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钦
莫言先生日前获得了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值得庆贺，同时也值得经济学者反思。
经济学与文学在下面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都是刻画人生和社会的。一个经济学者，如同一个作家，渴望的是他的作品能够刻画普遍的人性。由于个人的种种局限性（时间、空间、生活阅历方面的局限性），要想刻画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谈何容易？
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思考无非是两种，要么从里边向外看，要么从外边向里看；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既要从里边向外看，又要从外边向里看。
莫言主要是从里边向外看，即从他观察到的局部世界来刻画更普适的人性与社会病理。他的作品具有深厚的乡土气息，基本上都取材于他在老家山东高密县青年时代的生活体验，反映了中国底层大众的挣扎和苦难、爱与恨，并且思考探索背后的社会机理。在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的小说有着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影子；尽管在写作手法上，他往往大胆地采用夸张、隐喻甚至魔幻的方法来张扬某种现实的因素和某种内在的张力。
比如，美国汉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就认为，莫言最近的小说《生死疲劳》是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生死疲劳》的叙事，涵盖了1950年到2000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涵盖了中国内战结束后的土改，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建立互助组与初级合作社，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极端岁月，一直到70年代末的市场化改革与后来的发展。就像托尔斯泰的小说是理解近代俄罗斯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莫言的小说也是理解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描述了社会的病理，那么经济学则要解释和揭示社会的病理。前者更加感性、描述性，后者则更加理性和分析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家是社会机制的病理师和医生。好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对社会病理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提出合理“诊治”方法，来改进这个社会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不是一种法律规定的制度，而是一种自发形成的非正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下，社会被分化成不同的等级，某一等级的人只能从事某类职业，只能与同一种姓的人通婚。种姓制度限制了人口的空间和社会流动性，限制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但却在印度顽固地存在着。印度政府也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制定“平权法案”（规定某类职业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其他种姓参与）等，来促进社会的融合，但收效甚微。
最近的经济学研究发现，实际上印度种姓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非正规制度是一种同种姓内部人们之间的互助保险机制；为了使这种互助保险机制起作用，就要限制人们跨种姓的社会流动和空间的流动，否则这种互助保险机制就不能维持。在理解了种姓制度这种社会病理之后，就不难开出更对症的“药方”了：推进社会保险的改革，可能会促进这种非正规制度的解体。
由于人性是共通的（尽管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中国的一些社会病理也可以得到类似的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男女性别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男女婴儿比是118比100，已造成大量社会问题，如高储蓄率和高犯罪率等。经济学家不仅要理解性别失衡的后果，更要知道其原因。传统的解释是，性别失衡是由中国人的重男轻女这种文化传统造成的。近年来的经济学研究则发现，性别失衡主要还是由经济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经济学者发现，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喜欢生儿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养儿防老；引入了养老保险之后，这种偏向就下降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儿子和女儿成人后的经济收益不同。经济学研究发现，越是在那些养儿子的收益（成人男性的经济回报）高的地区，性别失衡越严重；相反，越是在那些养女儿的经济收益（成人妇女的经济回报）高的地区，性别失衡越轻。所以中国的性别失衡不单纯是文化现象，而主要是经济现象。
理解男女性别比失衡的社会病理之后，政策含义是不言而明的：推进社会保险和女性的就业机会，就会降低性别失衡，进而也会缓解甚至消除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好的经济学研究和好的文学作品都要反映更深刻、普适的人性。无论是西方的方法、东方的内容，或者东方的方法、西方的内容，都无关紧要，只要反映的主题思想是普适的人性。最初的时候，我们也习惯于从外向里看，即拿着西方的模型来套中国的现象，但是慢慢地、更自信地，我们会从里边向外看，将中国的某个具有普适意义的现象发展成一个一般理论，中国在国际上成功的经济学家无不如此。张五常佃农理论的灵感来自台湾土地改革的“反事实”，钱颖一组织理论的启示来自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条条”和“块块”，他们的理论因为具有足够的普适性，都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如我们“命定”地诞生在中国土地上），从而注定了他看世界的视角，注定了他的“里”和“外”。当然这个“里”和“外”随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变化会发生改变。但你最具比较优势的“里”，几乎总是最熟悉的故土。所以，关爱这片故土，关爱这片土地上的众生，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经济学者成功的必要条件。
让我们期待着中国的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一天。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原标题：从莫言获奖看经济学与文学的相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