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昌平：12年后再上书“说实话”
■李昌平和他的团队在河南农村综合改革实验区信阳郝堂村做的一个“养（1 ／6张）
2000年因向朱镕基总理痛陈三农问题而闻名2012年著书探索三农解困之道———
李昌平最近又写了一本书，叫《再向总理说实话》。
10年前，他曾出过一本《我向总理说实话》。那之前，他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在任期间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激愤痛陈三农问题，那封信开头所写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当时对三农问题的最经典概括。
之后的这十年，李昌平辞了职，南下，北漂，转换了多种职业身份。现在的李昌平——不甚讲究的衣着发型配着他的中等身量，仍依稀散发着田野般的朴实；口才甚佳，而乡音未改地说起自己现在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在出差，三分之一时间在做新农村建设的项目，“反正不是在农村，就是在去农村的路上”……
李昌平认为，现在的三农问题中，存在着官员的话语体系、学者的话语体系、老百姓的话语体系和NGO的话语体系，不同的话语体系互不相通。“混搭”的他，是穿插在不同话语体系中的行动者。
只是，12年过去，李昌平最后还是回到起点：仍然是以给总理写信的方式。
写信时前途光明
24岁作为省里培养的第三梯队的苗子脱产学习；34岁以湖北省百名优秀党员身份到党校读书。
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发自农村基层干部的声音，系统地提出问题，并且用大量数据和切身经历讲出来，他是第一个。然而当初他在棋盘乡“给总理写信”这一步棋，却让他自己的人生棋局发生了必须重新开局的大变化。
写信时候的李昌平，正当37岁，已有了17年的乡镇工作经验，而且是读书和工作相互交错：80年代初，他从学习农业机械的中专毕业回到家乡的公社工作；1987年作为省里培养的第三梯队的苗子，脱产到华中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学；1997年，他以湖北省百名优秀党员、荆州地区基层党委书记的楷模这样的荣耀身份到党校读书，1个月后却因为受“茶卜事件”——乡里一位农民不堪重负喝农药自杀——牵连，被免除职务；后到中南财经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到1999年硕士毕业后，担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乡党委书记，已是他第四次担任乡党委书记。
置身事外的公众评价李昌平给总理写信的行为，多赞他是“良知未泯”，“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敢于表达自己的思考和疑惑”的乡干部，而在他的同僚眼中，就难免先要猜度他的动机是否“有问题”。
事实上，被任命为棋盘乡党委书记后，李昌平摸家底了解到的一系列情况就让他连连震惊：1999年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而农业收入总共还不到1000万元，意味着全部用来交纳税费负担还有很大的缺口。除了农业税，还有乡统筹、村提留。
腊月二十七，乡里给每个干部发了2000元现金，打了2400元白条，然后让大家回家过年，而李昌平“新官上任忙赖账”，手忙脚乱地应付各路前来讨债的债主，直到腊月二十九下午。
大年初六给总理写信
快天亮的时候，我在纸上写上了“总理”两个字，这两个字一写上，一下就知道要写些什么了。
李昌平说，直接触发他写信的，是那年春节的时候看到的棋盘乡农民的悲惨景象。初四上班时，公路上，他看到成群结队外出打工的农民如洪流，半路搭他车的农民有的数说日子如何艰难，有的更直言：“你们当官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 在村里，他看到很多农户大门紧锁。还正碰上几个村干部和一群要出去打工的农民为了预交承包提留的事激烈争吵。进到村民家中，老人拉着他的手哭诉看病、读书、交税等一桩桩犯愁的事，村干部也跟他抱怨工作没法完成。可他知道，那年还要再增加负担，找不到化解的良策，他心中很悲凉。给华中农大的同学打电话讨教，结果发现各处的情况彼此彼此。
冲动之下，初六的夜里，他就想给县委县政府写一份报告。“但是我知道的这些情况，他们也都知道，写了报告也没什么用处”，所以一本纸，他写了搓，搓了写，折腾了一个晚上也写不下去。湖北正月里很冷，他要坐在床上围着被子写，“快天亮的时候，我在纸上写上了‘总理’两个字，这两个字一写上，一下就知道要写些什么了，这信后边写得就很流畅，到写完时天也亮了。” 4000多字的信他一挥而就地写了“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等七个方面的问题，每一项还都列出他所了解的数据。
其实，写完信他并没有立即寄出，直到3月8日正式寄出，中间那20多天里他在反复掂量，此信一旦发出会有哪些后果。李昌平当时设想了三种结局：一、没人搭理，石沉大海。二、领导做个批示，再一层层转回来。三、领导派人暗访，或找他进一步了解情况。他自己分析，若第一种情况就算了，也无所谓；第二种后果可能最严重，要做好挨整的准备；而最不确定的就是第三种，不好判断结果。进一步他又想：我能承受的底线是什么？不坐牢就行了。继而他开始逐一追忆检讨自己四次当乡党委书记期间的所作所为，审视一番之后，自己觉得身家清白，可以守得住这个不坐牢的底线，“我确认自己有承受说实话风险的资本，才敢把这封给总理的信发出去。讲出真话真的不容易，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这封信很快得到了高层领导人的批示，农业部派出工作人员到湖北暗访，在暗访调查报告出来后，朱镕基总理再次就这封信做出批示，要求重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为了监利稳定”而离开
