个系列最终在2007年12月终于终止播放。
剧集终结之后，原组的大部分演职人员开始拍摄另一部设定于民国时期大上海的情景喜剧《啼笑往事》，从2008年1月开播，每周2集。此节目表面上似乎想模仿经典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那样走讽刺路线，然而全剧表现了太多假、丑、恶，与《七十二家房客》相比，丑恶有过之而无不及，却缺少类似小皮匠、金医生、杜福林那样的正面角色，无非依托了一个旧社会的外壳，放大了滑稽戏中低俗的表演。热闹过一阵之后，没有多久，这节目也宣告结束。
与此同时，一个叫《新老娘舅》的节目开始播出，但不是情景喜剧，而是一个纠纷调解节目。同样操着一口上海话的柏万青阿姨取代了陈国庆，成为新的收视热点，草根明星。
庆幸与可惜
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代新人换旧人。面临“提倡普通话”的大潮，上海话节目有的关张，有的改版，如今能保留下来的，并不太多，而曾经红极一时的海派情景喜剧，如今一个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综艺性娱乐节目，诸如《滑稽三兄弟》、《欢乐星期二》，以及那些讲述家长里短，困扰纷争的《新老娘舅》、《阿庆讲故事》、《新闻坊》等等。
相比较于上海话的起起伏伏，全国各地的许多方言类电视节目，都有着相类似的经历。特别是吴越方言体系，苏州原本是电视评弹一统天下，随着娱乐节目的丰富多元，评弹在电视中出现的时间相应减少。穷则思变，诸如施斌、袁小良等青年演员，逐渐走上了类似《阿庆讲故事》那样的道路，运用苏州弹词的说表方式，加上一些插科打诨，在电视里讲起了邻里关系、儿女情长，倒也别有趣味。杭州则出现了诸如《开心茶馆》等综艺类方言娱乐节目，莲花落演员翁仁康的方言节目，更是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一时间，“讲故事”几乎成了各地雷打不动的方言保留节目，除此之外，电视节目很少有用得到方言的地方。
相比之下，作为方言的“大省”——四川与广东，则对于方言的保护力度更大，运用程度也更广，堪称基础牢固。且不论香港及其强大的港片效益、明星价值所产生的粤语文化影响力，就拿广东省来说，电台、电视台运用广东话与普通话的比例，几乎平分秋色，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只有一两个普通话频道，其余都是铺天盖地的广东话。而四川省也同样如此，先是有川剧演员主演的方言喜剧《帽儿司令》红遍全国，接着又有李伯清的“清口”笑话，轰动一时。直至今日，虽然老一辈喜剧演员已淡出荧屏，但他们的徒子徒孙，却依旧操一口四川方言，通过电视机，走遍巴蜀，扬名立万。
相比之下，上海话在电视节目中的冷冷热热，真是起伏跌宕。从今天来看，很庆幸，上海话得以在上海本土的电视节目中得到保留；很可惜，电视节目中的上海话，越来越少能看到生活的智慧，语言的艺术。剩下的，多只是鸡毛蒜皮、家长里短，让人好不感叹。
责任编辑：田琳 SN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