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百废待兴。北京市委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宣传工作总感觉力不从心，办一份北京市委机关报，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1952年10月1日，《北京日报》正式创刊。
一份珍贵的“创刊号”
在《北京日报》创刊五十周年前夕，读者黄玉庆来到报社，带来了他精心收藏的一张《北京日报》创刊号，对《北京日报》创刊50周年表示祝贺。如今，这份《北京日报》创刊号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历时60年，这张标明1952年10月1日发行的创刊号，纸张已经发黄发脆，并略有些缺角。鲜红的报头是毛泽东同志首次为本报题写的，与现在所用的报头相比，字体有明显的不同。“创刊号”三个套红繁体字位于报头下方，字号不大。在“创刊号”三个字下，有报社的地址：北京西长安街72号。同时标有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登记证新字第304号等内容。当时，这张报纸定价为600元，相当于新版人民币6分钱。
整张报纸4个版，均为竖排。第一版通栏标题为套红繁体字口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并配发毛泽东和孙中山的大幅照片，以及《人民日报》社论。“创刊词”位于报纸下端。
黄玉庆说，这张“创刊号”最初由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收藏，后流出馆外，几经易手。2000年，他以不菲的价格在潘家园从私人手中收购而来，当时心情非常激动。他专事报纸创刊号的收藏，目前已收藏各种报纸创刊号近600种。据他讲，在他们集报人的圈子里，目前只发现两份《北京日报》创刊号，除各大图书馆这样的机构外，北京民间估计还有五六份，数量相当稀少。
《北京日报》的60年历史便从这张“创刊号”开始了。
苏州胡同125号
1950年初，市委决定创办一张机关报，为了避免与《新民报》日报的性质重复，定名为《北京晚报》。经中央批准，1951年3月，北京市委在苏州胡同125号院正式建立《北京晚报》筹备处。市政府新闻处处长周游、市委政策研究室秘书长罗林、《新民报》地下党员张其华为负责人，委托廖沫沙负责指导筹备工作。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也受彭真委托对筹备工作进行指导。
筹备处采编人员共50余人，大部分是从北京各大学和一些高中抽调的进步学生。说起筹备《北京晚报》的日子，当时参与筹备工作的老同志张沪依然兴致勃勃：“从根据地来的老报人，带来了旗帜鲜明、艰苦奋斗、深入实际的优良传统。《新民报》合并来的业务骨干，具有扎实稳健、严细认真、精益求精的职业风范。从学校来的年轻同志，具备朝气蓬勃、敢想敢干、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正是这些优势的迅速融合，成就了《北京日报》传承60年的文化理念与核心精神的基本内核。”
彭真同志对如何办好这份机关报，对筹备中的党报年轻记者的成长，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与期望。1951年10月，彭真曾与筹备处记者王敬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再次强调党报的群众观点：“党报就是要解决别人的思想问题，不要光是罗列现象。这就需要到群众中去发现问题，然后正确地分析、答复这些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彭真还结合青年记者的成长过程，详细阐述了写新闻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写得看来很活泼，很长，其实里面空洞得很，像一堆棉花似的。乍一看一大堆，分量很重，用手一捏，原来都是虚的。再有就是帽子很大。看前边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其实里面写得很平常、平淡，什么也没有。这类稿子如果太多，就会影响报纸的威信。现在一般新同志差不多都停留在这个阶段。
第二阶段，内容不空洞了，可是有啥说啥，把所有的材料都堆上去了，弄的噜噜嗦嗦，没人爱看。做过一个时期新闻工作的同志就在这一阶段。
第三阶段，目的性强。一篇新闻能解决一个问题。本来大家对这件事情不明白，看了新闻以后，真解决了思想问题。这就要善于分析问题、处理材料，把不必要的材料都不要，一切都围绕着你写的目的。这样，新闻的目的性强了，思想性也就强了。这是你们奋斗的目标。
《北京日报》创刊
1952年3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收购了《新民报》社股份，交筹备出版市委机关报《北京晚报》的筹备处使用。《新民报》并入之后，筹备中的《北京晚报》改为《北京日报》，于1952年5月3日迁入西长安街72号《新民报》社址。收购后，“筹备处在《新民报》基础上组建了新的领导机构，原来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加入了《北京日报》社。
在此期间，《新民报》仍继续出版，作为即将出版的《北京日报》编辑、记者的锻炼场所，一直到1952年9月30日《北京日报》出刊的前一天才停刊。
6月，《北京日报》筹备处、钱粮胡同印刷厂和《新民报》的党支部合并，成立党总支。报社编辑部由筹备处与《新民报》采编人员混合编组，继续出版《新民报》。那些天，为《北京日报》的创刊，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52年5月24日，毛泽东主席应报社请求为《北京日报》题写报头。
8月底，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天津日报》总编辑范瑾奉调北京日报社，主持《北京日报》的筹备工作。
9月27日至29日，《新民报》连续3天刊登了《北京日报》创刊启事。1952年10月1日，《北京日报》正式创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范瑾兼任社长，副社长周游兼任总编辑。
《北京日报》的创刊，结束了自《北平解放报》停刊后，市委在三年多时间里没有公开发行的机关报的状态。
《北京日报》创刊号上发表的创刊词，标明了《北京日报》的性质和任务：
——《北京日报》是北京市人民的报纸，是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的报纸。
——它将系统地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报道北京市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市政建设，特别是生产建设进行的情况，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北京日报》一定能够和北京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巩固的联系，使它在首都今后建设事业中担负起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任务。
1952年11月8日，《北京日报》创刊之后的一个月零八天，迁入东长安街2号办公（现东方广场东部）。
1956年8月12日，北京日报社址迁到麻线胡同3号（后为西裱褙胡同23号）。
新办公大楼和印刷厂由著名建筑师张开济设计。新的轮转印刷设备全部从民主德国进口。由此，报社办公和生产条件有了质的飞跃。
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主席给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同志写信说：“北京日报报头不好，应重换过。现在写了两张，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退回重写。如你们认为可用，即在国庆节改换为宜。”毛泽东主席为《北京日报》重新题写的报头，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风云中的《北京日报》
随着《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等综合大报先后出版，北京的社会主义报纸框架基本搭建完成。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新闻纸等印刷物资十分短缺，影响到报纸事业的发展。从1960年到1962年3月间，北京地区公开发行的报纸虽然没有减少。但是，有的报纸减少了刊期，如日刊星期天停出一期，也有的非日刊的报纸更改了刊期，从周二、周三刊改成了周刊。1963年，这种状况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基本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包括内部发行的厂矿报、院校报等，北京公开发行的报纸就达到50多种，其中全国性报纸43种，北京市属报纸7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国新闻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北京首当其冲。为整垮中共北京市委，林彪、江青一伙首先向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开刀。把《北京日报》打成“反党工具”，撤销了范瑾的北京日报社社长职务，撤销了《北京日报》编委会，直至1967年3月17日宣布对《北京日报》实行军事管制，《北京晚报》也被迫停刊。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首都新闻界终于“拨云见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日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先后发表了《从根本上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私不是人的本质》、《努力把党的形象搞得更好》、《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一亩半地的思考》等评论和文章，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原标题：时间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