我一走，有些领导会感到安全些。我一走，可以将不少的矛盾都带走了，新任的书记就可以轻装上阵。
此后一场“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在湖北省监利县展开，李昌平用“疾风暴雨式”来形容：以化解乡村债务、裁减人员、紧缩开支为改革目标，取消县乡以资代劳款2000万元，取消向村组平摊税征收款1200万元……取消“县四大家”领导专车和包干个人使用3万元专用经费……全县在镇区工作的850多名编外人一律清退，普通公务员月收入至少减了150元……收缴40辆超编小车，拍卖所得用于乡镇还债……随着狂飙式改革的推进，李昌平发现自己的处境越发尴尬，因为他不仅“揭了家丑”，而且这场力求声势浩大的改革一下子触动了全监利县上上下下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李昌平被明显孤立，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与此同时，还有调查组到他过去曾经工作过的几个乡去调查“经济问题”。
9月1日，市委组织部找李昌平谈话，他清楚记得第一句话就是：为了监利县的稳定，可以考虑安排他去别的地方担任更高一点的职务。“这是什么话？那就是说我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嘛。我就提出来，十天之后你们安排人来接我的手，我自己也不要组织安排了，我辞职，到南方去打工。啥都不要了，离开体制，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民工。”
临行前，他以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传达出他的告别辞：“我离开监利，对我本人、对县里和乡里的工作，都有好处。我一走，有些领导会感到安全些。我一走，可以将不少的矛盾都带走了，新任的书记就可以轻装上阵。”
在他离开监利后不久，一阵风的改革过去，已撤销的管理区以“责任区”名目登场，强行征收农民的税费款，不交的就强行进入“学习班”学习，三个月里先后有4位监利县农民因为负担和债务的问题死于非命，成为刚刚诞生的“监利经验”的莫大讽刺。后来李昌平总结这一年为：一封信，一段领导批示，一个现场会，仅一个月、一阵风式的突击性改革，能收获的与其说是改革经验，毋宁说是教训。
跳出圈外看三农
学者的东西基层干部和群众看不懂、听不懂。但我愿意和学者交朋友，做学者的学生和翻译。
李昌平到南方后，想切割过去，重新开始。他先到深圳的台资企业，后来到珠海蓝田公司时，连名字都改为李盛安，因为蓝田的基地就在湖北洪湖地区，改名字是为避免给自己、给企业带来麻烦。结果没多久还是暴露了行踪，他当了不到三个月短命的总经理，再次选择离开。
这之后，他到北京，在温铁军的《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做过三年的记者、编辑；在香港乐施会做云南、贵州等地的乡村扶贫项目；还在河北大学的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做过研究员。其间李昌平发表了诸多政论文章，对中国农村治理以及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金融、新农村建设等有过多次论述，而且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和媒体对他的持续关注，不少大学、地方党校、培训机构、学术论坛也纷纷邀请他做专题演讲。
然而，这些也招来了对他的质疑和批评，比如说他现在已经脱离了农村生活，难再承当三农问题代言人的角色；比如称他的论述缺少逻辑能力，比如批评他的学术功底不够。但是李昌平还算是清醒的，尽管介绍他时常被冠以“三农专家”等等光环，可他总是说，自己从来就没打算成为一个学者，“我不可能做学者，我始终是一个行动者。在多地和多领域的实验中验证、尝试对错，提出对策和方法。学者的东西基层干部和群众看不懂、听不懂。但我愿意和学者交朋友，做学者的学生和翻译。”
“和很多不同的圈子都有过交道之后，我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现实中至少存在着官员的话语体系、学者的话语体系、老百姓的话语体系和NGO的话语体系这么四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彼此听不懂，每一个字都能听得懂，但是想表达的本质的意思是什么，不懂。”
混搭身份显优势
以前体制内的李昌平和今天体制外的李昌平，不是一个李昌平了。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流浪般的十年间做过种种职业角色尝试之后，最后李昌平还是回归到在农村基层做事的人、或者他所说的“行动者”这个本色的角色。去年，他和孙君、谢英俊等一批搞了多年乡村建设的民间人士合作组建了“中国乡村建设院”，从事新农村规划、设计、建设的专业服务。他最擅长的依然是跟农民打交道，只是换了一个民间的角度。
