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日本NHK电视台策划了一档名叫《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节目，该节目是一个面对全亚洲的人物专题节目，旨在介绍亚洲各国最有前途的人才，作家莫言是人选之一。NHK电视台希望请重磅人物担纲采访莫言。当听说到中国采访莫言时，很难请动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竟意外地答应出山。
2002年2月9日下午，大江健三郎飞抵北京，来到莫言位于平安大街的家进行了礼节性拜访。2月11日大年三十，大江健三郎陪同莫言回到他山东高密大栏村的家中过年，按山东习俗与莫言一起祭祖、拜坟，与莫言的家人交谈，晚上一起吃饺子度过中国的除夕夜。大江健三郎在与莫言多次深入交流后说，“再有10年，他能拿奖！” 10年之后的2012年，莫言果然获奖。
囿于篇幅，以下为当年与大江对话时，莫言的主要谈话录。
作家是不能脱离社会的
莫言：经过了一段创作以后，我发现作家是不能脱离社会的，即使作家千方百计地想逃避现实对你的影响，但现实会过来找您。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写的《天堂蒜薹之歌》。它来自于一个真实事件，一群种大蒜的农民因为当地官员的腐败无能、思想的保守以及官僚主义，造成了当地农民生产的几百万斤蒜薹卖不出去，烂在田里。农民一怒之下就拖着他们的蒜薹，拉着蒜薹，扛着蒜薹，把县政府包围了。整个县政府都散发着蒜薹的臭气，然后农民把县政府的大楼烧掉了。还有一帮胆大的农民把县长的办公室砸了，吓得县长躲起来，不敢再露面了。后来，领头的人物被抓起来了，县委书记也被撤职，调到了其他的地方。这个事件对我触动很大，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有一颗农民的良心。不管农民采取了什么方式，但我的观点是跟农民一致的。所以我当时就找了一个地方用35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反响，大家对我这种突然的转向似乎不可理解。
本来红萝卜红高粱已经很红了，我完全可以按照这个路线走下去，可这一转向却让我对现实社会进行了直接的干预，因为我的责任感和良心在起作用。我工作的单位是检察日报社，报纸上每天都在披露全国各地的各种案例，给我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写这样的题材应该把贪官污吏当成人来写，从人的角度考虑，从自我的内心考虑，在当前的社会机制下和法律的状况下，假如我变成了某一个部门的或者某一个级别的官员的时候，我能不能保持我的清廉，我会不会也跟那些贪官一样变成了一个人民的罪人，这是我创作反腐败小说的出发点。
作家应作为老百姓去写作
莫言：我是从乡村出发的，我也坚持写乡村中国，这看起来离中国当今的现实比较远。如何把我在乡村小说中所描写的生命的感受延续到新的题材中来，这是我思考的问题，因为我写的是小说，而不是写大批判的文章。后来我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找到了一个诀窍，这就是把我要写的内容全部移植到一半虚构一半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来，这一下子让我找到了儿时那种对生命的感受和对大自然的感受，这些感受在现实题材的小说中得到了延续。作家应该扬长避短，我的长处就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物的敏感，对生命的丰富的感受，比如我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发现比人家更加丰富的色彩，这些因素一旦移植到了我的小说中的话，那我的小说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如果小说不把作家对生命的感觉移植进去的话，即便您写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的一件事，那也不会真实。
关于您刚才说的作家应该发挥的作用，我是这样想的。中国的作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被捧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当时就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是时代的代言人，是人民的喉舌，这已经把作家捧到了无以附加的程度，这不仅是对作家，就是对小说的作用也有一种不太正确的估价。科学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越是提高，作家的地位和文学的作用越会被淡化。我反对这样的口号，作家要为老百姓创作。听起来，这口号平易近人，好像是一个奴仆对主人说话一样，但实际上它包含了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好像每一个作家都肩负了为你指明一个什么方向的责任。我觉得这个口号应该改过来，应该是作为老百姓而写作。因为我本身就是老百姓，我感受的生活和我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样的。你引用过一句话：“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作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持这种惟一的报信的勇气。
（据人民网）
人生从高密东北乡出发
莫言：您能千里迢迢地跨过大海，来中国很偏僻的高密东北乡，这种力量肯定是来于文学。您说您的人生始于日本四国被森林包围着的小村庄，而我的起点就是您今天所看到的又矮又旧的房屋、后面的河流、前面一望无际的田野。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来自于偏远的农村，这些地方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地理环境也比较闭塞。
您的经历是18岁的时候离开故乡去东京，而我在20岁以前也没有离开我的那个县城。后来我走上了文学道路，这段农村的生活其实就是我创作的整个基础。早期作品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书中的人物都是我的大爷、大娘、大婶子，用的是高密东北乡的方言。这些方言土语非常能够表现生动活泼的景象，跟书面语有很大差别。
如果我的小说有一个出发点的话，那就是从高密东北乡出发，当然它也是我人生的出发点。没有离开家乡以前，我没有感觉这个地方多么宝贵，甚至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厌烦的地方，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想摆脱它，越远越好。1976年我应征入伍，坐上火车以后，就盼望它开得越远越好，开到西藏、新疆、云南，远离我的小村庄。结果火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离家乡才二百多里路，我感到很失望。
您在书里也提到，20世纪的作家摆脱故乡好像是共同的情结，经过十几年的创作以后，我才意识到，作家只有摆脱了故乡才能真正认识故乡。
写作激活了少年生活
莫言：我11岁就失学了，又干不了重活儿，只能是一个人在草地上放牛、放羊，那是很孤独的，每天早出晚归，饭就是带着的红薯，在草地上吃。我当时就感觉到身边的树、草还有牛羊，跟人都是可以交流的，它们不但有生命，而且还有情感。我读到您对柿子树的描写，真是感到我们心有灵犀。您家乡的那棵柿子树还在吗?
我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苦闷，因为我觉得我找不到东西写。到了1984年，我写了篇小说，就是您刚才讲到的《秋水》，文中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出现了河，出现了无边无际的洪水，我一下子感到少年时期的生活被激活了。《秋水》之后，我又写了《白狗秋千架》，其中也写到了玉米地、河流。《秋水》写出来以后投了三家刊物都没人发表，后来发表在河南的一家很小的刊物上，发表以后有几个评论家说好，说很有意思。我的自信心受到了鼓舞——原来这些东西都可以写到小说里去，我觉得我一下子打开了通往小说宝库的大门。
说到少年，肯定与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三县交界的地方，七八十年前，这里的人口很少，我的老老爷爷从县城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村子里只有三户人家。三县交界，三县都不管，一片荒地，地势又很低洼，老百姓就到这里放牧牛羊，有很多牛栏羊栏，所以这个村叫大栏。六十年代的时候，这里水特别大，那时候我六七岁，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东西，第一就是水，我家后窗一推开，就能看见河水滚滚东去。看着滔滔的洪水我感到既恐怖又壮观。再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青蛙的叫声，到夜晚的时候周围的河流边、田野里成千上万的青蛙一起叫，震耳欲聋。洪水和青蛙的叫声是围绕着我童年时期的两大记忆。
（原标题：作家应作为老百姓去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