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年前，“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协同仁宗让大宋帝国走向了“仁宗盛治”的吕夷简，一如他“荒芜”在“青纱帐”里的坟墓，也“荒芜”在中国的历史与大地上。
“大宋名相吕夷简与‘仁宗盛治’”系列之四
□首席记者 于茂世 文图
引子
PREFACE
仲秋之季，适逢收获时节。
新郑市郭店镇武岗村村南，村民司国臣夫妇蹲在地里，正忙活着收获自家的落花生。
“眼前的那个大土堆是啥呀？”记者问。
“哈，吕蒙正墓。”司国臣回答得干脆利索。
民间的说法，不可当真。
陪同记者采访的新郑市文物局官员胡亮事先说得很清楚，我们前往探访的这座大冢，是大宋名相吕夷简之子亦是大宋名相的吕公著的墓冢。
吕公著，大宋名相吕蒙正侄孙。
吕氏一门，三代相继而为大宋名相，此乃有宋一代一大“风景”。
“风光”，却尽乎被起于“寒窑”的吕蒙正所独占。
在武岗村，吕公著墓变成了吕蒙正墓。
而位于武岗村东约2000米、坐落于郭店镇李坟村东约500米的吕夷简墓，甚至在康熙版的《新郑县志》上，都被写成了吕蒙正墓。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版《新郑县志》将吕夷简墓目为吕蒙正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版《新郑县志》对此曾予以“勘误”——
“按旧志作吕文穆公（吕蒙正）墓，而富郑公弼（富弼）撰文穆墓碑云，（吕蒙正墓）在洛阳南金石村奉先里，其不在此，明矣。今郭店西南冈下有冢，盖文靖公夷简墓地。《紫微诗话》（吕本中撰，主要记述吕氏家世旧闻与江西诗派轶事；吕本中乃吕公著曾孙，江西诗派代表性人物）：吴春卿过郭店，有谒文靖公诗，可证也（《紫微诗话》云：‘吴春卿参政，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过郭店谒文靖公墓诗》云：‘汉相岩岩真国英，门庭曾是接诸生。阳秋谈论四时具，河岳精神一座倾。’议者以为颇尽文靖仪观论议云）……有田夫耕其墓北，皆青石磨方正，平铺广田，盖墓侧僧院（怀忠荐福禅院，吕夷简墓附属建筑）废址……东北有石赑屃半埋土中。《宋史》本传：王曾（北宋名相）家请（仁宗）御篆墓碑，帝因惨然思夷简，书‘怀忠之碑’四字以赐之。今碑亡而其趺（碑座，即石赑屃）在。闻其墓上石兽，明季（明代）犹完好。为冈王村宗室某所毁，遂无一存焉。墓门左右有土隆起，盖旧阙垣也。旧志以为蒙正墓，特沿《广舆记》之陋说耳，故正之。”
吕夷简墓，有城垣、有阙门、有石兽，有附属寺院、有皇帝撰之碑……凡此种种，昔日之煌煌，可窥一斑。
而今，就是一个高约4米，周长约40米的土堆，其上野树盎然，野草丛生。
周边遍种高高的玉米，压迫得吕夷简墓冢近乎“窒息”。
几株新植的柏树，欲与玉米试比高。
除此，别无他物。
2001年，新郑市人民政府将吕夷简墓公布为新郑市文物保护单位。
文件要求，其保护范围是：东西67米，以墓冢东边沿向东6米至（郭店）开发区道路，以墓冢西边沿向西40米；南北82米，以墓冢南边沿向南40米，以墓冢北边沿向北至路。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向南、向西各外扩20米，东、北以保护范围为界。
无论怎么说，当下，总算给吕夷简墓送上了一个“名分”……
埋葬“祥符天书”
晚年吕蒙正退居洛阳，宋真宗两幸其府邸，请他举荐宰相之材。
吕蒙正举荐了两位青年才俊：其一吕夷简，其二富弼。
富弼“好善嫉恶，出于天资”，是一位“恭俭好修”、“气色穆然”的谦谦君子；吕夷简老辣、精明、坚毅、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谈不上是位君子，更说不上是个小人。
青年吕夷简上奏真宗，“‘农器有算（国家对农业生产工具课税），非所以劝力本也’。遂诏天下农器皆勿算”。
王小波、李顺在四川起义，忽报李顺被“执送阙下（朝廷），左右（朝中大臣）称贺”。吕夷简审查之后，发现这是个假李顺。“贺者”希望吕夷简网开一面，他严词相拒：“是可欺朝廷邪？！”吕夷简如实上奏皇帝，忤逆了“贺者”的意愿。
吕夷简“权知开封府（担当首都行政长官），治严办有声（声望远播），帝识姓名于屏风，将大用之”。
吕蒙正的举荐，宋真宗的信任……
但是，吕夷简尚未宰执天下，真宗皇帝忽然驾崩。
要说，作为宰相的后备人选，此时的吕夷简高举“按既定方针办”的旗帜，更有利于自己的前程。
至少，也不能辜负真宗的信任。
但是，他率先提出必须埋葬真宗的“祥符天书”。
大家都知道，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天降祥符”折腾了几年，闹得国家元气大伤。
就连一生正直的一代名相王旦，都没能制止这场骗局的发生，甚至不得不登上“贼船”，推波助澜。临终，他深深自责，留下遗嘱：穿黑衣，以发遮面，无颜见列祖列宗，以此惩罚自己，警示后人。
当然，埋葬“祥符天书”也要讲究个方法。
吕夷简上书：不埋葬“祥符天书”，不足以报先帝。
哈哈，这些都是先帝生前最最喜欢的东西，怎么说都得随葬在他的坟墓永定陵。
仁宗皇帝与摄政皇太后刘娥只好点头称是，称这些“祥符天书”“专属先帝，不可留于人间，当从葬永定陵”。
埋葬“祥符天书”，标志着一个时代、一个举国为“祥瑞”而折腾的时代结束。
结束这个时代的，是王曾（王旦之子），还是吕夷简呢？
《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天书从葬永定陵，据国史，实吕夷简建议。魏泰《东轩杂记》（即《东轩笔录》，乃魏泰记载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旧事的笔记）则以为王曾。今两存之。”