即以“行动”而言，他对几类人不同的行动能力特点也有体会：乡干部问题意识强，有整体感觉，解决问题办法多，也很实际实用；但缺点是过于实用主义，往往不讲是非对错，只算利害。学者有宏观视角，冷静，但往往只有某一方面的知识和认知，很难提出整体性的对策。NGO以协作者的身份为农民做事，资源少，没有权力，做事非常研究方法；缺点是难以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案和措施。
这时就看出“混搭”的优势来了：“三者结合起来就比较全面了。因为现在你手上没权力，就更要讲究工作方法。过去在体制里，我的任务是按照上面的要求，针对某些阶段性的要求或者检查做事，但是应景之后就完了，就像猴子掰苞谷，掰一个丢一个。农民呢，也知道就是陪你玩一玩，玩过就完了，所以都不去研究方法问题，很多事就都不可持续。现在我做一个项目是我的作品，就必须研究方法，怎样能实施，怎样能持续发展。比如我们乡建院在河南农村综合改革实验区信阳郝堂村做的一个内置金融项目，实验区政府给农民发了各种各样的产权证，也规定银行必须接受农民的土地、林地、宅基地等的抵押贷款，目的就是想让农民的土地产权金融资产化，但就是没有哪家银行愿意为农民提供贷款。我和信阳平桥区政府合作，在郝堂村建立了“养老资金互助社”——资金互助，利息养老，村民的承包地、林地等便可以在这个互助社里抵押贷款了。那么为什么要选养老做项目？而且为了在村子里扎下根来，我拿出5万块钱放到互助社里，并且不参与分配，我再去讲课、培训，人家才听我说的。我们乡建院做垃圾分类，也是要研究出一套可操作的有效方法，所以才能做一村成一村。今天我不在体制里了，可我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李昌平自己也这样说：以前体制内的李昌平和今天体制外的李昌平，不是一个李昌平了。
再向总理说实话
温总理多次说要听实话，我的信都是写的大实话，是和总理的一个交流。
新近出版的《再向总理说实话》，罗列三农问题依然是用“不假辞色，直白痛陈”的李昌平式犀利语言风格，但是和十年前的全都是说亲身经历、摆出身边问题不太一样的是，这一回他还试图探讨解决问题之道，以准学术研究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将农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来讨论相应该采用的政策。
但是，令人难解的是，他早已置身体制外，算是跳出三界五行了吧。再写书，为什么还要如十年前一样，向体制内发声，叫《再向总理说实话》呢？其实十年前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最后发出的“施仁政吧！施德政吧！依法行政吧！重视农民的权利吧！珍视农民的生命吧！”的呼唤，已遭人诟病为无力的“哀求”。
对此疑问，李昌平的答案有两个层次：上一本《我向总理说实话》写的是“我”给朱总理写信说实话的前后过程，讲的是一个真实的事。《再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的基础是他去年花了3个月“闭关”，给温家宝总理写的一封信，“是我对最近20年三农的思考和对未来三农道路的探索，是我离开体制十年，根据自己的实验进行的思考。温总理多次说要听实话，我的信都是写的大实话，是和总理的一个交流。”这封信他已经交国家信访局呈送给总理。而出版成书，是因为李昌平不仅希望总理看到他想说的这些话，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大家看了，不论是肯定我还是否定我，引起讨论就行，讨论就是有意义的，就是有价值的。也可能有高人超越我的想法，能想出更好的三农解困之道。或者，至少可以推一步，不在那些原有的文件和学术话语里老转圈了，那些话语今天已经不能解释实践了。”
而依然选择向体制内发声，则是“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大部分的资源和人才还都是在体制内，而每一次体制的一点点变化，对整个社会的改变是巨大的。”
■文/本报记者 谭璐
■图片提供/
李昌平
（除署名外）
观点摘要
重要的是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做，怎么做是农民自己的事情。
很多学者以为自己是农民的上帝，以为学者、法律、政府相对农民和“农民集体”而言对农民更好，这真是自以为是。
在土地制度的变革上，我们为什么不能将农民的创造法制化和政策化？为什么总是不要农民参与政策和法律制定？
个人简历
李昌平，男，汉族，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
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2000年3月，作为湖北省监利棋盘乡党委书记，他慨然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2000年9月，辞职南下广东打工，公开呼吁“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
2002年1月，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
2003年10月就职于香港乐施会，任西南项目官员。
2006年7月，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2011年，和孙君、谢英俊等一批搞了多年乡村建设的民间人士合作组建了“中国乡村建设院”，从事新农村规划、设计、建设的专业服务。
2012年，出版《再向总理说实话》，试图探索未来三农道路。
■摄影/本报记者 郁骁
