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法规需要哪些修改，是否存在伦理难题？带着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
记者：“换肝救子”的伦理争议能否有定论？
邱仁宗：我认为救助生命是最高的原则，在两条生命面前，抠一些文字上的条条没有道理。何况我们的规定是在发展中修正、补充的，只要这个手术的捐献方和接受捐献的人都做到知情、同意，并且不存在金钱上的交易，在伦理上并不存在问题。毕竟这就是一个互助团结的事情，与我们的传统逻辑并不冲突，包括多个家庭的多元匹配，同样没有问题。
在北京，曾经有这样的案例。一位医生在未经死者生前同意，且未通知死者家属的情况下，用死者的角膜为其他两人移植，我们说在没有金钱交易的前提下，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实际是好的，让两个人重获了光明，但方法是错的。因此，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要严格进行监督，这其中有没有买卖，是否做到了“知情同意”。
记者：器官移植之所以存在许多问题，其根源还在于供求严重失衡，这能否有方法解决？
邱仁宗：我们器官捐献的基本框架要进行改变，我个人不主张活体捐献，毕竟活体捐献存在较大的风险。举例来说，虽然从医学上讲两个肾的作用可以互相替代，但摘除一个肾后，对身体造成危害是肯定的。在咱们国家，往往是女性捐献给男性，很少有男性捐献给女性，也说明了一定了问题，其中也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因此活体捐献仅应该是权宜之计，我们还应该寻找更大的器官源——尸体。
每年因各种原因死亡但器官可以使用的人很多，他们的器官就白白地浪费了，如果能将这些器官捐献出来，不仅能够拯救其他的人，也能使逝者的一部分生命得以继续生存，这其实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但因为很多人的传统思想，不能够接受这种捐献，认为人要死后留“全尸”，这样的旧思想阻碍了器官的来源。甚至有些人自己愿意捐献器官，但死后其亲属却反对捐献，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其实所谓全尸，最后不也是火化烧成灰么？我们应该下大力宣传新的思想。
此外，从政策上，我认为器官捐献应立法支持“推定同意”原则。所谓“推定同意”，既由政府授权给医生，只要死者在死前没有明确表达过反对器官捐献，就推定为同意捐献，允许医生从其尸体身上收集所需的组织和器官。应该注意，“推定同意”与自愿捐献还是有一定区别，它是只要你不反对，就“推定”你同意，等于范围更大。同时“推定同意”的原则，禁止死者家属代为决定。也就是说，除非死者家属有明确证据，证明死者反对捐献，否则就不能阻止医院的行为。
目前国外很多国家都在使用类似的原则，我们国家也应该下力气去宣传这种理念，尤其现在移植技术很成熟，仅仅因为传统的旧思想就导致如此巨大的浪费，实在是可惜。例如美国的驾照背面，就是器官捐献表，如果司机不幸遇难，医护人员可以立即将可用的器官摘除保存，拯救其他人，这样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啊。你在生命结束时还能为其他人的生命作出贡献，这有什么不好呢？
另外，我们也要奖励器官捐献者，奖励不是交易，是奖励你这种行为。
记者：国人肯定有所担忧，“推定同意”会不会被医疗机构利用，甚至故意致死病人，取用器官。
邱仁宗：这个顾虑不是没有，所以说在推广这个概念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监管。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就有这个职能。应该说，我们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还存在问题，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受到医院管理者的影响。因此在存在利益时，能不能起到监管作用就很成问题，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器官黑市，如果没有医院在为这些黑市提供医疗手段，怎么可能出现非法买卖？
一方面需要让医院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独立存在，同时也需要上级监管，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
记者：国外器官捐献的意识比较先进，但仍然无法完全解决供求问题。
邱仁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做预防疾病的工作，例如肝癌、肝硬化的预防。我们抽烟、酗酒的人那么多，成瘾问题严重，其危害不比吸毒小。甚至我们的广告还大肆的宣传饮酒，官场上的酒文化，平时的送烟送酒，如果不控制，得病的多了，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就多，器官供求的问题当然解决不了。
现在烟酒企业上缴的税款很高，这不是政府的成绩，而应该视为羞耻。我们应该把这笔钱拿出来，去做预防成瘾的工作，减少了疾病的发生，自然需求就能减少，同样可以缓解目前的问题。
拒绝治疗：“冷血丈夫”的悲剧
