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华磐安最近有点火。该县政府网站上公示了14名拟提拔任用的官员个人信息，除通常的出生年月、现任职务、拟任职务外，还详细列出了房子、车子、收入、投资收益等财产情况及其获得途径。这种将干部财产上网公示，并与提拔任命相捆绑的做法，在全国也是首创。
财产公开，公示范围比公示内容更重要
陈方：不管怎么说，能够把财产公示和任命提拔捆绑在一起，这是干部财产公示方面跨出的一大步。应该说，官员财产公开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趋势中，一步到位的可能性不是太大，我们需要的是“增量改革”，所以，只要在往前走，每一个亮点我们都应该珍视。
李妍：官员财产申报，从1987年提出到现在，都20多年了。对于这方面的讨论，大家几乎已经处于一种疲惫状态。为什么？就是因为讨论了这么多年，很多地方依然处于一种“条件尚未成熟”、“全面推行尚存一定困难”这类论调中。这次浙江金华磐安对拟提拔官员推行财产公示，其公示家底之详尽，甚至在网络上形成了一种围观效应，可以说终于让人看到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曙光。
翟春阳：从公示内容来说，虽然规定得比较详细，房产、车辆、存款、证券都包括在内，但也称不上开风气之先。此前江苏淮安，自今年8月1日起，同样实行了拟任干部财产公示，公示内容并不比磐安少。磐安的亮点其实不在公开内容的扩大，而在公示范围的扩大。淮安基本上是“内部公示”，公示范围仅止于在单位内部；而磐安的公示则是放在互联网上，全世界都看得见。
陈方：春阳说得对，“公示范围”其实比“公示内容”更重要。比如，你公示的内容很彻底，但只有内部人知道，那监督力度还是有限的；相反，哪怕公示的内容不是特别全面，但只要公示了部分敢让全世界的网民看，这部分内容的真实性，相对来说应该是经得住考验的。互联网时代，网民“扒粪”的力量还是不可小觑的，这也是我们必须欣赏磐安这次改革的重点所在。
李妍：这次浙江磐安的官员财产公示，突破口还是放在了“新拟提拔干部”上。
陈方：“新拟提拔干部”这个突破口，也并不是所有声音都是正面的。很多声音认为，这是专门拣软柿子捏。官员财产公开，老百姓当然是希望一步到位，让所有“腐败分子”统统现形，但是从干部群体的心态来讲，普遍希望稳步推进，有一定缓冲期。“新拟提拔干部”这个突破口，也算是一个过渡。“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体现了以增量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战略思维。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之所以迟迟不能全面实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这项制度将不可避免触及许多官员的实际利益，并将一些官员采取非法手段攫取的大量灰色财富曝光于世，由此会引起社会震荡。所以，以增量带存量的改革路径，还是符合实际的。
翟春阳：磐安这次公示的14名官员，绝大多数是80后、而且职位是副科级。年轻，参加工作时间短，一般而言，是刚入政坛，还没有染上一些为官的坏习气；而级别低，则意味着自己掌握的权力还不够大，这两个因素，导致这样的群体对财产公开最没有抵制情绪。那么他们也就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阻力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改革从最薄弱的环节寻求突破，应该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陈方：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现代社会，化解冲突的最佳途径无非是谈判、协商，寻找利益各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均衡点”。
没必要因为少数人的贪腐，而让官员群体被妖魔化
李妍：老百姓为什么那么关注官员的那点家底私产呢？其实倒不是想关心官员家长里短那点儿事，而是希望通过公众的目光聚焦，让官员财产状况置于阳光之下，防止腐败发生。现代政治中，官员通过申报公开财产，接受公众对权力的监督，是国际惯例，也是政治文明的内在诉求。任何人出任公职，都必须让渡其作为普通公民的一些权利，包括自己的财产隐私权，这是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它需要保护的权利。
翟春阳：为什么要有财产公开？第一个想到的是老百姓想要知道官员的财产信息，但如果官员财产申报不实呢？是的，老百姓无所不在的眼睛，可以发现其隐瞒的信息。即使不公开，老百姓也还是可以了解官员的财产信息。但其实财产公开制度所要给大众提供的，就是一参照物，让老百姓更为方便地检验官员的财产信息，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聚光的点。只有有了具体的检验对象，才容易发现问题。而如果没有官员财产申报，百姓对官员的监督既不易下手，而且力量也容易分散。
陈方：春阳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财产公开，老百姓监督的目标就不够具体，你今天觉得这个官员的消费水准和他的收入不相配，我发现那个官员不相配，这很容易给老百姓留下一个泛泛的印象，我们的官员在财产收入方面都有问题，也容易误伤清白的官员。