信国史，还是信杂记呢？
抑或，是吕夷简与王曾的密切配合？
《宋史·吕夷简传》云：“始，王旦奇夷简，谓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与曾并相（吕夷简与王曾共同担当宰相，执掌朝政）。”
说到这儿，吕夷简、王曾两人到底是谁率先提出的埋葬“祥符天书”，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
这种相互合作，不但埋葬了“祥符天书”，更重要的是埋葬了借“祥符天书”而上位的“五鬼”，即丁谓、王钦若等。
倘若不借埋葬“祥符天书”打死“五鬼”，“五鬼”在仁宗初年（皇帝年幼，太后摄政）自然会继续“折腾”……
就是打死了“五鬼”，吕夷简依然小心翼翼——
“大内火（内宫发生火灾），百官晨朝，而宫门不开。辅臣请对，帝（仁宗）御拱辰门，百官拜楼下，夷简独不拜。帝使人问其故，曰：‘宫庭（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帝举帘见之，乃拜。”
拜错了人，那就要“城头变幻大王旗”了。
国家，也许因此而遭遇兵难。
志在“碎步改革”
仁宗尚未亲政之前，先后用过两个年号：天圣、明道。
无论天圣还是明道，都是说大宋的天空有两个“太阳”（年幼的仁宗与摄政的皇太后刘娥）：天者，二人也；明者，日月同辉也。
但是，刘娥毕竟只是仁宗的养母。
生母李宸妃的事儿就是捂得再严，只要刘娥死后，就一定会暴露出来。
关乎吕夷简如何处置“李宸妃事件”，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狸猫换太子”，前两篇已经说得比较清楚，这儿不再赘述。
之所以再度提及，只是想说：危难之际，吕夷简“屈伸舒卷，动有操术”，总能让大宋帝国化险为夷。
吕夷简不是不晓得帝国的积弊，更不是不想改革。
想当初，刘娥摄政时，吕夷简主持了茶法改革。
在当年，茶叶不是个小东西。围绕茶叶获取的利润，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收入之一。但是，专卖性的“榷茶法”僵硬不堪，生产者抱怨无利可图，政府的收入也在减少。于是乎，以开放通商性的“贴射法”取代专卖性的 “榷茶法”，自然就成了一个好的方案。
新茶法推行后，不仅茶农和普通茶商受益，更增加了朝廷的收入，谁能说不好呢？！
但是，就是有人出来反对。
因为新规则剥夺了旧时享有特权的大商人的暴利，与这些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官员先后上奏，闹得不可开交。天圣三年（1025年），朝廷下令叫停，吕夷简被弄了个灰头土脸。
仁宗甫一亲政，吕夷简上书继续议论改革：“帝始亲政事，夷简手疏陈八事，曰：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赂，辨佞壬（奸邪），绝女谒（杜绝宫中嬖宠干政），疏近习（远离小人），罢力役，节冗费。其劝帝语甚切。”
吕夷简将“节冗费”放在最后，只想“碎步前进”。
但是范仲淹将“三冗三费”作为中心议题，志在“一步到位”。
有时候，小碎步都走不下去，何谈“一步到位”呀！
但是，“失败者”却成了千古完人，一步步将国家推向“仁宗盛治”者却名声不佳。
吕夷简，近乎一个人在战斗而已。
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一帮人在战斗而已。
吕夷简最怕引发“党争”。
范仲淹、欧阳修提出“君子有党”。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宣和六贼”，“党争”亡了北宋。
当然，“君子党”们也可以说吕夷简亡了北宋，因为——
“契丹聚兵幽蓟，声言将入寇，议者请城洛阳。夷简谓：‘契丹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无）以示威。景德之役（澶渊之战），非乘舆济河（真宗坐轿渡过黄河），则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今河北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或曰：‘此虚声尔，不若修洛阳。’夷简曰：‘此子囊城郢计也（祸乱天下的计策）。使契丹得渡河，虽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大名）。”
只是弱弱地问：倘若营造了洛阳，北宋就不会亡了吗？
当局者迷。
仁宗一朝，无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改革。
“庆历新政”失败后，仁宗一朝还在“碎步改革”，回到吕夷简的变革方式上。
当局者迷。
回望历史，我们才猛然发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仁宗一朝，竟然是大宋帝国最好的时代。
甚至，“仁宗盛治”在“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上。
吕夷简呢？
一如奉安他灵魂的坟墓，都“荒芜”在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大地上……（全文完）
（原标题：吕夷简“动有操术”致“盛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