2007年11月21日，午后不久，肖志军带着孕妇李丽云走进北京市朝阳医院京西分院。
此后的几个小时，两人的遭遇可谓人间悲剧。李丽云先被医院呼吸科诊断为 “重症肺炎、心功能不全、肺栓塞、孕36周”，又被妇产科诊断为“孕足月，急性心衰、重症肺炎”。几个小时内，李丽云的病症迅速恶化，生命垂危，而肖志军却因诊断前后不符合对医护人员救治手段的不信任，拒绝医院剖腹产手术的要求。在医护人员、肖志军乃至围观群众等多方面的争论之下，身处手术台的李丽云，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悲剧一经媒体报道，肖志军迅速被称为“冷血丈夫”，此后的调查扑朔迷离、错综复杂，人们错愕地发现，肖志军甚至不是李丽云真正意义上的丈夫，医院诊断上的疏漏也被一再质疑，虽然有相关部门调查表示“孕妇死亡不可避免”，肖志军拒绝治疗的决定和医院迟缓的决策，仍被不断诟病。
肖志军与李丽云的悲剧，起于医疗管理机构的规定，众所周知，在医疗机构对病患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均要征得当事人或亲属的同意并签字，尤其在手术前，还要签内容详尽、列明各类手术风险的同意书。这一规定被视为病患与家属“知情同意”的必要步骤。然而这一规定的极端后果，将出现巨大的伦理难题——如病人与家属拒绝治疗，医院应强行治病救人还是该放手不管？
事实上，病患拒绝治疗的起因可能多种多样。据媒体报道，2010年10月，韩国一名出生时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婴急需输血手术，但她的父母出于宗教原因，拒绝医院使用输血治疗方法。在医院得到法院批准，准备不考虑父母反对强行手术时，女婴父母又将孩子转至另一家医院，女婴最终死亡。
更多的拒绝治疗，出现在绝症患者身上，当康复无望时，放弃治疗也许直接意味着死亡，甚至有病患希望用安乐死的方式主动求死。在此时，人的自主权和生命权孰轻孰重？病人权利与医生义务的冲突下，谁应该更被尊重？
而在类似李丽云面对的紧急情况下，又应该如何逾越病患及家属的意愿强行救人？应该由谁做出判断与决定？所有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生命伦理学乃至法律界的重要命题。
评点：医生既有治病救人的道德义务，又有尊重病人或病人监护人意愿，获得知情同意的义务，在这种道德两难处境下，拯救生命应获得优先。
出租子宫：婴儿M的商业化逻辑
1985年，美国新泽西州的斯德恩因妻子伊丽莎白不能生育，与怀特海德签署了代孕合同，双方约定由怀特海德代孕斯德恩的孩子，孩子出生后由斯德恩夫妇收养。
1986年3月，孩子出生，怀特海德突然不愿遵守代孕约定，并携带婴儿多次搬家，希望逃避斯德恩一家的明查暗访。然而这个被称为“婴儿M”的孩子，最终还是在私家侦探的追查下，回到了斯德恩一家手中。
随后，斯德恩在新泽西州高等法院起诉怀特海德，要求执行代孕合同，主审法官认为代孕合同有效，判决合同实际履行，孩子的独家监护权给予斯德恩，怀特海德的权利终止。怀特海德不服上诉至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新泽西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则认为代孕协议非法，等同于买卖儿童，最终返还了怀特海德的探视权。
代孕的诞生基于生殖技术的发展，本可解决部分女性没有生育能力的问题。但是沾染铜臭味后，代孕是不是“出租子宫”成为伦理讨论热点，并扩展到“若代孕合理，那么出租其他器官如性器官是否合理”的范畴。至今各国对代孕没有一致判断，但代孕技术基本已渗透到各个国家，并商业气氛浓厚。
评点：
无商业交易的代孕，不存在“出租子宫”的伦理困境，争议较少，欧洲多国允许此类“友情代孕”。但代孕一旦通过立法，则很难禁止商业代孕，需医院方和卫生部门严格监管。
行为控制：计算机科学先驱的悲剧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法务部2012年5月通过了对性暴力罪犯朴某下达性冲动药物治疗命令，朴某成为韩国首例“化学阉割”适用对象。
化学阉割不同于物理性阉割，是通过调节男性荷尔蒙(睾丸激素)机制来抑制性欲的治疗方法，此类疗法从诞生伊始，就遭到伦理界争议。
实际上，这项被多国应用的技术也曾出现问题。英国著名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先驱艾伦·图灵就曾因社会偏见遭化学阉割，并最终自杀。直至55年后，英国政府才发表正式道歉声明，表示当时化学阉割错误。
化学阉割属于在知情同意前提下的行为控制，但此类控制是否违背人的自由权利尚有争论，且能否起到良好效果也无明确研究。
评点：是否应用化学阉割或其他认为行为控制手段，其判断主要是功利主义的判断。在衡量其风险收益后，在特殊情况下应用，争议较少。若大规模推广，则需要更明确的研究，评价其效果和危害。
本文参考资料：
1、白晶，邱仁宗
《家庭之间“交叉换肾”的伦理考虑》
2、邱仁宗 《生命伦理学》
3、格雷戈里·Eo·彭斯
《医学伦理学经典案例》
事实上，诸如“易肝救子”的生命伦理难题，充斥在人们生活的周围。尤其在医学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生命伦理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忽视的重要部分。
（原标题：器官捐献应立法支持“推定同意”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