李妍：陈方说的，也是官员财产公示的意义之一啊。我曾看到一则报道，对于官员虚假财产申报，不少内部人心知肚明，但谁都不愿意去做刺儿头，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这其实就是内部监督的局限，大家都知道，但都不说出来。所以，没有外部的监管，官员财产申报很大程度就是形式；而如果有了公示，让公众外部监管的力量照进来，情形肯定会大不一样。
陈方：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诉求，其实也是为了保障老百姓的监督权。监督的权利从哪儿来？前提是知情权的满足。官员财产不公开，老百姓没有知情权，那又谈何监督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倒觉得公开官员财产，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好官。2011年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曾指出，高达70%的被调查公职人员认为应当公开其财产状况。为什么有那么多公职人员认为应公开，其实他们就是为了免于被误伤。网络时代，官员们已无多少隐私和秘密可言，没有必要因为少数人的贪腐，而让官员群体被妖魔化。
公开官员财产是不是必须提高官员收入
翟春阳：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何遭遇极大的阻力？为数不少的官员，其财产来源摆不上台面、经不起检验是一个。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按正当收入，比如官员的工资、各种补助，官员的收入在中国各阶层中其实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而事实上这又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导致，只要一实行财产公示，官员就必定陷入无法自证清白的困境。
因为官员在任何国家都不属于低收入群体，否则谁还愿做官呢。但中国的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公仆”，工资标准不高。他要有一个官员应有的生活质量与体面，就很可能会有灰色收入。也就是说，要在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是不是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先把官员的收入提上去呢？比如一个处级官员，他的工资能达到20万、30万吗？20万、30万，也就是企业高管的身价，一个县委书记、县长的正当收入，如果连一个企业高管都比不上，也是不相称的。
陈方：任何一种职业，收入的多少当然是一个价值标准尺度，但是不能完全拿收入来衡量。如果你想当官，那么你内心是不是应该首先确立一个信念——— 为公众服务的信念。能证明自己价值的是你为公众办了多少事，而不是你收入能不能达到企业高管的水平。
翟春阳：中国官员(一般公务员)的薪资可以说是世界最低的之一。这是相当畸形的。官员要有理想，但薪资也要与其职位相称。
陈方：我们当然反对当官的人必须过苦行僧般的生活，但是，收入只要说得过去就可以，而不是说，必须提高了收入才能公开。这倒让我想起了现在为什么官员财产难以公开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历史背景”。
除开那些因贪赃枉法而畏惧财产公开的官员外，其他干部的主要顾虑在于担心公开财产后，体制所给予的各种“合法但不一定合理”的既得利益，以及游走法律边缘的“灰色利益”等引起老百姓的心态失衡。比如，不少公务员享受了“福利分房”、“集资建房”等福利，不用与老百姓一样承受高房价的压力。这些利益并非违法所得，但从其他社会群体看来，却极端不合理。所以很多官员也担心，一旦财产公开后，老百姓能够理解吗？会不会更加重“仇官”情绪？
翟春阳：按中国的薪资标准，连部长都买不起房，你又怎么要求官员清廉？
陈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倒觉得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和官员财产公开捆绑起来进行。
李妍：我反对这种一讲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就要提高收入、谈条件等做法。官员手中的权力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政治资源，这种资源足够他实现多种常人无法办到的事情，如果左手掌权，右手拿钱，这种官员是不是过得太滋润了些。
陈方：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一个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的转型中国而言，当政者要选择一个利益相关各方都能接受的“突破口”和“均衡点”，难度比较大，顾虑比较多，决心不易下，这才是目前财产公开陷入“胶着”状态的根本原因。
李妍：不论如何“胶着”，官员财产公开，我还是很赞同孙立平老师说的，官员财产申报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关键的问题是诚意和魄力，把诚意拿出来，不摆条件，只要你真想做，就能做起来。
（原标题：财产公开也是为了保护“好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